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工文学作为“底层文学”的一种，多为打工者本人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因而更具时代性和现实意义。《工厂女孩》是丁燕打工文学“工厂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一部优秀的非虚构作品，讲述了丁燕隐瞒作家身份在东莞樟木头镇工厂流水线打工的经历。丁燕以介入性的视角观察变迁下的社会，运用多种写作手法刻画了几位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并通过对底层夹缝中个人的微观叙事向读者展示了时代洪流中隐蔽而深刻的社会问题，同时作品融入了作者本人的女性经验，挖掘出工厂女孩身上的多种主体性，让读者看到社会边缘人身上的闪光之处，为打工文学注入现实深度与思考高度。通过透视社会转型期打工女性的生存现状，倾听那些被遮蔽的微弱声音，展示了非虚构作品与打工文学相结合特有的现实关怀。

关键词：非虚构作品；打工文学；《工厂女孩》；女性叙事；现实关怀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底层写作领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打工文学便是底层文学的一种。打工文学的作者“多数是打工者本人,或者是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打工经历的农民工出身的作家”，“打工文学”的出现，有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和市场社会兴起的深刻历史语境，也是人口在城乡间大规模流动等现代移民现象的一种文化投射。丁燕作为打工文学作者中独具个人特色的一员，既是迁徙者，也是劳动者，还曾是一个想象丰富、饱含情感的诗人，在生活体验、工作体验与写作经验的三重因素作用下，她的“打工文学”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也在微观叙事中彰显出细腻的情感与独特的现实主义关怀。在创作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时，丁燕从介入性的视角，以大龄女工的身份，融入了东莞樟木头镇工厂的流水线，与三个工厂的底层普通工人一起工作生活了半年时间，她通过与身边人的接触，形成了对岭南和工厂工人的认知图景，并在主观情感的倾入下开始对深层现实的探寻与反思。在文字呈现上，丁燕发挥了诗人的情怀与想象，她一方面忠于真实，但又不只是现实的转述者。不同于贯穿了理性思维的《中国在梁庄》，《工厂女孩》运用了大量比喻等文学修辞，在书写事实的同时为语言注入审美色彩，这种活跃的文体不仅给读者以新鲜感，也在情感上引起读者共鸣。《工厂女孩》是丁燕写作的分水岭，当她决定从西北走向东南，也意味着她开始从地方性创作迈向了更为广阔的时代话题，丁燕与旧时代的崩塌和新时代的重塑齐头并进，在突飞猛进的变革面前，她选择融入时代，尽管在扎根工厂的过程中面临了无数来自生活、采访和写作的困难，她依旧在跌跌撞撞中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打工文学地图”，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参与下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一、故土与异乡：差异环境下迁徙者的自我适应

《工厂女孩》是丁燕“工厂三部曲”系列的首篇，也是奠基之作，她开启了自己以“工厂”为中心的创作生涯，但作品中除了工厂与工作，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城乡差异也是底层打工者难以忽视的问题，“迁徙”成为丁燕无法割舍的重要话题。当数以万计的人们南下广东工作扎根，广东生活也便具有了特有的复杂性与鲜活性，丁燕洞察到这种地域空间的异质性，并将其融入打工文学。

