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哲珠的短篇小说《何以归》原刋于2019年《文学港》第十二期。今年3月22日，《长篇小说选刋》为配合当前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它的微信公众号“公益阅读”栏目中，全文转载了这个短篇。近年以来，王哲珠的小说创作，无论长篇和中短篇，数量之丰，几乎令人目不暇接。但重要的是，在整体质量上，它们也明显提升了，并且稳步地朝向日趋成熟的创作高地挺进。短篇小说《何以归》，恰好可作如是观。

在我的印象中，王哲珠的小说创作，早先较多的是经验性的书写，尤其是乡土叙事的作品，大都与她在少女时代离开农村前的生活记忆存在着隐秘的关联。它们经由想象的调动，形成了一种对于乡村人物的物质境况的逼视和观照，从而揭示了在贫困笼罩下乡村的稠浓的忧愁与生存的苍凉感。但，美好的生活信念，往往使作者没有放弃用理想主义的方式为人物形象的闪光点抹上亮色。这方面的作品，可以短篇《出息》、中篇《厚刀和他的三个老婆》以及长篇《老寨》为例。可以看得出来，王哲珠明确意识到的是，在物质层面的讲述之外，小说还负有同样重要甚或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创作的镐头还必须向人的精神地表掘进，始能在光怪陆离的矿石层中，获得小说的深度的品质，而不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飘散，而了无剩痕。这方面的作品，长篇《戛然而止的列车》、中篇《重置》和短篇《何以归》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是，从抵近于人的内在世界的深刻性而论，短篇小说《何以归》完全可不让于中篇和长篇，篇幅的限制并不注定短篇只能守拙。《何以归》中的主人公是人已中年的李慎。他与父母、妻子和孩子在一起，过的是滋润小康的生活。可有一天，他突然让自己失踪了二个星期，待他重新回到家庭、单位和亲友们的面前，大家都莫名其妙，对他产生了各种猜测和怀疑。李慎的解释是“我想待一待，透口气”。这引起了更大的怀疑。李慎的真实而简单的理由并不在大家的理解范围之内。他只好编造谎言，告诉大家说，他是在二个星期前到医院去做体检，不料被查出了治不好的病，于是顿感“世界漆黑了，大脑空白了”，这才导致了他的失踪行为。但过了差不多二个星期，他到另一家医院去复查，却证明了原来是误诊，实际上他无病，这样他就回家了。谎言得到了大家的相信。但随之而来的是，大家却又开始怀疑，李慎在公园里自个儿度过了二个星期，难道他的身体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毛病？李慎最终无法违背大家的意见，只好真正到一家权威医院去做检查。可李慎知道，怀疑对于他将如影随形，原有的怀疑消除了，新的怀疑又会产生。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然而触及的可能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和时代现实。

李慎的“我想待一待，透口气”而使自己失踪的原因，只有他在自己的心里最清楚。是人生一路走来的顺遂，使人已中年的他在安安稳稳，无所欠缺，无所烦忧的生活中，突然间感到了腻味，感到了激情的失落和人生的平庸，并且因为平庸之故，他几乎可以看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促使他不由得想到了需要“找地方好好想一想”。然而这种生活的迷茫和空虚感，似乎并不仅仅属于李慎，而是也为时代许许多多丰衣足食天天过着舒闲日子的人群所有，所以李慎只是一个镜像和象征。然而正因为如此，遂使李慎的形象具有了试图探访人的存在和人生意义的书写意味。

读过一点学者介绍的海德格尔的人都知道，海德格尔著作中有一个特殊的本体论概念——“畏”。“畏”不同于“怕”，是一种情绪，一种心态，它展现了此在的现身状态。所以海德格尔指出：“在畏之中，碰不到这种或那种可能作为有威胁性的东西而有些相干的东西。”进而指出，“畏启示着无”，无却不是“有”的相对立之物。艰深晦涩，是海德格尔哲学的特点。萨特则有“恶心”这一独特的范畴的提出。“恶心”在萨特的哲学中是特定境遇中个人所产生的心理感受和情绪体验。所以萨特指出：“恶心不是认识，而是对他所是的偶然性的非命题的领会；恶心是这种偶然性向着自为的真正可能性的超越；它是存在的偶然性，是被接受与被拒绝的偶然性。”如果把二位哲学大师的唯心主义的成分剔除了的话，那么我们将不难隐隐领略到，李慎的形象与他们的哲学思想的包蕴，确实是有着可以互相连接的通道。

应该承认的是，就人的存在和人生意义的命题而言，哲学家们的追问是迄未得究竟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无理由奢望小说做得更多。小说显然只能够在其自身的尺度之内给出呈现的形式，并在表达困惑的同时提出问题，而不是也不可能奉上现成的答案和处方。《何以归》正是由此而达成了作为小说的可能，并与哲学有了不谋而合之处。哲学的思辨色彩消解在了小说的形象塑造之中，就像盐之溶于水，不是生硬的移植和置换，而是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那种。因而我们甚至于仿佛能够看到，就在哲学的边上，短篇小说《何以归》宛若是一棵小草，或者像一朵小花，它在自身轻盈的摇曳中，虽然透示出的仅是那么一点点的内在性，但却也已然并非沒有几分迷人的风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哲珠的短篇小说《何以归》可以说是借助了哲学的通幽曲径而在精神勘探中照亮了自己的创作指向，同时也展开了更广袤的文学地平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