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身体本身是一种实践形式，是世界得以组构的基点。

——特里·伊格尔顿

我们在许多情形下，为外界的原因所扰攘，我们徘徊动摇，不知我们的前途与命运，有如海洋中的波浪，为相反的风力所动荡。

——斯宾诺莎《伦理学》

一

身体叙事与爱欲之死

无论是现代还是当代，讨论城市文学都无法越过身体问题。身体，尤其女性的身体，总是作家们书写现代大都市时最便捷的想象，也是很多“进城”作家最擅长去表现的文学意象。现代派、“新感觉派”的都市小说，充满肉欲气息的身体相关细节和想象无处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都市题材小说，关联着新一轮的自我意识、主体精神的觉醒，很多层面也是由身体开启的。2001年，谢有顺曾以身体叙事作为切口来理解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变革，认为这一阶段“文学的力量逐渐地在文学自身的革命上转移”“更多地走向了作家这个主体”：“‘私人写作’‘七十年代人’‘身体写作’‘下半身’等一系列的文学命名，均与作家本人的身体叙事有关。或者说，身体成了这个时代新的文学动力。”“身体”成为推动文学变革的动力，由内而外地改变了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肌质情况和精神面目。但这一系列的身体写作现象，也与90年代迅速推进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浪潮相关。比如贾平凹于1992年出版的《废都》，直接表现城市里传统文人的纵欲之堕落，这里的“身体”是性的放纵，是都市女性的色相与利欲，有很清晰的城市伦理判断，小说着力要表现和批判的也是城市化、市场化所带来的生活腐化和道德沦丧问题。还有林白、陈染等人的女性写作、私人写作，不否认她们大胆的身体叙事具有创造性，革新了时人关于文学中性别问题的认知，突出了女性写作者以及更普遍意义上女性人物的性别意识和主体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写作在九十年代之所以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背后也有着城市、市场的推波助澜，尤其后期卫慧、九丹等人进一步突显女性身体与性爱主题的写作，已是有意识地用“身体”“性”等标签来迎合市场。另外，新世纪初还出现了一批讲述青春之酷的“80后”青年作家，其中的“酷”和“叛逆”也往往借助身体来表现。如春树的《北京娃娃》，都市少女的青春之酷就是奋不顾身地燃烧自己的身体和激情。但这一批“扮酷”“写酷”的“80后”作家的出道，背后也有着现代城市的消费逻辑。

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作家们大胆、激进的身体书写，于文学内部来看推进了叙事艺术的变革，同时也由内而外地促成了性别意识的觉醒。尤其对于女性而言，由身体开启的主体精神的建构，具有清晰的女权主义性质的反抗性和批判性。但这些批判性，最后都被城市、被商业所收割，身体叙事逐渐等于欲望叙事，女性身体成为很多作品标识欲望化生活的城市景观。谢有顺也指出：“当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一种我称之为身体暴力的写作美学悄悄地在新一代笔下建立了起来，它说出的其实是写作者在想象力上的贫乏——他牢牢地被身体中的欲望细节所控制，最终把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文学欲望学和肉体乌托邦。”泛滥的、商业化了的身体叙事，很快就耗尽了身体之于城市以及身体叙事之于城市文学的思想含量，这也导致后续更多的城市题材创作以及城市文学研究越来越不关注身体问题。尤其对于更多的“80后”“90后”作家而言，“身体”是城市生活中极平常的素材，但以“身体”为目标的身体书写却越来越少。