丁燕三十岁时决定举家从西北迁徙到岭南，东莞和乌鲁木齐的差距不止在于经纬度、温热带，而在于风土人情，二者之间存在着清晰的鸿沟。当过去的生活经验被消解殆尽，丁燕如同其他南下的打工者一样，成了“赤裸裸的新人”，经历过排斥，却也在不断适应中让东莞也成为“自己的东莞”，正所谓“日久他乡即故乡”。感受差异并接受差异，只是打工者适应的开始。新疆是丁燕写作离不开的话题，她在《工厂女孩》中也多次提到“哈萨克人”和“维吾尔”，那是植根她内心深处的故乡情怀，也是她独有的“地标性建筑”，打工者基于在故乡的经验逐渐产生对新环境的认知，每个人的故乡都成为某种精神符码。比如在《工厂女孩》中，看到被剥夺姓名、被简化浓缩到只剩下数字编号的工人，发觉到被唤作“118号”的自己，丁燕打了个寒噤。她想起哈萨克对待自己的羊群的每一只羊都能够赋予称谓，小羊的称谓不同于工人的工号，它们都是主人倾注时间与精神耐心观察样貌特征得来的，这是对生命的亲近与尊重，也是对个性的认同。相比起来，机械排列的工号冰冷无味，隐藏在数字背后的工人会“忘记自己的私人身份”，被裹挟在森严的等级之中，东莞工厂的团体格局在对比中鲜明起来，人情味不再是贯穿群体的基本要素，每个人都成为可替代的一环，个体的独特性被淡化。丁燕在工厂流水线——这一最能代表东莞社会特色的场景中，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东莞的城市特色也这样埋伏在无所不在的生活中，可能只是一道线条、一句低语、一声微响，不知丁燕打了多少个“寒噤”才摸索出在现代化转型推动下东莞这座城市的时代意味。共享差异，才是适应的终章，也是丁燕的打工文学中潜藏的呼唤与期待。丁燕深知尽管深圳到乌鲁木齐的距离已经是“遥远的五千公里”，但是内地人与新疆人的心理距离不止于此，新疆以外的人们只能通过电视上“大美新疆”的广告语认识新疆，在这种简化了的标语中，地区的多样性被忽略，强行塑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形象，丁燕不仅作为一个新疆人而厌弃这种刻板印象，更作为一个迁徙者批判这种地域间的隔阂，她相信任何一个地区的文化和历史都是多元的，陌生感不应加深标签化的认知，迁徙者可以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下潜至城市的深处，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城市的温度，用语言化解误解与刻板印象。丁燕曾列举两个她刚到东莞的情景，她在市场买鱼时一定要问清楚鱼的品类是什么，而鱼贩只是一再告诉她，鱼是“小鱼”，没有名字，却不曾解释这种“约定俗成”的背后是什么深层的历史原因；这种“沉默”也发生在丁燕身上，在别人问起为什么她身为新疆人却不会跳舞之时，丁燕也一时语塞，只能尴尬地解释“并不是每个新疆人都会跳舞的”，她不会跳舞的背后，是新疆民族融合与变迁的复杂的文化原因，丁燕面对这个问题的无力顿时让她明白了当时鱼贩的含混，她意识到地域之间的沟壑原来比之前想象中的更加深沉，历史和文化的积淀让每个地区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底色，这些底色值得被说出，也值得被传承，正如丁燕所写，“当这种沉默让多元化消失后，生活便变得简单而粗糙。写作的意义何在？也许，就是在表现恢复多样性上”。通过描写自己在岭南感受到的风土人情，丁燕也希望让简化了的生活和文化以肌理丰富的形态再现。丁燕已从一开始创作《工厂女孩》时在“厚街”失语，转到如今将自己的十年生活化作一本《东莞转身》，岭南的绿慢慢消融了北疆的雪，酒店与菜场、豪宅与工厂、精神花园与粗鄙物欲相互纠缠挣扎，混乱与蓬勃都在细微之处得以彰显，不同于宏大的叙事与抽象的哲思，这些具体的琐事如同颗粒一般拼凑出富有文学意义的生活图景，丁燕的转变过程也为其他拥有迁徙经历的打工者提供了借鉴。

二、工人与作家：身份游离下记录者的真实建构

“打工文学”经过评论界的讨论，最终被普遍界定为“打工者”完成的作品。不同于作家置身事外的创作，打工文学富有生动而鲜活的经验与生活气息，这是打工者发乎自身情感的宣泄，取材于自我，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窥见弱势群体的一手资料，也彰显了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中作家的“底层意识”。这种底层意识既不掺杂远离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对底层生活的臆想与过度同情，也没有身处底层的工人作者为了给自己打气而刻意加入的理想色彩。在《工厂女孩》中，丁燕在工人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下游走，在外人面前，她不再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专职作家，而是时刻警惕“秃鹫般”的巡逻组长的高龄女工，她并非浮于表面、以粗浅的体验式视角展开叙述，而是将肉身作为楔子深深扎根于工厂，摒弃了知识分子的俯瞰和想象。她将身体完全交出去，认为“她们不是别人，她们就是我，我就是她们”。在工厂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她也会吃“如同猪饲料般粗糙的饭食”，喝“没有商标的可乐”，在身份的隐藏中，她接触到了真实。

