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16年11月6日，北京，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暨第十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期间。

访谈人物：少君，博士，曾就读北京大学、美国德州大学，曾任职中国经济日报、美国匹兹堡大学，兼任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被誉为华文网络文学的先驱者，在互联网写下数百万的文字，已经出版《人生自白》《人生笔记》《未名湖》《怀念母亲》《大陆人》《奋斗与平等》《阅读成都》《凤凰城闲话》等50余部书籍。

凌逾，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中山大学博士。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

网络文学新变

凌逾：少君老师您一直是身处网络时代潮头浪尖的知名作家。如今，互联网从万人联网发展到万物联网。时代剧变，您看文学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少君：我想主要是因为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以前我们躺在床上看书然后安然入睡，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过去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随着网络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发展，大家在慢慢改变阅读习惯。记得在1997年时，我第一次提出网络文学的出现会取代传统书本的阅读习惯。当时所有的作家都不相信。那次是中国作家协会在泉州华侨大学召开的第一次“北美作家作品研讨会”，我和於梨华现身说法。当时绝大多数文学研究者、作家和很多著名的评论家都在现场，例如：王蒙、陈忠实、刘登翰、铁凝、方方、赵玫、刘醒龙、叶辛等。他们对网络文学的产生第一表示惊诧，第二觉得它不可能代替书本的阅读习惯。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年轻人都用手机来看文字的东西。其实网络不但改变了阅读书本的习惯，而且使得读者几乎放弃了书本的阅读方式，而用手机、电脑来阅读所有的东西，包括报纸、杂志、小说、影视等。所有网络文学的阅读习惯造成了今天的E时代产生，E托邦、E阅读、E-communication，一切都可以用网络来解决阅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学怎样生存？据我所知，中国一年大概会产生3000部小说，其中，真正让读者看到的小说不会超过100部。也就是说产生这么多文学作品，大多数不会被读者所阅读。这不能简单地说都是文学垃圾，作家们很辛苦地把作品写出来，将来怎么让别人去阅读？而写作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阅读。我们知道很多作家的书，基本上除了他自己和他的朋友阅读过之外，没有第三个人去阅读。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怎样生存？文学的方向在何处？都有待探讨。我觉得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下，怎样谈文学、怎样谈文学的阅读习惯，怎样谈文学的载体，都是我们日后研究的方向。物联网的产生，又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传统商店的生存模式被物联网挑战，这又让我们开始考虑改变生活的习惯。

凌逾：那如果大家都不阅读了，网络作品还有什么意义？

少君：正好相反，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大量阅读，只不过他们借助网络和手机阅读。

凌逾：但是这怎么展现作者自己的思想呢？似乎是慢时代才会有思想，在快时代中思想是否会消减？

少君：没有。你看现在盛传的微信段子，其实都很深刻，语言简短却文笔深刻。所以说，是微小说、E小说的延续。我们这一代作家要习惯新的阅读习惯，创造出更多好的作品。要用更简短直白的语言，描绘深刻的故事。所以说，文字阅读习惯的改变要求作家在最短的句子里囊括更大的信息量，这是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短小的文字中提炼自己的写作水平。

凌逾：您是否赞同20世纪是长篇小说当道的时代，而现在是微型小说、微文化当道的时代？

少君：我不认可。20世纪长篇小说当道，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文学作品可供阅读，并不是说那个时代长篇小说比较发达。其实今天长篇小说的产量和质量更高。

凌逾：也就是说，今天人们还会借助网络来阅读长篇小说？

少君：对，例如《甄嬛传》《芈月传》，它们是长篇小说，后来通过影视改编被大家所熟知，网络下载量也很大。所以不能简单认为十九二十世纪是长篇小说当道，而是因为那时读者没有更多的阅读资源，所以长篇小说成了他们主要汲取文学营养的渠道。现在长篇小说的数量和质量并不次于20年前。只是读者已经改变了阅读习惯，他们无法再忍受慢慢谈、慢慢聊，他们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最短的语句了解作者的意图，了解作品的内容。