新一代作家书写城市时，很少直接用身体叙事来表现都市生活以及道德特征或现代意味，“身体”相关描述经常是隐没在其他素材和问题内部的内容要素，不再是重要的表现对象。如文珍《故人西辞黄鹤楼》，开篇就是身体感官的句子，但这些身体接触、感官层面的细节，只是作家展开故事时的一种叙事策略，只是让“故人重逢”的画面更具实感和喜感。包括她的《安翔路情事》，也是以身体描写开篇：“她是细瓷样的肌肤，白皙紧实。个子虽然不高，丰满得到了危险的边沿，但是胜在年轻，腰身结实，胳膊腿伸出来，都似模似样。”这些描述，一般情况下不会引发读者的特别关注，它们只是作家塑造人物、开启故事的一个叙事起点。即便像《画图记》，直接写都市男性对性感女性的着迷与沉溺，内里夹杂了很多诱人的身体叙事，但小说中这些完美身体，无论描述得如何细致诱人，也只是助力作家去表现都市男女情感关系的一种辅助性情节。再如周婉京《造房子的人》，写房子、建筑话题时，时不时插入一些身体描写，小说人物甚至将建筑设计与身体关联在一起。人物对房子的想象，关联的是女性身体；反过来，小说的身体叙事，也是为表现“房子”或“造房子的人”，身体只是建筑的隐喻，是作家表现人物诡杂性情的情节。可以说，在大多数“80后”“90后”作家笔下，“身体”往往是以都市日常生活细节或表现人物情感爱欲相关情景而出现的，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描写身体只是叙述某种生活时必不可少的情节需要，“身体”是作为故事情节参与叙事。

严格来讲，“身体叙事”不是泛指写身体或身体的叙事，它应该是瞄向“身体”本身的写作，或者说与身体相关的叙述在小说中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情节。针对“身体”本身的身体叙事，可以像九十年代陈染、林白等人的“私人写作”一般带来叙事上的先锋效果，同时也由内而外地挖掘出蕴藏在身体上的疼痛记忆或批判精神；而身体成为作家讲述故事、塑造人物时不能缺少的环节，就如《废都》《黄金时代》和《檀香刑》等，身体都是故事之所以能展开、小说之所以能成立的最关键的表现对象。就这两个维度来界定“身体叙事”的话，也可以在“80后”“90后”作家作品中找到部分文本。如王威廉的《捆着我，绑着我》，小说写捆绑身体，按欲望叙事的逻辑来看，必然会有具体的身体书写。但这篇小说没有直接表现身体，更没有写捆绑身体可能意味着的性虐故事或欲望情节。小说中的都市男女，他们的身体捆绑游戏，不是为性，没有肉体层面的欲望，纯粹只是为了感受一种生存的实感，为了将生活中那些无形的力量转化为有形的束缚。被绳子捆绑起来的身体，是一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来自世界的束缚和疼痛感的身体，“他在挣扎与反抗中获得了生存的快感与精神的平衡”“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认为没有人比自己更好地解决了生命的诸多困扰”。“身体”在《捆着我，绑着我》这篇小说中很重要，但作家的叙事焦点也并非身体本身，身体只是个感觉器官，身体所关联的不是都市欲望，而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实感、疼痛感。还如“90后”作家索耳的《女嗣》，其中的主角有性瘾，文中床上的身体动作表现，已经被作者艺术化，这些细节已经看不到色情，内里甚至没有欲望，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女性的歇斯底里。就如拉斯·冯·提尔《反基督者》里的母亲，因为沉浸于性导致孩子坠楼死亡，为了疗愈这种伤痛，她更是沉浸于性。“性试图从各个方面驱逐死亡。性爱的快乐是死亡的解毒剂。”《女嗣》中的“我”亦是无法从过去所遭遇的性暴力以及堕胎阴影中走出来，她的性瘾不是欲望，而是对身体遭遇和心理阴影的反复咀嚼，是通过感受肉体的疼痛来挽救内心的疼痛。即便经常拿身体做文章的“80后”作家孙频，其笔下的身体多是受虐的对象，关联的不是欲望，而是罪与耻。如《无相》一篇，典型的身体叙事，但作家要“身体”抵达的却是“无相”。老教授对年轻女性身体的观看，看到的不是色相，而是自己的衰老。《无相》里的身体叙事没有涉及性方面的欲望，这具年轻美丽的身体，是抚慰一个孤独老人的神秘之光，当然也是导致老人发病致死的邪恶之源。