但是，《工厂女孩》并非全然是一个“打工者”的自述，丁燕作为2010年首批入驻东莞樟木头镇“中国作家第一村”的作家之一，是以走入社会为渠道、以文学创作为目的的先行者，这意味着她不能仅仅作为行动者转述真实，而是肩负着当代文学“现实主义”革新的责任，在以打工者身份融入工厂、挖掘生活本真的同时，也要以作家的身份解构真实、创造性地重构真实。纵然现实中大多数人的生活不如虚构作品那么充满戏剧色彩，日常素材的创造性收集与运用却可以编织成灵动的网，正如丁燕所说，她不仅用文字记录“睁着眼睛”看到的街道，也会记录“闭上眼睛”在眼睑内所唤醒的记忆，哪怕在流水线旁做啤工的时候，她手上麻利的动作是工人的守则，她无法停下的思考却是作家的本色，每当遇到引起思考的素材，她就会冲进厕所、拿笔潦草记录自己的想法，工人与作家的身份游走之不易也可以在部分段落中显现：丁燕试图融入工厂，但从底层工人爬到管理层的人们只认为她在“客串”和“演习”，笑脸相迎的中产阶级也只是假意热情的陌生人，正是在这种融入的尝试与受挫中，丁燕以更为清晰的视角以不同阶层的身份认同洞悉到了工厂社会的阶层结构特点。丁燕在二者之间徘徊的同时，也在平衡文学与现实，这种既嵌入群体之中又游离于体系之外的独特定位，也让丁燕有了更为全面客观的视野，对于丁燕来说，打工生活并不是虚拟的点缀或残缺的背景，而是作品的核心，她以此为基础构建真实。当文笔稚嫩粗糙的打工文学被主流文坛俯视和排挤之时，很多打工作家都急于摆脱打工题材，但丁燕不曾拒绝“打工作家”这一身份，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这一头衔，始终坚定自己的文学立场。

三、抒情与纪实：比喻修辞下亲历者的情境渲染

如果说岭南是丁燕需要适应的完全陌生的地域，那么纪实文学便是丁燕初次涉猎的创作风格，20世纪80年代，丁燕从事诗歌创作，她的诗歌中充满了比喻与想象。地理的迁移为她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丁燕在不断克服生活和写作的困难中实现创作风格的转型，成功将非虚构写作文体应用于打工文学。丁燕的写作起始于乌鲁木齐绿洲上的葡萄园，在葡萄园的静谧与芬芳中，少女时代的记忆被定格在乌鲁木齐的夏天，细腻的情感流淌在诗集《午夜葡萄园》的字里行间，让读者从中细嗅丝丝缕缕的浪漫。面对草原和雪山，诗歌无疑成为抒发心中所思所感的绝佳表达。她在诗作《葡萄开门》中写道：葡萄没有自由/一棵向上的葡萄/只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单身牢房/爱我/就来到我的单身牢房/在这个时刻/葡萄是我短暂的忧伤/是我交代给命运的缰绳/是我随着岁月/返回人间的那一刻。[7]丁燕凭借《葡萄开门》当选第三届“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之一，葡萄在诗中被赋予了象征性含义，它象征了少女短暂的忧伤和对命运的坦然，青年时期的丁燕，充满了诗人特有的解脱束缚、追寻爱意的渴望，字里行间都显露着关于自由的遐想，这些语言简洁而富有意境，充满着对人生不同阶段转换的感知与思考，想象力和感性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永远也不过时，彼时充盈着浪漫色彩的丁燕还不曾设想十年之后她将会去往五千公里外的东莞，物质世界的差异将会改变她的精神世界，届时她的写作风格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面对陌生的东莞与工厂，她的抒情之味大大减少，昔日安定的消逝让她骤然来到了新的意识领域，丁燕由过去沉浸在诗意的词语挖掘转向追寻生活的血肉与肌理，一头扎入打工世界。葡萄园是隐秘的、工业园却可以被赤裸裸地直视，诗歌难以再描摹出边走路边吃盒饭的工人的匆匆，也无法负载流水线机器不绝于耳的轰隆，前者抒情、后者纪实的写作方式也像是天经地义一般被确定下来。但是，多年习诗的经验与感悟无法让丁燕满足于摄像机似的记录，虽然她刻意摒弃多彩的形容词和修饰语，但隐含在描写中的情感却在文学笔法的加持下如远星般闪烁，这也使她的打工文学具有了难得的美学意义。