凌逾：对，我从凯文•凯利《必然》一书中看到一个新词，“注意力经济”，赢取注意力，是未来经济的关键点。或许文学越来越需要快速地把信息传达出来，以抓取读者的注意力。网络文学如果不再像传统文学那样只有长篇文字，而变成图像式，通过计算机使之图文并茂、视频结合，此类新载体会对网络文学产生新的变化吗？

少君：10年前的网络已经出现了对话、修改、互动、音频等等，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清楚可见文字的吸引力更强大。这类网络作品也涉及技术问题。当一篇网络小说有音频、图像、背景音乐等等，它的传输比较慢，所占内存比较大，使得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变得狭窄。当然有些短小的散文、诗歌，比较适合如此处理。所以，10年以来我们可以发现，文字版即text版的文学更受读者欢迎。

凌逾：那这样的话，网络小说跟传统小说有什么区别呢？

少君：只是阅读方式的区别而已。其实，从全局来看，网络文学并不是标新立异的新文学种类。它实际上是适用于网络阅读习惯而创造的文学作品。它跟传统小说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小说有大量的篇幅，其中夹杂着很多语句，可以慢慢细诉，如描述一个风景就可以用千字的具体语言。而在网络小说中，因为读者快速阅读的习惯，它无法忍受用很长的篇幅去描绘一件事，慢慢讲述。

凌逾：那您觉得新一代的网络作家和老一代的网络作家有差异吗？差异又在哪里？

少君：差异很大。比如说，老一代的网络作家，网络文学前10年都是北美华语网络作家占据天下，他们大多是理工科背景，较少文学素养教育，未经过文学写作训练，错别字连篇，古诗古文读得不多，但他们创造了网络文学这一文体。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得到的信息和受到的教育比老一代好很多，无论是从文字功底还是描写形式，还是他们对世界的了解，都比老一辈强很多。比如《甄嬛传》的作者是毕业于中文系很年轻的中学老师，却能写出那么深刻的古代剧。所以说，80后、90后是可敬的也是可怕的。

凌逾：您觉得可怕在哪里？

少君：可怕之处是，第一，他们实力很雄厚；第二，他们知识很丰厚；第三，他们笔头很快。所以他们基本上把老一代作家淘汰掉了。可敬之处，他们也很勤奋，网上打字也很辛苦。据我所知，网上的年轻作家们有一年收入上千万的，比传统作家高很多，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更勤奋。

凌逾：那假设以后技术更新，图文传播迅速以后，您觉得多媒体和跨媒介的创作会怎样发展？

少君：会有的，例如诗歌、散文等需要配上背景音乐、配上画面，营造美好的景象。

凌逾：但是互动呢？

少君：你是说互动修改？互相讨论吗？这个早期也有，但目前的载体还不够快，所以会占用很大内存。我估计在未来，再过几年这个技术问题解决以后，可能我们会看到一种随时被修改更新的文学作品，甚至可以独家定制的文学作品。

凌逾：也就是说，我们的小说会发生巨变，小说可以互动？

少君：对，我们可以戴上VR阅、听、看……

凌逾：不要VR，VR太辛苦，戴着那设备让人头痛。可以直接就是全息剧场，立体的虚拟影像，然后可以和虚拟人物互动，甚至可以改写这个人物的命运。

少君：当然可以。如果技术能达到。我们戴上VR看小说，那这个小说也是很生动的画面，像是有人在朗诵，阅读体验感觉完全不一样。而且VR可以随时随地播放，就像电影一样。所以说，网络改变了人们的整个阅读习惯。想象一下，我连手机都可以不用看，直接戴着VR看小说，一坐在车上就可以通过VR看小说了，外界的事情与我无关，抑或恐怖小说、抑或电视小说。VR可以延伸到新的领域，电视小说可能因此而盛行。通过VR技术，电视小说的内容加上动画、电影、图片等等，每一个小说的场景都配置上画面、配置上音乐场景，你可以想象这种阅读会很舒适。

凌逾：这样会削弱人类的想象力吗？VR技术只呈现了一种可能性，没有多重可能性的存在。传统阅读，人们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想象，但是现在戴上VR……

