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在香港工作生活逾二十年的葛亮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他近些年来陆续推出长篇小说《朱雀》《北鸢》《燕食记》等，引起文坛关注。

2000年，22岁的葛亮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香港攻读硕士、博士，尔后在香港浸会大学教书。到今天，他在香港生活的时间正好和他在故乡南京的时间一样长。

葛亮对历史情有独钟，以至于朱天心说他有一个“老灵魂”。从成名作《朱雀》《北鸢》，到今年8月新推的《燕食记》，无不是以辽阔的大历史作为人间悲喜剧的舞台。近日，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十年：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融为一体 

羊城晚报：2011年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朱雀》出现在内地读者面前，到今年8月新作《燕食记》发布，中间整整跨越了十年。对您而言，过去十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葛亮：过去十年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程。在香港浸会大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其实我在做的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是融为一体的，我已经习惯了在研究和写作两种思维模式之间自由切换。我想我最大的收获是一直在最大化地体验生活，寻找各种写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尝试我的历史观在文学作品中的沉浸和表达。针对我感兴趣的题材，我做了大量访谈和田野调查，同时也通过虚构的写作训练去填充史料的不足，努力表达“常情”在历史逻辑中的力量。

羊城晚报：您是到香港后才开始写作的，香港对您的文学审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葛亮：到香港求学的过程中我开始写作，我想是香港这座城市给予我创作的滋养。香港的文化形态和人文环境，和我的家乡南京很不一样。可能因为南京本身是六朝古都，它的气韵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生活安逸又文艺，就像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说的，“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即使下里巴人，收了工都要跑去雨花台看日落。这样的生活形态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所以我在南京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写小说。到了香港后，实际上是进入另一种迥异的气韵，一方面这座城市多元混杂，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其间冲击对撞。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种相当强度的刺激。香港和我的“家城”南京的差异如此之大，让我有落笔的冲动，去回望我的来处。我的处女长篇《朱雀》讲的就是一个苏格兰华裔青年回到他祖父的故乡南京留学，以“外来者”的眼光追寻南京往事，这种躬身返照的立场为我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基石。我开始思考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以及不同的文化对人产生的冲击。这些思考融入我的写作中，激发了我的创作活力。

羊城晚报：这十年，您和内地读者的互动也越来越频密，这种互动对您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葛亮：我非常感谢我的读者，写作是很孤独的事业，读者的陪伴很重要。我每部长篇写作的周期都比较长，有时在新书发布会上会遇到以前的读者，他上一次来见我还是一个人，再见时已经带着宝宝来了。这让我觉得很感动。我不是一个互动性特别强的作者，包括社交媒体也不怎么会玩，但总有一些读者在默默地陪伴着，任凭岁月流转，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反过来说，我坚持写作也是为了陪伴这些读者，这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成全和守望。

 历史：“格物”也是为了构筑文学的意义

羊城晚报：您是一个历史意识很强烈的作家，从《朱雀》《北鸢》到《燕食记》，都选择将大时代的开阖作为故事展开的舞台。对您来说，历史是什么？

葛亮：我对历史的兴趣，要感谢香港。很多人对香港的印象还停留在明信片式的城市印象，无外乎维多利亚港湾的璀璨楼宇所形成的天际。但我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发现香港人对历史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尊重，他们对集体回忆的重视让我很受触动。也是在香港，让我体会到历史对一个写作者的珍贵。在南京，历史“俯拾即是”，三百多年前的古城砖就堆积于巷陌，这种历史的丰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以为历史就是日常。这种环境下人也许会显得蒙昧一点，因为体会不到历史之重。可能正因为香港没有那么绵长的历史，香港人珍惜每一处历史的留痕。

我们经常责怪大城市千人一面，归咎于全球化对人的扫荡。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个体可能也需要去检视自己，我们心里到底有没有历史？历史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很重要。一旦没有了历史感，每个人都会感到彷徨，每个个体也无法体会到自身的意义所在。作为一个写作者，重塑历史最终是为了帮每一个个体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

羊城晚报：和传统的“大历史”叙事不同的是，您热衷于捕捉历史的“分岔小径”，以人间烟火知著于历史的“大动脉”，这种书写的兴趣是怎么来的？

葛亮：这里我必须提到一本书，去年刚推出中译本的《奶酪与蛆虫》，这是我多年前看过的一本微观史著作。我的历史观的构成很大程度受益于卡洛·金兹堡的研究。《奶酪与蛆虫》关注“自下而上”的历史，也就是和宏大史学、权力史学相对的“小历史”。“小历史”根植于日常生活，反对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忽视。另一方面，“小历史”不局限于复刻或还原过去，而是从具体的个人和经验出发，走向更加广阔的语境和时代。金兹堡的观点对我触动很大——他说，历史最基本的单位是人。这种关于历史的阐释仿佛为我打开了通向全世界的通道。我也是在这一历史意识的前提下开始写《北鸢》，通过《北鸢》的写作，我发现历史叙事最终都是可以回归到人物个体生命的基底。