美国诗人史蒂文斯曾说，“没有隐喻，就没有诗”，丁燕作为曾经的诗人，恰恰偏爱着比喻的手法。对于作者来说，比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更是一个情感的载体，是作家想象力的体现，与作家本人的个性风格相伴相生。丁燕将比喻融入环境描写、人物描写、心理描写，让比喻与作品整体语境相统一，以此作为自己的情感铺垫。在非虚构写作这种特殊的文体之中，多样化的比喻手法恰恰成为兼顾情感与真实的绝佳表达。例如在描写工厂流水线作业时，丁燕形容“时间是一堵用钢筋和水泥堆砌而成的墙。”此处暗喻十分巧妙，在突破读者认知的同时给读者以逼真的现实之感。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十分抽象，但对钢筋水泥墙却是熟悉的，通过将“墙体”的特征转嫁给“时间”，读者对时间的认识便也清晰了。在电子厂中，时间并不是缓缓流淌的，而是坚硬的，它的“坚硬”一方面是“看得见”的，它来自流水线永不停息的滚动，冰冷的机器坚不可摧，工人们却是“软”的、被动的、无可奈何的，她们麻利的动作无声但可视，流动的产品也成为时间的具象；另一方面，时间的坚硬体现在看不到却又无时不在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是无形的墙，扑面而来、直抵鼻尖，工人们紧张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哪怕不曾在工厂工作，也能透过文字感受到时间带给人的压抑氛围，从而能在后续的阅读中以更强的代入感理解人物。除了环境描写中的比喻，丁燕也在人物的刻画中使用大量被赋予情感的比喻手法，更为直接地让读者感受到每个个体的状态。例如，在描写工作效率极高的女工阿凤的时候，她曾用这段文字描绘阿凤的双手：五指粗短，像被烟熏过的木棍，指甲乌黑，看不清掌心纹路，左手大拇指内侧，有几道印痕（她削东西时总是刀片朝内），像毛笔蘸着白漆在黑纸上划过。此处连用两个看似颇具怪异感的比喻，“被烟熏过的木棍”和“黑纸”给人一种朴素而粗犷之感，而后的“白漆”则更突出了这种视觉冲击，这些刀痕在明暗对比中无比清晰，而一个“划”字似乎既能让读者看到因力度之大而变得锋利的尾端，也能让读者听到因速度之快而旋起的风声，在读者面前，阿凤的那些伤口不是静态结果的呈现，而是在她飞快的作业中截取的动态片段，乍一看风马牛的本体和喻体在人意料之外碰撞出精彩的火花，让人感受到幡然醒悟的淋漓，一个勤劳、刚强、果断而富有力量感的女性赫然走出了文字，也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比喻作为丁燕的描写工具，将情感与现实交融。她非常明晰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限，在借助虚构小说家的写作工具时，谨慎地保护着人物的真实性，将展示和渲染真相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但同时，丁燕的非虚构写作削弱了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基因，强大的文体活力得以释放。

