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七八年前，我在乡里听闻了一桩事：某天深夜，一个看地下赌场的保安，为了躲避警察抓赌，大冷天跳进野池塘逃过一劫。

这位保安，我是认识的，我们曾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相互敬酒。我记得他剃得光溜溜的头，打着赤膊，肥肚腩顶住了裤腰带，脸上浮现出被好日子滋养的神情。那时我知道，他替人看赌场，靠这份工起了一栋厝，饲了一个家。若干年后，这桩“意外”断送了他的财路。逃出来后，他去亲戚家暂避风头。后来，据说是自首去了。

冷天、池塘、逃亡……这些细节不经意间流进我的记忆，它们驻足停留，在不远处向我招手。我时不时地想起，觉得这一幕充满戏剧性——不是虚构意义上的，而是真真切切在现实中上演，讨生活的人命定要经受的劫难或者惩罚。

在我的老家——一个位于粤东潮汕地区的乡镇，这样的事似乎司空见惯。保安的经历在饭桌上流传开来，说的人当作谈资，被说的人也不觉得羞愧——看吧，我运势好，大不了坐监，出来还是一条好汉。

现实的故事大体如此，写进小说则要费一番功夫。我的工作是把“跳进池塘”——那个绵延在时间中的带有乡野气息的，浸润了当事人恐惧、羞愤、悲戚等情绪的“高潮”装进虚构中，并借助一些书写的技巧，让小说有起伏，有节奏，如同呼吸。起笔时，我没有从保安的故事写起，而是从一位经营停车铺的老板洪丽的视角切入，由她带出小镇的世相和人情往来，也带出故事中的大栋和细栋两兄弟。故事里，保安叫做大栋，是一名退伍老兵，而差点被抓的则是弟弟细栋，一个在镇上混社会的“歹仔”和“刺流仔”。十多年前，我们从乡里去市区或者出远门，靠的是公交车和旅游大巴，寄车的行当应运而生。洪丽所在的寄车铺是个中转站，她代理大巴车票业务，见惯了人来人往——由她承担故事的转轴点再合适不过了。逃跑的细栋在一个深夜，拍响了寄车铺的拉闸门，故事由此开启。

我理想中这个故事的讲法，一定不是大起大落，而是在日常中铺展，有细密的描写，有粗疏的勾勒，步步为营，收放自如。目前呈现出来的样子，大致接近我的设想：大栋、细栋和洪丽有各自的经历，在小说里，这些经历被分头叙述，交替推进，终于在一个仓皇的深夜汇聚和碰撞。人物讲话时，我尽量模仿他们“呾”（说）潮汕方言的口吻——当然会有相应的改动和调适——以期贴近他们的身份、性格和心理；叙述上则适当加入一些方言词汇。这种写法，潮汕方言区的读者看了，会心一笑，不熟悉潮汕方言的读者，或许会觉得是个障碍。不过小说向来无定式，如果换成别的写法，那么我熟悉的那个乡镇社会就会变调变味，甚至显得“假”——我写作时也会格外别扭。

关于小说，我坚持一个或许过时的观点：人物远远大于故事，先有人物才有小说。当人物的形象慢慢成长，变得巨大，开始撑破压制它的重物时，故事就诞生了。余下的情节、细节、情绪、氛围以及旁逸斜出的枝节等等，都会顺着人物的主干自自然然地生长。所以，与其苦心孤诣地经营一个“好故事”，不如多将目光和焦点落到人物身上。《金缕衣》也是如此，最先吸引我的是人物，然后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