羊城晚报：二十年前，作为一个年轻作家，您是如何培养自己面对历史叙事时的勇气的？

葛亮：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写作前需要做充分的资料准备，要做得特别扎实，我才愿意动笔。在我看来，面对历史，“格物”之举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说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但我总觉得在长篇小说写作里必须要以充足的案头工作作为写作的底气。比如《北鸢》中有一处写“祭孔大典”，只是一小段，但我花了很大功夫去研究文献，包括对府县两祀的日程、主祭的祭辞格式、祭服的具体样式都做了详尽查证。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值得花的，一切从史料和田野考察中得来的细节最终都会在小说中有恰如其分的落地。“格物”不仅仅是为了接近历史的真相，也是为了构筑文学的意义。注重历史细节，不是为了搭建出一个最客观的历史场景供人观摩，而是通过这些细节去阐释历史，让历史自己来说话。

传统：在现实生活中不抗拒“潮”

羊城晚报：有出版人评价，您是在快时代写“慢东西”，在新时代写“旧东西”。评论界也给您贴上“新古典主义”的标签。您认为自己是一个“逆潮流”的作家吗？

葛亮：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抗拒“潮”的，也没有刻意往哪种类型的写作靠近，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我相信每一个当下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它发展的起点和渊源，所以我的很多小说其实都是现实对历史的逆推。

羊城晚报：您的文字在当下有非常清晰的辨识度，如白岩松评价，“干净但稠密，仿佛从遥远之地而来”。这是精心锤炼的结果还是内心气质的自然外现？

葛亮：每个人的文学气质都是岁月养成的，我没办法具体解释我现在这种写作风格是怎么来的。成长环境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可能受我少年时代的阅读影响。我父亲经常引导我看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阅微》《耳新》之类，那种精简的文学审美培养了我对古典文字传统的敏感与语感。再加上身处香港这座快节奏的国际大都市，我写作时会刻意让自己慢下来。写作其实是我日常生活里的沉淀之道，可以让我安静下来。体现在作品风格上，可能就是文字比较舒缓，或者带有古典的审美取向。

羊城晚报：但是从《朱雀》到后来的《飞发》《燕食记》，您的语言风格其实还是有所变化的，一开始可能有点文艺腔，现在日趋成熟和自然。

葛亮：我觉得这个变化可能是岭南这片水土赋予我的。岭南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它的表现力很强，烟火气也很重。浸润在这种文化中，可能对我的语言锻造是有好处的，这可能就是你说的自然。正如刚才所说，岭南文化是海洋性文化，海纳百川，非常自由和开放。我在写作《飞发》和《燕食记》时，会不时用到一些粤语，语言风格上由此显出利落且接地气，因为保留了中古唐音，粤语本身是一种古典又精谨的语言，又有饱满的民间感。对粤语的使用不仅让小说的语境变得更加鲜活，表达上也会更加地“爽”。

羊城晚报：您觉得有哪些岭南文化元素仍有待被挖掘和弘扬？

葛亮：包括岭南非遗文化中的广绣、广彩、外销画等都带有很重要的时代印记，但我觉得它们也会有自我更新的过程，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把旧东西强留下来。对待非遗文化，如果只是抱着文化挽救的心态，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一曲挽歌，下一步就over了，实际上你是不够爱它的，也就无法真正做好。

羊城晚报：您的读者中有很多90后、00后，请为他们推荐三本书？

葛亮：我想推荐三本书，都有些薪火相传的意味。第一本是我祖父葛康俞先生的《据几曾看》，三联书店首版时隔20年后，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了复刻版，而且是由我编的。对于想要研究艺术史，或者了解传统中国文化，乃至于了解我祖父那个时代的读者，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入口。

第二本是我很感兴趣的有关中国古典园林的经典著作，建筑界一代宗师童寯的《东南园墅》。这本书是童寯晚年用英文写的，现在由浦睿文化修订的版本是他的孙子、同济大学教授童明翻译的。跟《据几曾看》一样，这本书也是祖孙辈的呼应和传承，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第三本书《也同欢乐也同愁》是201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作者是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她们回忆父母双亲，以一个家庭的聚散折射历史中的国家兴亡，也很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