少君：不会的。这种读书方式就和我们看电影一样，看电影过程中，我们还是会想象的。电影中的某个镜头戛然而止，我们还是会浮想联翩。你要相信人的智慧，还是会有想象力的。

网络文学拓荒牛

凌逾：过去人们说，文武双全，已经很厉害了。您自小就喜欢读书、写文、练武，后来又攻读了很多专业，北大声学物理学学士、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国内的文学博士，甚至还读了美国的警校，跨度之大，非常人能及，实在了不起。您这多专多能，比人们常说的多才多艺又更进了几层。我很好奇，您觉得所学这些专业有哪些相通的地方？什么时候会发生打通的奇妙感觉？

少君：所有的学习都是努力的结果，这是共性。我从小受到的教育还算完整，虽然也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但似乎对我影响不大。虽然成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因为父母工作性质的原因，没有经历太多的苦难。另外，我从小就有一个很好的阅读环境，家里藏书很多，我不仅仅读小说，还会读物理化学相关的书，书架上有的书我都读，所以导致我的想象空间比较大。后来读了理工科，是因为父母觉得那个年代要有科学救国的本领，那个时代也认为读物理数学是最大的荣耀，所以就考去北大学习理工专业。在北大读书时我并没喜欢上文学，而是比较喜欢参与社团活动，例如学生会活动、团委活动等。

在北大读书时，我有一个奇遇。北大每一年都有“五四文学奖”和“五四科技奖”，大三时恰好两个奖的第一名都是我。那一年，我写了《多普勒效应的统一场形式》一文，因为当时在物理教科书的多普勒效应，在光学、电磁学和普通物理学中有不同的公式。当时有个科学家，他是留学法国的博士，也是小居里夫人的最后一个学生，曾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是非常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在他的鼓励下，我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很辛苦地推算出多普勒效应在光学、电磁学和普通物理学上的统一公式。直到前两年，科研领域的人还在问我是怎样推算出这个公式的。这种研究在学生时代是比较突出的，所以那年我获得了北大团委的“五四科技奖”。同一年我也参加了文学奖的比赛，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是中文系的。我在帮她做张恨水的研究，我们找了所有张恨水的同事，包括左笑鸿、邓季惺和张恨水的子女等等。做访谈，也收集那个时代的作家资料。在资料中，我发现自己很喜欢戴望舒的诗歌，那时中国是看不到戴望舒的诗歌的，它属于封、资、修的毒草，是禁书。我托了留学生朋友，在新加坡帮我买了一本戴望舒的诗集。诗歌对我来说是新的领域，但在女朋友的鼓励下，我还是写了一篇文章《论戴望舒的诗歌意象》，投了京城很多杂志，都不敢登，最后被一家外地的文学杂志选登了。于是我拿它参加北大五四文学比赛，结果拿了一等奖。这也是我当年和文学的一点渊源。

学声学物理却做了记者，后来又被公派出国读经济。我觉得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还是很丰富的。上课读书对我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事情，自身理解能力比较强，这可能跟天赋有关。在留学期间，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讲中国语言的渠道了。女朋友，后来的老婆、孩子、同学、导师，他们都不讲中文，我突然从一个中文世界到了一个英文世界，没有发泄的渠道了。所以我经常会说我的文字，我的网络文学“纯属自慰”，自我安慰，虽然这个词有点儿不雅，但是很贴切。我突然发现，在网上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发泄渠道。为什么呢？第一，不需要邮票钱，那个年代对于留学生来讲，邮票还是很贵的，1毛7分钱。我有很多同学需要彼此交流，有的在欧洲留学，有的在澳大利亚留学，有的在美国，我们交流比较密切。如果经常写信，邮票开支是很多的钱。而那时美国提供给学校的网络是不要钱的，因为网络刚刚兴起，账号那些的都不要钱。所以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写一些东西放在自己电脑里，然后text给朋友告诉他可以通过FTP来阅读我写的东西，那时还没有e-mail。刚开始是写英文的，后来开始写中文的。

最初的网络中文怎么打字呢？中文的编码和英文的编码不一样，中文的编码比英文的差半码，中文打不进去，那时候也没有视窗，只能录入英文，不能录入中文。我们有一个姓魏的中国留学生发明了中文码，每一个中文的字被变成4个编码，然后出来是一个图像。比如说“铁凝”这名字，要编成8个码。在电脑上只能看到编码是看不出来字的，必须用打印机打印出来，成为图像。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输送的是图像，把汉字当作图像来处理，早期的网络文学是这样的。到1991年，《华夏文摘》成立时，也是没有办法直接用电脑看的，杂志也不可以直接看的，也必须打印下来，因为没有视窗。