《捆着我，绑着我》《女嗣》以及《无相》，相对其他写及身体的作品而言，是更为典型的身体叙事文本。但这几篇作品里的身体，指向的都不再是欲望，反而是表现欲望缺失之后的情感或人性困境。身体叙事不再是欲望叙事，这是与九十年代以及诸多新生代、“70后”作家笔下的身体叙事形成巨大差异的地方。《无相》里的身体，直接隐喻一种爱的不能，这里面的观看身体，是将身体的情爱属性消除，导向耻感与罪感。《女嗣》中女主角“我”的性瘾和受虐倾向，起源是少年时代于情感和身体上所遭受的伤害。按克里斯蒂娃的分析来理解，这些伤害直接导致“我”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存在资格”。小说中表妹的形象，是在不断地提醒“我”所失去的爱情，包括提醒“我”失去了作为正常女人、过正常家庭生活的人生可能。“我”的身体，“我”的欲望，关联的是忧郁，是悲伤和消沉。克里斯蒂娃对于陷入这类忧郁症的群体有很好的形容：“我们宛若行尸走肉，肉体上伤痕累累、鲜血淋漓、形如死灰，生命的节奏要么转慢，要么被扰乱，我们的时间也被忧伤侵占、挤压、吸干……”“我”的状态即是如此，“我”的性瘾即是这种忧郁带来的身体病症。情爱激情的阴暗内面就是忧郁，“我”不断地寻找男性满足性瘾，这与爱欲无关，只是用这种方式不断地提醒自己身体的疼痛以及情爱的缺失。所以，《女嗣》中的身体叙事及其性爱描写，导向的并非爱欲，反而是爱的不能以及爱欲对象的缺失。《捆着我，绑着我》更为典型地说明了都市人的“爱欲之死”。小说中的都市男女，摆脱了有形的束缚，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婚姻，甚至没有性欲望。但没有这些有形的束缚，人也就等于没有了存在感，于是要通过捆绑身体来感受真实的束缚。捆绑是带有性虐意味的，小说中的“我”宁愿体验被捆绑着的、被绳子勒着的刺激和疼痛，也不愿走出自己的屋子去与真实的人发生关系，这就是《捆着我，绑着我》的精神困境。“我”为何要排斥具体的、有形的关系？因为害怕束缚、害怕与他人形成某种关系后的麻烦，更害怕因为某种关系而失去自我。这其实是一种“自恋”，这种“自恋”扼制了爱欲，拒绝了他者。“我”宁愿被捆绑，也不愿意去想象与绑“我”的那个独身女邻居之间的情感关系。韩炳哲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自恋的社会。力比多首先被投注到了自我的主体世界中。……自恋的主体界限是模糊的，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他者身上的差异性无法被感知和认可，在任何时空中能被一再感知的只有‘自我’。在到处都是‘自我’的深渊中漂流，直至溺亡。”现代人追求的“主体性”，是自主的、个体性的，但这种摒弃他者的绝对个体如何可能呢？摆脱了有形的关系，“我”陷入的其实是更大的虚无，而通过捆绑所感知到的存在感、实在性，本质上是对外力、对他者差异性的承认。捆绑带来刺激，本应直接生成欲望，小说中的“我”应该走向爱情、感受真实的性，但“我”并没有走出这一步，反而是沉溺于被捆绑。“捆绑”综合了有形和无形，它意味着一种既抽象又真实的束缚，“我”沉溺于其中，“直至溺亡”。“我”的状态，是无数都市青年男女的状态，寻求自由，却又深陷虚无，渴望爱情，却又恐惧与他者发生关系。巴迪欧说：“爱欲是否定自我，肯定他者。”自恋无比的现代人，害怕失去自我的都市人，已失去了爱欲的可能。

