野松既是诗人又是诗歌评论家，在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上同时垦拓，均取得了极为不俗的成绩。而今他将近年来的一些批评文章结集起来，以《南方诗神的咏唱——广东诗人论》为名在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既是对他一直以来孜孜不倦进行诗歌批评工作的某种小结，也是他借助诗人个体和诗歌文本的批评所呈现的诗学观念的集中展示，其所体现出的积极意义和突出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诗歌批评大致可分为两类：学人之评与诗人之评。前者在批评的理论厚度和逻辑演绎上也许较为讲究，但这类评论因受学人自身在诗歌感悟力上的欠缺和有意屈就理论之完整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往往会暴露出以某种事先预设的理论来肆意阉割诗歌实际的弊病。后者尽管在理论的自洽和逻辑的周严上并没有完全缝合，但由于持论者具有敏锐的诗性领悟力和高妙的美学鉴赏力，其批评文字中往往会有独特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说鱼贯而出，给人带来层出不穷的艺术启发和思想警示。野松的诗歌批评显然属于后者，评论家往往能凭借自我过人的诗性直觉，窥见到批评对象独具特色的诗歌美学质地，从而将其提炼和挖掘出来。与此同时，对于笔下的论述对象，野松从来没有毫无原则地一味颂赞，而是能从文学史的视野出发，将批评对象置放在恰当的历史位置上仔细考量，客观论评。以诗性直觉为诗歌批评的切入点和散发处，野松的诗歌批评往往显得气韵生动，精彩迭陈。立足文学史的视野来作理论阐发，这成就了野松诗歌批评文字的史家笔法，也使他的诗学结论往往显得客观公允，真实可信。有了诗性直觉和史家笔法的护佑，野松的诗歌批评自然具有了值得赞佩的美学力量，并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野松的诗歌批评文本形态是充满多样性的，既有对文学思潮的整体性概览，又有对诗人群体的集中阐发，还有对诗人个体诗学精神与美学风貌的细致剖析，而在这些不同类型的诗歌批评文本中，保持纯正的诗性直觉并以此为支撑点来展开自己的诗学言说和观点阐述，构成了其批评言说的基本原则和伸展路径。在《好诗在<射门>》一文中，尽管野松对于何为好诗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的，即“我们的诗歌只有深深扎根现实的泥土，有真实的人间烟火味，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可，才能获得可让时间检验的生命力。”但诗人对于《射门》诗刊中好诗文本的遴选，通常是从自我良好的诗性直觉出发来开展此项工作的。立足甚佳的诗性直觉，野松挑选了这本民间诗歌刊物上出现的优异之作，诸如乔木《故乡的云》、薛广明《勇气的反面》、张况《电祭》、汪治华《吠》等，并加以精彩的品读和赏析。《广东珠西诗群：一个从江门出发的民间诗群》是关于“珠西诗群”的发生与成长历史的宏观性阐释文章，该文论及了诗群成员所创作的不少优秀文本，如李月边的《大雪，掌中血液沸腾》、海洋的《梁启超铜像》、杨雨的《木椅上的早晨》、施维的《海客瀛洲》、郭杰广的《横江渡》等，这些文本的选择，都不是评论家按照某种理论套路硬性选拔的，而是基于诗人良好的诗性直觉而作的自然而然的挑选。