凌逾：是说它一打印出来就是文字吗？

少君：不是文字，是图片，输入要用编码打进去，输出时也不是文字。所以写东西很辛苦，造成当时的网络文学都比较短，因为没有那么多精力。到了1993年之后，有了视窗才慢慢改过来，后来很多人发明了中文软件，包括王安电脑公司的中文处理软件，严永新的下里巴人软件。严永新发明了第一代的中文软件，用4个编码输入可以在DOS或视窗里看到中文字，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难的发明，他当时是美国莱斯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有了这中文软件支撑，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打中文字了。

我在网络写作纯粹是一种发泄，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文学的期望，而且在此前对文学也不是很有兴趣的。但我非常喜欢阅读，我从小读了很多古书，在小学时就把《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书都看完了，然后开始看明清小说，因为我父母的单位是个保密单位，所以他们的书都没被抄走。当年有很多苏联专家，也留下了大批的苏联文学作品，所以我也看苏联文学，但更喜欢明清小说。

凌逾：那美国小说也看吗？中国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英美小说，是吗？

少君：那个时候中国不可能有英美小说。我后来能到美国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潞河中学（1867年建立的），是一个比北大还老的学校，它是燕京大学的前身，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潞河中学解放以前叫做协和书院，协和书院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是在协和书院基础上成立的。老师有些都是解放以后留任的，很多都有留学国外的背景。老师在讲课时会不由自主地讲到巴黎的奶酪好吃、纽约的汉堡包很好吃，给我们描述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也给我们看他们过去在国外留学的照片，所以我对西方的向往在中学时代就有了。到了北大，接触到留学生，我有很多好朋友都是留学生，加拿大的、美国的等等，所以就有一种想出去的愿望，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直到公派。可是80年代公派学习是很严格的，要求已婚、党员、35岁以上才可以，我那时候只符合其中的一条，后来因为领导特批还是出去了。出去以后，到了国外的第一眼，感觉这不正是共产主义吗？美国的自选超市就是自己选商品，很符合共产主义教育：各取所需，所以那时对美国印象特别好。但是后来发现，我们突然从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学者变成了美国普通留学生，这种心理落差还是蛮大的。我大学毕业之后，参与了一系列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例如西部大开发的研究、七五规划等等，参与了整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可以说是凌云壮志、青年得志的一批。我也是那个时候在北京最早有摩托车的人（摩托车车牌到现在还保存着）。也是属于北京最早配电话和小汽车的那批年轻人，1984年就开自己的专车了。车是公家配给的，那时候私人是不能拥有汽车的，汽油不准私卖，必须有专门的油票到加油站才会给你加油。我的生活一直走在很多人的前面……

凌逾：所以说是潮头浪尖，快时代好几拍……

少君：有评论家曾说，当别人想买自行车时，少君已经骑上了摩托车；当别人开始琢磨攒钱买摩托时，少君已经有自己的小汽车了；当别人开始计划买汽车时，少君已经在美国了。所以今天的我，其实运气一直很好，包括被抓进过监狱，我又很好地走出来了，也是运气造成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最好的地方，是思维方式没有太大的拘束，虽然我在体制内待了几年，但对我来说自由自在是更重要的。这是北大人的一个特征吧，即自由比较可贵。在美国大学做研究，后来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在美国做公司，同样运气很好，那公司运行的也很好。后来公司卖掉了，发现自己退休也许更好，但需要干点儿其他的事情，于是又开始重新拾起文学。所以1999年底退休之后到现在，也写了差不多50本书了。