四、个别与群体：社会隐痛下观察者的现实关怀

非虚构写作的出发点便是民间立场和个人视角，带有揭示性和批判性地直面社会问题，却又不失人道主义关怀，这与打工文学的书写要义不谋而合。中国东南沿海工厂密布，工厂中女工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她们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了汗水与被压榨的青春，但其生存境况却是无人问津。丁燕在撰写《工厂女孩》时，不只是忠实的记录者，更是一个思考者和建构者，为读者搭建着表层镜头背后复杂的社会问题，这和其他创作打工文学的草根作家有了质的差别。《工厂女孩》中，《深夜尖叫的兰花》一章让读者沉默，该章讲述了常年外出务工的“70后”母亲罗春花和已经长大的“90后”留守儿童赵兰花母女之间的冲突与隔阂，丁燕通过运用大量的语言描写，将母女二人一次异常激烈的冲突推到读者面前，在工业园的一家川菜馆里，许久未见的罗春花与赵兰花并没有亲昵而欢乐地讲述自己的近况，而是由一开始的“生铁般冰冷而疏离”演化为激烈的相互斥责——一切的导火索都是罗春花讲述了自己当年因没有暂住证在收容所躲避追查时不小心捂死了一只乱叫小狗的故事。女儿并不知道收容所这团打工者的“阴影”为何物，更不知道当时母亲如果被追查的人发现将意味着什么，直接跳起来厉声斥责母亲为“刽子手”，而憔悴枯槁的罗春花无可辩驳，只留下了婆娑的泪眼和无尽的尴尬，正如她也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第一次独自经历月经、饱受身体痛楚与精神空虚时，面临了怎样的失落与窘迫。当话题又回到重复了无数次的金钱与陪伴，一旁的丁燕也在为中国乡村千万个这样“零碎”的家庭而感到心痛：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飞速发展的当下，这样的代际隔阂几乎成为常态。流水线工人动荡的打工生活，无法让他们的子女享受当地的教育资源，只得被迫将孩子留在老家放养。繁重的工作让身心俱疲的父母在电话中只剩下只言片语的训诫，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长期缺席让留守儿童内心深处留下难以愈合的疤痕。当“父母”逐渐成为一种空洞的象征符号后，家庭中的裂隙和鸿沟在相顾无言中便一步步加深。GDP数字节节攀升的背后，会有经济学家计算环境成本，但千千万万个乡村家庭的情感成本却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丁燕透过赵兰花与罗春花，看到了社会转型之下更为隐蔽的牺牲，便坚定地利用文字的力量，将时代之殇残酷地暴露在读者眼前。除此之外，丁燕也关注到了女工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显现出的本地人与外乡人之间的壁垒。在这个热闹升腾的南方小城里，生活是点缀着现代化大都市的色彩的，但这种色彩将衣着工装的“打工仔”们排除在外，他们胆怯的眼神和不时髦的头发与环境格格不入，经济地位和社会处境的差异在此刻暴露无遗。买完东西出门，超市旁的摊位上，陡然响起节奏感强劲的打击乐。这时，无论是进的人，还是出的人，都被音乐摄住，顿下脚步，痴愣片刻。在这个以利润为最高宗旨的工业园旁，在这个十年前充斥着哭声和喊声的收容所旁，这陡然响起的音乐，如一股潜流，汩汩流淌进人们的骨缝，让废铁般焊死的身体变得柔软。她详细描写了工人们常去的超市，与高档的大超市不同，收容所旁边的超市旁边有一大片广场，店铺里播放着动感的打击乐。丁燕将这陡然的音乐比作“汩汩的潜流”，让工人们废铁般焊死的身体变得柔软，他们成群结队，在工业园附近的大排档享受着片刻的放松。丁燕将听觉描写与动作描写融入环境的勾勒，给读者以丰富的感官体验，直观呈现了工人们休憩场所的图景。丁燕特意强调这里的音乐是“节奏感强劲的打击乐”，既不是舒缓的情歌，也不是高雅的古典音乐，与商场的氛围迥然不同，与机器打了一天交道的工人，内心的激情需要极大释放，仿佛只有这种高强度的鼓点才能让被流水线禁锢的身心得到舒展。接着读者跟随丁燕的视角来到播放音乐的影像厅，也来到了工人们的精神世界，但当丁燕看到借阅次数最多的目录册充斥着性元素的时候，她感到一阵死寂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不禁扪心自问：“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给艰辛劳作的打工者，预备了怎样的精神盛宴？”聚光灯下，农民工讨薪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物质层面的匮乏，但精神层面的贫瘠却隐匿在角落，他们的隐痛无人问津。丁燕一次次将深埋在夹缝中的社会问题直白地展现，哀伤透纸而来的同时，也让读者对打工世界产生了更为深层的认知。她并未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展露批判的锋芒，在这种饱含了体恤情感的文字中，人道主义情怀的思考被尽数折射。基于此，丁燕提出打工文学应该进一步深化，要写出更为复杂的人性和更加多变的生活现场。