都市生活中的爱欲的丧失，当然有很多原因、很多不同类型的表现。黄灯调研当前高校学生的情感状态时，发现现在的男生已不再用力用心去追求身边的漂亮女孩，这当然有更复杂的原因，但也是“爱欲之死”现象的一种类型。更为普遍的是婚姻家庭中的“爱欲之死”。陈润庭小说《鲮鱼之味》，就是借助女性身体变小来隐喻婚姻中爱欲之死。作品讲述一对年轻夫妻婚后生活的无趣与压抑，妻子无法忍受这种丧失了爱欲能力、令人窒息的婚姻生活，最后选择了每顿饭都只吃鲮鱼罐头的极端方式来发泄不满，以此向丈夫表达抗议。鲮鱼罐头是腐败的食物，把鲮鱼放进罐头，要经历的就是被束缚和被折断，同时也是浸泡在黑色的防腐调料中。罐头放得越久，鲮鱼会越来越小，小说中的妻子开始吃鲮鱼罐头后，身体也越来越小。显然，鲮鱼罐头这个意象，隐喻的就是婚姻后的夫妻生活状况。恋爱时，他们曾去一个小城旅行，在小旅馆体验过一次令他们难以忘怀的性爱。但结婚后，“再也没有一次性爱比得上那一次”，即便故地重游，回到那个小旅馆再次做爱，也“始终在最为常规的动作与情欲里进行与结束”。“我”对于妻子，已经失去了欲望。妻子身体逐渐缩小，更可能是妻子身体之于“我”的欲念而言的逐渐湮灭。《鲮鱼之味》里这对年轻夫妻的情感问题，是现代都市家庭的普遍性困境。对于这个困境，我们往往将原因归因于婚姻中某个人的变化，尤其习惯于指责丈夫对妻子失去了激情。但问题显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普遍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何我们无法接受婚姻带来的激情的消退？韩炳哲讨论爱欲消失这一现象时，认为现代人已经被绩效化的社会所同化，连爱欲也没有放过。“如今，爱被当成一种享受的形式被积极化了。首先，它必须制造出愉悦感受，不应有情节、有故事或者带有戏剧性，而应该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感情和刺激。”“绩效原则已经统御了当今社会的所有生活领域，包括爱和性。”现代人理解的爱情，是一种需求、满足和享受。而当爱欲消退，也就成了一种不可接受的变故。如今，我们只会想象令人愉悦的爱，无法想象、更不能接受爱欲的消退。反过来，因为对爱欲消退的恐惧，都市青年普遍陷入了恐婚状态，甚至拒绝爱情。拒绝爱情、否定婚姻，本质上就是拒绝他者、拒绝变化、拒绝不可控的未来。列维纳斯说，“情欲是由欲成未成、欲来未来之物所滋养的”“情欲被脸孔唤醒”——差异的、陌生的“他者”才能激起我们的情欲，这对于极度自恋、害怕变故的现代都市人而言，如何可能呢？

二

都市空间与身体遭遇

差异的、陌生的他者才能激起真正的情欲，这对于都市人而言，其实意味着情欲往往发生在家庭、婚姻之外。为此，现代以来的都市小说，很多是婚外恋题材，多数时候只有在传统的家庭空间之外才能看到意味着情欲的身体。欧阳德彬的《赤色鸟》里，人物张潮去咖啡馆读书，其实是为了“搭讪女人”，以“排解婚姻生活的琐屑无聊”。如此，人物看异性身体的目光就带有了情欲属性：“她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上的高跟鞋是紫荆花的颜色。”还如其《女邻居》，小说对陌生女邻居的形象刻画和生活想象，都是带着情欲气息。当年，本雅明在城市漫步时，曾将迷路经验转化为情欲经验，“马路首次让我感受到它应该为初开的情欲服务”。这虽不是直接的遭遇异性身体所带来的情欲，却是说明迷失在都市街道这样一种遭遇陌生性的经验本身就带有情欲意味。都市聚集了无数的陌生身体，对陌生的他者身体的注视，往往就是具有情欲意味的情动时刻。

现代都市生活中，最直接、最可能遭遇陌生人身体的场合，必然是拥挤的公共空间，比如普通市民上下班必然要乘坐的地铁和公交车。青年作家陈崇正短篇小说《遇见陆小雪》，就是典型的因地铁上遭遇陌生身体、激起情欲而引发的都市爱欲故事。小说开篇详细写了人物挤在广州最拥挤的地铁三号线时的“身体遭遇”，作品要讲述的故事，完全就是因地铁上遭遇了身体触碰以及随后邂逅了“陆小雪”而引发的想象。“陆小雪”就像是人物崔浩因挤地铁而引发的一种欲望化对象，这个形象只是一具性感的身体，她时不时地出现在崔浩的生活中，每次出现都是主动来满足他的身体欲望，然后又瞬间消失。这就像是在拥挤的地铁空间内的身体遭遇，只是一种纯粹身体上的触碰，只是瞬间性的感官经验。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崔浩而言，地铁上由身体触碰而引发的各种匪夷所思的欲望想象，就是他放纵内心欲望的时刻。或许，可以把“陆小雪”视作当前时代都市生活中一个具有文化意味的符号意象：“她”生成于拥挤的公共空间内，其背后没有社会关系，只是一具性感的“身体”，这“身体”凝聚了都市人隐秘的欲望，同时也为都市上班族无趣、无聊的日常生活添加了低级、直接的生活刺激。