凌逾：那您是退休以后才开始写书？

少君：对，我之前没有写过书，只有一些零散的网络文学，像《人生自白》的一部分，是退休之前写的，但散文全是退休以后写的。我本来没有计划写任何东西，《人生自白》也很偶然的写作，虽然在网络上写了很多，从1988年开始写，断断续续，后来被当时几乎所有的网络媒体转载，也包括一些报纸杂志，如《中国青年》杂志、《人民日报》等等。到了1994年的时候，我住在达拉斯，达拉斯有家报纸叫做《达拉斯新闻》，它是香港人办的报纸。这家报社看中了我的文章，要求我每星期在这个报纸上登一篇，在美国《达拉斯新闻》，每周报纸有一个整版都是我的文章。你知道，在美国报纸给你登整版的内容，不打广告是很浪费的。我想好吧，反正前几期也不用我现写，报社可以转登我在网上写的东西。大概登了20篇左右，网络文学没有了，我自己也没写新的，报社打电话给我说：“读者都在抗议，你怎么突然停登了？”我说“这么严重啊！”为了不得罪老板和读者我必须马上写，所以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整整54个星期，把后面的写完了。其实《人生自白》最后写成有110多篇，但真正成书的一共有100篇，是为了好听，刚开始书名是《人生百态》。大陆出了两版，江苏凤凰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各出了一版，可能下一个出版社还要出版。许多人认为我的《人生自白》写得最好。其实我还写过长篇小说，叫《少年偷渡犯》。这个版权被长春电影制片厂买走了，准备拍成电影。

凌逾：买了又没拍，为什么？

少君：据说是公安部相关单位一直不批，拍不了。剧本版权很多是这样，买了很多年也拍不出来。因为涉及偷渡这个选材，属于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和武警管。这本书是讲福建省青少年怎样偷渡到美国的，他们奉这本书为“偷渡手册”。这本书出版以后，据说武警买了1万册。为了写这部小说，我找了很多“蛇头”，去到他们家里收集素材，不是直接访谈，而是通过吃喝玩乐喝酒聊天，得到一手材料，他们还给我看他们的偷渡合同。后来，我有个朋友是美国移民局副局长，他是我的老美酒友，他质疑为什么中国来的人都很年轻呢？我回答说，没办法，因为美国对青少年的政策非常宽容，偷渡了被抓，不能把他们遣送回去，要负责供养他们，供他们上学，给他们吃，今天想吃麦当劳就从监狱里带他出来吃麦当劳，在监狱里要上各种各样的课。

凌逾：偷渡者是钻了这个空子？

少君：是，为了保证青少年利益18岁以前即使偷渡也不能送回本国，18岁以后就被亲友保释出去了。通常这样小孩儿都会说是政治避难，说自己的妈妈如何被残害了，坐飞机或者轮船来到美国之前，把所有的护照撕掉了。

凌逾：这本书在大陆有发行吗？

少君：有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所以我写的那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退休之后写的。退休之后我主要在旅行，旅行之余，有时候会写点东西。其实我写什么东西从来没有想过要给谁出版，基本上都是出版社要的。像一些有名的出版社找过我，也提出一些我认为不太合理的要求，比如让我买一千本书等，都被我拒绝了。我说我写的要放网上的，也用不着出版。有很多机构，权威的机构，包括某个杂志或者报纸要开个发布会，你需要赞助一点，我也都一口拒绝了。任何一个出版社要求我参加签名售书，我都一律拒绝，从来不参加，而且每个出版社都会提出类似的要求。

凌逾：那您为什么拒绝，不想参加，不想成名？

少君：不是不想成名，我觉得这跟我无关，卖书是你的事情。我写书你付我稿费对不对？

全新的留学文风

凌逾：您作品里有许多神来之笔，比如说《失去记忆的北京》，“在北京的深秋里，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寻找宾语的动词，努力想让过眼的一切转换成语句留在记忆的深处”（选自《怀念母亲》164页）。

少君：那是我太老了？（笑）……因为我很年轻时，二十多岁时就离开中国了，北京给我的记忆就是二环以内，其余都是农村。所以我很怀念我青少年时代的北京印象。现在每次回来北京，老觉得，第一，北京不认识了，破坏了很多古迹，牌坊什么的都拆没了；第二，我连坐出租车，司机都问我这路怎么走，我说你不是北京的？他说不是。就是整个北京对我来讲是一个失去记忆的北京。我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城市，北京、广州、上海，越来越像，没有自己的个性了。上海还有一些个性，北京没有了，深圳也没有。我觉得，欧洲那么多古城，它们几十年几百年都没有改造过，他们照样活得很好，我们的城市为什么一定要改造呢？我们完全可以建一个新城嘛，把老城留下来，对不对？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北京市某些领导看后就说，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我说这确实是实话实说，该说的话还没说呢。