五、动荡与稳定：时代变迁下参与者的女性叙事

珠三角正处在变幻莫测的十字路口，随着中国劳动人口红利逐渐被挖掘，东莞也迎来了动荡的变革。丁燕认为，这种变化不会停止，打工世界还会不断壮大。她并没有将眼光局限于局部的变化，而是在女性的内心深处找寻更为稳定的力量，这种力量沉淀于人类固有的精神品质中，在时代的催化下变得强大且富有蓬勃的生机。书中虽然存在批判，但丁燕并不是要将每个工厂中的打工女孩都塑造成时代的“牺牲者”，这种“牺牲者”的刻板印象已经根深蒂固。市场上有部分打着“打工文学”旗号实则以娱乐为目的消费女性的作品，这些打工文学已经被这样的消费主义文学话语所侵袭和劫持,变异为迎合市民趣味的地摊文学。相反，丁燕总在寻找每个女孩身上的“主体性”，维护着打工文学的话语目的和诉求。在《工厂女孩》中，丁燕描绘了打工女性对时代与社会结构的回应，她们具有不同的面孔与复杂多元的情感，洞察他者无疑是作家的基本功，但丁燕却在聆听他人故事中剖析自我，从个体出发却又不拘泥于个体，描述事实却又从琐碎中挣脱，她描述的个体呈现出的是东莞这座城市乃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缩影。在一个采访中，丁燕表示自己并不喜欢“凌空蹈虚式”的创作，她希望读者能通过她的作品读出时代的痛感与情怀，而非只有“阳春白雪的格调”。

