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去了一趟花市，我看上了一盆墨兰。

紫褐色的陶盆像古董，顶部的喇叭口处还镶有一圈花边，兰叶从铺满白色碎石的缝隙中钻出来，一片片、一层层地展开，浓绿中间又伸出三株高高的花茎。其中两枝并拢，倚靠生姿，另一枝则旁逸斜出，弯成一个S型的弧度，再向上挺拔，酷似一个双手作揖的拜年状。

看着兰花的勃勃生机和可掬形态，我把盆景安放在书桌的最显眼处，希望它带来一个喜庆祥和的春节，也带给我一年的好心情。可是后来彻底失望。这不因为兰花，而是因为疫情。年前买花时，我丝毫感觉不到疫情与我有关。堂弟陪着我去花市，拥挤的人群中，看到稀稀落落的几个戴口罩者。堂弟对我说，听说发生疫情，可是我们没有口罩。我却对他说，你张开嘴巴呼吸吧，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就那么几个疑似病例，怎么可能一下子传到惠州。但事情真是令人无法意料，只过了一天，武汉不断传来告急的坏消息，而且完全打乱了我的春节安排。儿子回家的机票退订了，儿媳探亲的行程取消，年后回乡下的计划也彻底泡汤。再过了二天，武汉封城了，在新闻上看到的，尽是令人陡然心沉的报道：感染人数急剧攀升；死亡人数与日俱增；医疗物资四处告急；医护人员星夜驰援。到了大年初一，公共卫生一级响应一发布，各大城市相继封路，小区村镇限制出行，连老家乡下都封路了。此时我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才急着去找口罩和消毒药物。

我住在中信水岸城，初二那天，离我家不足百米的楼层发现了疑似病例。我在车上亲眼看见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将患者抬上了救护车。邻居们还以为是其它疾病，都在询问打听，当患者家属信息发出，整个小区都紧张起来。信息说：“我们年前从武汉回来，患者是我家的，给大家添麻烦了，确诊是新冠病毒，己送医院。今我们一家老小都在家隔离”。就在当天，小区四门封闭，出入严控。从这一天起，我一直蜗居在工作室里，基本没有迈出门槛。开始几天，看看书、练练字，倒不感寂寞。有朋友发信问安，我还在调侃：“墨兰陪我读闲书，挺好”。可是，一周过去后，两周过去后，原来所期待的拐点并没出现。年没过好，元宵也闹不成了。朋友问：“你不是有任务吗？不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长篇写出来”。若在平时，这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可如今我根本无法安静下来。每天从电视、手机看到的新闻，都是疫情不断扩散的消息。几万人的医疗队，奔赴湖北救援仍然捉襟见肘，可以想象需要救治的患者是如何众多和危急。我站在窗前，看着冷冷静静的街区，看着空无一人的河中操场，异常的死寂令人脑里一片空白，心中满怀悲戚。我一概记不起此段读过什么书，改过什么稿，也完全忘记了给那株墨兰浇水。

人非草木，孰能无忧？其实花草也通人性，墨兰此时蔫蔫的，完全没了年前的神采和态势。我虽然对新冠病毒知之甚少，但对于瘟疫还是有过亲历。1967年，曾发生过一种叫“流脑” 的传染病。班上有两个和我最要好的同学，几天前还在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发烧没几天就死了一个。另一个送到卫生院救了过来，却因为高烧落下了后遗症。那时乡下没有特别的防护措施，既无强制隔离，也没配备口罩，我被传染后，几天高烧不退，净说胡话。赤脚医生土法上马，夜间用中草药敷额头，白天喝桉树叶子熬的汤。每天都灌几碗下去，喝了吐，吐了再灌，后来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那年流脑听说有数百万人感染，死了十余万人，且大都是青少年，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看到电视上医护人员日夜忙碌的身影，我们却只能无所事事地宅家旁观，心里怪不是滋味。但抗疫不比抗洪，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抬木桩、扛沙包、有力气就行。病毒是魔鬼，看不见，摸不着，唯有医护人员可以对付。总感觉病毒比癌症更可怕，癌症哪怕是晚期，都还能熬得一年半载，病毒除了瞬间地吞噬生命，还会人传人地感染扩散。因此，自觉隔离，坚持宅家又真是最好的配合。那些宅不住的人，不是不怕死，而是侥幸地以为自己不会死。我坚持宅着，也从没间断对抗疫形势的关注。看着死亡人数从几十到几百到几千的攀升，心情也跟着日渐沉重起来。这些鲜活的生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由此感慨，面对病毒，人类并不强悍，更不伟岸，我们渺小得如同身边的花草，脆弱得如同地下的虫蚁。

宅家的日子无事、无聊，却也无暇顾及那株墨兰。不经意间，看见鹅黄色的花茎变成了黑色的干枝，像插在盆上的几根小铁丝。它在何时绽放？又在何时凋谢？竟全然不觉。幸好，叶片仍然嫩绿，新芽仍在抽出。它虽然没给我带来年的喜庆，却默默地陪伴我度过了数十个揪心的日日夜夜。有人说，灾难文学的伦理需要反思灾难，我在反思自己。脑流时喝过桉树水，非典时喝过板蓝根，真不该如此淡忘。在疫情灾难降临的关键时刻，唯有那些无畏无惧的逆行者，才有能力和勇气实施对生命的呵护。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疫情过后，我们是不是会更加自觉地尊重科学，善待自然，与花草虫鸟共同拥有这个多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