类似的身体叙事还可见“90后”作家宋阿曼的小说《午餐后航行》，这是发生在狭小的合租屋内的身体接触。小说中徐魏是何溪合租室友王灿灿的男朋友，他与何溪之间也算是没有过语言交流的“陌生人”，但他们常常在狭小的出租房内相遇。何溪的身体与徐魏的身体，是相互吸引的欲望关系。小说最后，何溪因为受不了出租屋以及大城市的拥挤，离职去到海滨小城生活。不久徐魏找到何溪，他们维持了一段满足各自身体需求的“情欲关系”。但这段美好的时光也带有虚幻感，徐魏的出现带有随机性，他们的关系完全是浮空状态，甚至很可能只是发生在何溪的想象世界。如此，徐魏对于何溪而言，也似陈崇正小说中陆小雪之于崔浩的关系，是一种基于身体欲望的情感关系想象。

《遇见陆小雪》和《午餐后航行》，是当前诸多青年作家作品中难得一见的直接表现身体欲望的文本。这两个故事未必有代表性，但它们共同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代都市生活中的身体体验，已经不是观看街道上行走着的、作为城市风景的“靓丽身体”，而是一些特别的、尤其拥挤的公共空间内的、直接刺激人心欲念的“陌生身体”。现代文学史上上海“新感觉派”小说中，身体基本是作为都市景观来加以表现。比如施蛰存的《四喜子底生意》，写上海街道上一具外国女人雕像：“那个女人做得真像是真的，站着，一只手伸出着，一手叉着腰。她穿着的一件是什么衣裳，电灯光里闪得怪亮，一点点的好像小银锞儿？又是那么样薄。穿着这种衣裳，要是里面没的衬，不是什么都会透出来给人瞧见吗？外国女人就是那么样的不要脸，天热了都穿得这样妖怪。”作为店铺前面的女性雕像，它就是一个城市景观而已，但人物看这具身体的目光，是乡下人的、道德家的。施蛰存对这具身体的描画，为的不是表现女性身体本身，而是用这具代表着现代和都市的外国女性身体景观，来表现一个底层车夫的都市体验。都市里的女性身体雕像，是供都市人观看的一道景观，其余更多的“现代派”“新感觉派”文本中直接描绘的真实身体，也都是景观化的、行走在街道上的都市意象。施蛰存的《梅雨之夕》里，“我”下班后走路回家，邂逅了一个从电车下来的美丽女子，“我”看这女子的目光纯是欣赏：“她走下车来，缩着瘦削的，但并不露骨的双肩，窘迫地走上人行路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她底美丽了。美丽有许多方面，容颜底较好固然是一重要素，但凤仪的温雅，肢体底停匀，甚至谈吐底不俗，至少是不惹厌，这些也有着份儿，而这个雨中的少女，我事后觉得她是全适合这几端的。”这篇小说的身体书写，与很多“现代派”小说里直白的欲望化笔法不同。“我”主动送这位美丽女子走了一段路，一路上“我”对这个美丽女子的身份、家庭以及“我”和她的关系进行了各种想象，但这些想象并没有多少性方面的情欲意味。这具身体所关联的想象，是“我”对自己初恋情人的一种回忆和想象，带有明显的怀念旧人的心理，是借着这个女子与初恋女友的相似性身体特征，为自己想象另一种情感生活的可能性。就情节安排来看，《梅雨之夕》的女性想象与《遇见陆小雪》一致，是在城市上下班的路上邂逅的异性身体，引发人物去想象一种逃逸现实生活的可能性。但《梅雨之夕》的异性身体，作为都市景观的特征更为清晰，这位女士的身体之美引发的是人物的怀旧、欣赏和生活想象。相比之下，《遇见陆小雪》的陆小雪，则是纯粹的他者的身体，带有陌生性，是可以激起城市人情欲的、帮助现代人逃逸窒息的家庭生活、想象另一种情感可能和生活可能性的欲望客体。