读完通篇作品之后，才发现《工厂女孩》所描绘的个体并非刻板印象中的底层打工者的形象，女孩们的生活也并非只有大众想象中那么苦涩、心酸，她的文字并非为了迎合城市读者的猎奇心理，也并非只是试图唤起国人的怜悯，而是为了交汇成中国当代打工世界的现代图景与内部肌理。那些女孩并不是为了沦为流水线中的螺丝钉而进入工厂，而是为了自己的家庭、眼界、能力而选择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她们的内心并非麻木而封闭，她们的形象也并非模糊含混，如强悍能干但又深陷赌桌的阿凤、为了逃离乡村父权压迫而进城务工的于玛丽、在工厂中主动学习粤语和装扮的孤儿阿月、独自外出务工多年而面容沧桑的单亲妈妈罗春花等。中国在迈向全球化的同时，投身打工大军的个体也在积极拥抱时代，他们都在为着掌控自己的未来而努力。工厂中的女孩在挣扎，也在摸索，流动的是岗位，不变的是人性深处的底色。丁燕笔下的女性形象，总能在不经意间突破读者的固有认知，这些形象并不是脸谱化的描写，而是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人。让读者感到尤为振奋的是永远“仰仗自己”的雨荷，十八岁的她深信女人可以靠自己能力获得想要的生活，拒绝了曾帮助自己实现从流水线到办公室这一“阶层飞跃”的上司的求爱，毅然孤身远赴黑龙江争分夺秒地学习日语。雨荷深知自己与清华上司之间的鸿沟，也深知这个中年男人对她的喜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优越。丁燕通过大量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展示了一个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孩的形象，工厂的实践活动让雨荷的女性意识日渐苏醒，“个人之崛起”这些宏大叙事就这样被揉碎进她的动作、话语、神态，让读者为之动容。丁燕并不知道雨荷最后是否真的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她用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引起了读者无限的遐思。一阵寒风吹过，女生像从梦里醒来，摇摇脑袋，继续朝前走。雪地上出现一行轻轻浅浅的脚印。“脚印”这一暗喻尤为贴切，雨荷既孤身一人走在黑龙江的雪地上，也风雨无阻地走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从流水线女工到办公室文员，再到专科学生，雨荷始终在自己的道路上徐徐前进。她没有像同学阿萨一样依靠男友的英菲尼迪代步，也没有答应上司求爱而踏上“捷径”，这些“轻轻浅浅”的脚印都是她一脚一脚踩出。在黑夜寂寥的雪地上，读者似乎看到了雨荷那坚毅而倔强的背影。再如丁燕对女商贩梅娇的描写，梅娇出生在一个绵延千年的大家族中，纵使来自祠堂的约束常年萦绕，纵使年岁徒增仍孑然一身让她在家乡受尽指点，纵使在感情中遭遇过欺骗，她依然不为外界声音所动。丁燕在章末结尾写道：她会等，干干净净地等，而不能让混乱先侵占了自己。丁燕用一个“等”字道尽梅娇的淡然，梅娇在自己的世界中，无需焦急地将自己推远，也并不消极厌世地对所有情感避之不及。丁燕虽然没有对这种松弛发表任何主观意见，但透过文字，读者却可以从梅娇的清醒中看到女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感”也体现在丁燕对梅娇工作状态的描写上，丁燕详细描绘了自己同梅娇一同去服装市场进货的经历，连用两个比喻，将梅娇在生意场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梅娇不仅拥有对市场需求和潮流的把握，并且杀伐果断、自信干练。她杀价、杀价、再杀价，身体里迸发出激越，凭借绝对自信，像钢琴家按住琴键，每一下都稳、准、狠，那被砍杀的数字如花瓣纷纷坠落，脚底一片猩红。丁燕首先将梅娇的动作与钢琴家的动作进行类比，凸显了梅娇在杀价过程中的激越和坚定，进而又将被砍价的数字比作飘落的猩红花瓣，营造了视觉上的强烈冲击，让读者感受到了梅娇砍价时的激情和紧张感，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和戏剧性，在这种战斗的动态过程中，读者如同亲历者，强烈的情感共鸣由此形成，梅娇精明强干的形象也在此刻凝结。然而，下文对梅娇遭遇“杀猪盘”的描写，又把人们从这一坚不可摧的形象前拉远、再拉近，当发现银行卡中钱财已空，遭遇情感与经济双重打击的梅娇以一种迷茫而无助的姿态重新呈现在读者眼前，读者才意识到她的内心同样拥有敏感而柔软的部分，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拥有多年采访经验的丁燕并不排斥与人交谈，这使她在非虚构写作创作中也更为得心应手。丁燕在沟通与感悟中勾勒出人物的轮廓，不同于小说中沈从文、汪曾祺注重的“贴着人物写”，莫言提出的“盯着人物写”，丁燕更像是“描着人物写”，在基于现实的描摹的过程中，丁燕有自己的笔刷与色彩：她加入了自己对时代的捕捉，也融入了个人的风格，更掺杂了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的经验感悟。基于亲历性的体验所带来的合法性，原本概念化的底层群体被拆解还原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其卑微、凡俗，但丰盈鲜活”。丁燕认为，不是她自己选择了非虚构，而是打工世界这一“题材”主动选择了非虚构。但是，社会和时代背景固然为丁燕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底色，她与笔下人物、所处地域的复杂情感也让文字不仅成为记录的工具，而且成为绘声绘色的讲述者，讲述中国社会时代变迁下女性形象的多姿多彩。

六、结语

丁燕没有俯瞰整个东莞，而是选择以平视的方式观察生活的真实场景，以介入的姿态反思时代和社会的肌理。在呈现话语时，她没有高昂地呐喊，也不止步于平铺直叙，而是融入了艺术性的修饰引人遐想联翩、流连忘返，她在工人与作家之间游走，借助身份的游离保持冷静清晰的视角，在描写夹缝中的个人却又牵引出深渊中的群体，时代的隐痛得以浮现，展示了非虚构作品与打工文学相结合而特有的现实关怀。丁燕在反思社会不幸时并非悲天悯人式的书写，而是在清醒克制中挖掘出工厂女孩身上的多样性与主体性，讲述日常中的琐碎但也勾勒出整体的光亮，底层的生命力和精神在此刻彰显，女性叙事与女性立场的特色也得以体现。正如学者陈剑晖对非虚构写作的期待：“渴望读到更接近生活真相，看到‘比虚构更精彩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