凌逾：我是觉得您的文字经常会有很诗性的感觉，就像刚才念的句段：“好像一个寻找宾语的动词”，很诗意的，只有您自己想得到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少君：我觉得我的语言流露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天生的，因为我没有接受过文学训练。我经常会写错别字，我感谢电脑可以纠正错别字，就是打这些字不对时，可以用电脑补救。但是我口语中经常说这些错别字，因为我小学没怎么上过，“文革”期间嘛，所以我的古文和文学功底都很差。

凌逾：但是您看了很多书……

少君：我后来看了很多书。所以我说我是非常大的矛盾体，我不能代表很多人，我甚至不能代表与我同时代的人，但我至少能代表我自己。我觉得我的人生价值，对我来讲，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对我的人生基本上没有后悔过，包括我不停地转行。很多人说，如果你不出国的话，现在至少副部长了，因为同级的干部都是这样的位置了。我跟他们说，我如果不出国的话，很有可能就被枪毙了。任何事情都要同时往两边想，对不对？

凌逾：我想问您一个文风和格调的问题，百年前留日派鲁迅、郁达夫等，他们也在异国他乡流浪过，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在日本找到一个立足点，笔端总是比较忧郁，比较怨天尤人。中国现代文学很多著名作家的处女作，如《狂人日记》《幻灭》等，多数都写“幻、狂、死”。但是百年以后的留学生好像自信很多。尤其像你的第一篇作品，命名为《奋斗与平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多数是弃医从文或者弃经济从文，您好像自己也行走在多个行业上……

少君：但我从来没弃过，没放弃过。我同时在兼顾着。这点我跟他们不同。

凌逾：对对，您做到了前辈没有做到的事情。您跟现代作家的格调也不太一样。您和当代京派作家也不太一样，虽然你们都有很浓郁的京腔京调，根脉很深，但是您又没有玩世不恭感，而更多积极、乐观、阳光的因素，类于西方人的姿态。您是怎么理解现代作家和当代作家的这些差异呢？

少君：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时代不同了，他们那一代出去，对中国抱持一种幻灭的思想，是为了改变中国、寻求良策出去的，他们当时出去，是不得已去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理念，试图回来改造中国。但他们到了国外后，发现他们差得太远了，他们无法融入日本社会。他们只当在日本学习东西，回来宣扬新文化，但他们在国外没有真正地进入主流社会。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写的是《狂人日记》《幻灭》。他们对于整个留学生活持一种幻灭思想，而回到中国后，发现这还是无法扶起的顽固社会，他们在国外所学用不上。所以他们两边都是幻灭，他们无法改变这个社会。我觉得我们不一样。我们出去的时候，中国在改革开放，西方对中国而言，像新鲜的海水一样，我们就像干的海绵一样去汲取。我们没有那种幻灭感，我们发现这么多好东西，拼命地吸取，试图武装自己。但我们没有想过回来试图改造中国，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一点和他们不同。那时候他们几乎不肯留在国外，当时国外也没有现在这种移民政策。而我们这一代是不停地让自己丰满起来，我们的理念是，只有我们每个个体丰满，整个群体才会强大，国家才会强大。这是我们和他们老一辈作家的不同，所以他们弃医，弃政，弃科技，回来做作家，他们放弃他们所学的东西。我们一样的著书但绝不放弃，就是说喜新不厌旧，所以我现在跟别人讲我很传统，从来都是喜新不厌旧。

第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试图回国改变中国社会的抱负和理念，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由地、放松地吸取西方社会的养分，而且很快让自己融入这个主流社会，变成他们社会中的一分子。这样我们的心态很健康，所以在我们旅行、写作过程中很阳光，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乐旅，不是苦旅。陈思和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写我和余秋雨的关系，这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登过。他说，读少君的游记，就是充满了幸福和快乐，垂涎三尺的感觉；读余秋雨的游记，比较苦，常常要思索几千年。他说两个都是很好的散文家，但是我更喜欢少君的乐旅，他说人生很短暂，为什么不欢乐一点。陈思和有一个博士生，叫罗四瓴，她好像曾经做过《文学报》的编辑部主任，她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就叫“论少君的乐旅与余秋雨的苦旅”。