在对诗人个体的诗学精神与美学风貌的细致剖析中，野松更是将他良好的诗性直觉和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发挥到了极致。如评价诗人马莉，野松指出：“马莉的诗歌写作，其实是与她的心灵境相一直相契相通的，也就是说，她就是凭着对世界最初的直觉去写诗，让其纯粹的诗心营造出纯粹的诗意诗境，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心。”（《依然保留对世界最初的直觉——评马莉诗集<时针偏离了午夜>》）可以想见，马莉绝佳的艺术直觉与野松对自己引为自豪的诗性直觉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振关系，这才使得评论家对诗人产生了惺惺相惜的赞叹之情。在极好的诗性直觉的支配之下，野松也较为轻松地发掘到了马莉诗集中的上品佳作，如《抓住直觉的影子》《保留着对世界最初的直觉》《一个人走动的声音》《我听见了错乱的声音》《我相信眼前的天空》《有些奥秘不能深究》等等。在评论林馥娜诗集《我带着辽阔的悲喜》时，野松抓住了诗人善于运用大词的这一写作特色，并阐述道：“我们就不难发现和理解为何林馥娜诗中会常常出现大词却又不显得虚妄，因为，这与诗人心胸、境界的阔大有关： ‘寻梦的人，游走于此岸与彼岸／栖居于永恒的林间，胸间的田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发现，有一种坚硬的气质，横架或直竖在林馥娜的诗中，构成一种英雄独立苍茫的气象。”(《将大情怀落到实处——读林馥娜诗集<我带着辽阔的悲喜>》其间袒现出的评论家良好的诗性直觉，可谓是极为鲜明和突出的。

难能可贵的是，野松不仅具有良好的诗性直觉，还有自觉的文学史意识，这使得他的诗学立论往往显得持中公允，不偏不倚，并不会陷入过度拔高或者刻意矮化的批评泥淖中。长篇论文《南方诗歌精神高地的建构———试评<南方诗选>和<珠江诗派>》是对何光顺编选的《南方诗选》与温远辉、何光顺、林馥娜合编的《珠江诗派———广东百年珠江诗派诗人作品选析》两部诗歌选本的集中评论，其中有两段话格外精辟，现抄录如下： 

南方诗歌精神高地的构筑，最终要由优秀的南方诗歌作品来支撑。南方诗歌或珠江诗派，因南方文化或曰珠江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海洋性和开放性、前沿性和变通性等诸多特点而群落众多，但其内在的诗学精神应是一致的，那就是以诗的形式来表现当代中国南方改革开放生存境域下的心灵镜像与心灵诉求。

南方的思想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诗歌创作的开放性，因其开放性与包容性而让诗歌风格千树百花，尤其是生活在岭南的广袤之地的都是从不同朝代不同地域迁居而来的“旧新客家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收，都较好地体现于他们的诗歌作品之中。

这两段话从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视野上来窥探南方诗歌精神和广东诗歌创作，显示了诗人严谨求实的历史态度，以历史态度为立论基础而书写出的精彩文字，必然是一种可贵的史家笔法的生动体现。

再如对广东地区打工诗歌的概述，野松也注重从历史发展的客观维度上来考量，他论述道：“打工诗歌，是时代发展的一种文学产物，是一群与命运抗争的打工者———将青春、将生命，内化成抒情文字的歌者，以最真实的声音，向世人述说底层打工人群的各种际遇，以及不甘向命运低头、执着追求的梦想，以诗歌展现他们的心灵风采，已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一道十分亮丽的景观。这特殊年代造就的特殊景象，是中国百年新诗最绕不开的重要话题之一，也是中国百年新诗发展史上最浓重的一笔。而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最前沿的省份，是引进外资最早最多，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最好的省份，更是打工者最多的省份，因这些打工者（包括外来的与本省的）以诗歌形式抒写各种打工际遇和打工感悟，而催生了打工诗歌，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打工诗人。因此，完全可以说，广东是新时期中国打工诗歌的原生之地、发轫之地，以及发展之地、繁荣之地。”（《最真实的声音，最诗意的呈现——广东原生态打工诗歌管窥》）因为坚守了尊重历史、依靠历史的批评原则，野松对于诗歌现象和创作实际所作出的评判总是站得住脚的，而由此得出的诗学结论便能令人信服和接受了。

可以说，诗性直觉和史家笔法，已然构成了野松诗歌批评的两大优势和亮点，在我看来，遵从自我的诗性直觉，秉持史家笔法来开展持之以恒的诗歌批评工作的野松，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某种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批评范式，他的研究工作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