人生很短暂，得到的价值，获取的价值，感受的价值越大，人生过得越有意义，并不是做很高的官就有意义。古代人讲人生一世，当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功，我年轻时离开了故土，功肯定立不了；立德也不可能，大德对我太遥远了；立言，我尽量争取做到，这也是为什么我拼命书写的原因。我觉得最起码占一项嘛，否则三项都不占的话，太愧对自己的人生了。所以在旅游中我很少看到黑暗面，即使偶尔看到，但从来不去在乎这个，比如路上被骗了，被坑了，或者飞机晚点了，我从来不上心。如果说航班晚点八个小时，我立马拿出一本书或者手机开始阅读。上了飞机，如果是经济舱，不提供任何饮料、开水，别人就开始大骂，我又开始在读自己的书了。

成就与影响

凌逾：您已经写了50多本书，可谓著作等身。您觉得自身的文学特色是什么？

少君：我的文学特色，以《人生自白》为例，基本上是在很简短的语言里面涵括的信息量很大，这是我最大的特色。第二就是，文字比较简练，简练有褒义有贬义，简练到没有文学修养，但是比较直白，这就是为什么《人生自白》受欢迎的原因。第三就是，毕竟我做过记者，就是在描写手法中，我经常把小说写成报告文学的感觉，也像纪实小说。

凌逾：好像非虚构一样。

少君：对。再一个就是我的散文特色就是掉书袋比较多，我比较敢掉书袋，我知道这是散文一大忌。但我是理工科出身，我老想读者在我的文章中能得到更多的信息，而不是更多的抒情，就是感动之余，了解更多的细节。所以我的散文，特别是旅游散文，掉书袋特别重。我想这是我的缺点也是我的优点吧，喜欢的人就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

凌逾：您善于写人，善于写景，善于与人沟通，善于活学活用……

少君：善于写历史。我比较喜欢写历史，所以在一个城市的描述里我会花很多篇幅写历史。其实卞宁坚那篇评论写得挺好，他说少君散文中一个最大的忌讳让他给用了，他说学文学的人知道散文是不能掉书袋的，但是少君偏偏掉书袋，每篇都掉书袋，但是读起来还很可爱。他是老三届的，功底非常扎实。我的语言特色就是，在下笔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框框。我没有文学的训练，所以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读者怎么想。再一个信息量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涉猎多学科，所以我在语言里面会写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资料。别人想不到，我写一句，我会想很多。比如谈到一个理工科的词一个物理上的词，我会立刻想起来，这是我的理工科训练的背景造成的。

凌逾：可以说您不需要想——“我这个写起来像不像文学”，完全不需要这个顾忌。

少君：对对。这是我的好处。

凌逾：有点像孙悟空那种……

少君：你可以那么说，但是没那么高精深。你可以那么讲，恣意妄为，就是说没有文学的框架。我写东西，不会写长篇大论，也不需要打草稿，从来不写一个大纲，我没有这个习惯，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你爱看不看，我就这么写，反正我在网上发，我的作品基本都先在网上发。

凌逾：您作品外译的情况怎么样？

少君：外译方面，《阅读成都》翻译了五种文字，《人生自白》大概翻译成三种，日文和韩文，英文到现在翻了十年还没翻译完呢。

凌逾：为什么呢？

少君：是一个美国汉学家……

凌逾：噢，他太忙了。他找您翻译？

少君：他告诉我想翻译，说想让学生参与一起翻译，但一直没有完成。我懒得催，跟我没关系，爱翻不翻。那个韩文版译者许世旭你知道吗？

凌逾：噢，好像已经仙逝了……

少君：他是我好朋友。然后日文版的是一个叫西仓的翻译的，这是《人生自白》的三种，那《阅读成都》翻了五种语言：法文、英文、西班牙文、俄文和德文。据我所知就这样。

（研究生马紫田整理，少君、凌逾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