身体不再是文学作品中意味着都市特征的街道风景，而是被想象为引发爱欲之思的欲望客体；爱欲不再发生在家庭空间内，而是生成于都市的公共空间内，这些现象值得深思。在公共空间内、陌生人之间发生的身体触碰或身体凝视，这是与心灵、与精神无关的纯肉体意义上的情欲萌动。陌生的身体才能激发欲望，这似乎说明，都市人并非真正的丧失了爱欲，爱欲之死只发生在家庭空间内，而且死的是爱，而非欲。所以，都市空间内陌生身体所激起的情欲想象，是剥离了爱的欲念，是一种由身体开启的，没有心灵掺和，更未经思想和理智过滤、压制的情欲感觉和爱欲想象。同时，因为空间的公共属性，都市的身体是流动的，所引发的身体反应也是变化的，这种身体触碰所引发的欲念萌动及其流变，就是典型的“情动”经验。在《遇见陆小雪》里，陈崇正针对挤地铁时人物的身体反应，有很多露骨的性欲方面的想象，从道德维度来看这些性反应和性想象都是猥琐的、不应该有的，但拥挤的空间内无法避免的身体挤压、触碰，所带来的却是直接的身体反应、情欲躁动。理智、伦理可以控制人物不能做出更多动作，但因触碰而带来的身体反应却是难以抑制的。这里很容易想到斯宾诺莎关于身体与心灵关系的论述：“身体自身单是按照它自身性质的规律，即可以做出许多事情来，对于这些事情那身体自己的心灵会感到惊讶的。”在斯宾诺莎的情感伦理学里，心灵并不能决定身体，“凡发生在身体方面的，必不能起源于心灵”“心灵不正确的观念越多，则它便愈受情欲的支配”。身体的反应，与作为思想样式的心灵是不能划等号的，由身体触碰所生发的情欲骚动，可以从道德层面进行压制，控制不住、走向有意识的性骚扰时就是不道德和违规犯罪，但就身体内部所发生的情欲反应，只是一种因身体接触而生成的、纯物理意义上的“骚动”。汪民安曾解读斯宾诺莎的身体观念：“人的身体总是被外界的身体（物体）所扰攘、所挑动、所刺激。人的身体总是同外界的身体（外界的人或者物）发生感触（身体并非一种独立的自主之物，它总是处在一种关系中）。斯宾诺莎就将情感理解为这种‘身体的感触’，正是这种身体的感触产生了情感。比如，我碰到了一个人，或者我遇上了一件事，就是一个感触，一个遭遇产生了感触。这就是情感的诞生。情感诞生于身体的感触经验。”“一个人的情感总是根据不同的际遇而发生不同的变化，他总是在悲苦和快乐之间发生变化——德勒兹就是把这种情感的流变称之为affect……这种变化就是德勒兹理解的 affect（我们姑且将它翻译为‘情动’），‘情动：存在之力（force）或行动之能力（puissance）的连续流变’。”就德勒兹等人所界定的、作为理论概念的“情动”而言，它是一种流动的、变化的情感波动，它融合了身体和心灵之力，这不同于纯粹物理层面的身体欲望性质的性欲骚动。但地铁等都市公共空间带来的身体经验，恰恰就是流动的、变幻的。《遇见陆小雪》中挤地铁的崔教授，多数时候的身体遭遇其实是不堪的、难受的。而且，崔教授与这个“能让人冲动的美女”挤在一起、发生身体触碰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很快，地铁到站，人员松动，大家都下车离去。人员流动，接触、看到的身体也发生变化，人物的感受、情绪也在变化，这些变化又可以衍生更多的欲望或生活想象。德勒兹从斯宾诺莎那里发掘了“情动”，生成一种新的关于“主体/人”的本质的阐释，也就是“欲望机器”。人的生命就是一种“欲望机器”，不断地欲望，欲望又继续生产欲望，欲望是永恒地流动的生命之力。

如此看来，都市生活中流动的、动态的“情动”经验，其实是表达和容纳了现代人的本质性欲力。回过头再看《遇见陆小雪》《午餐后航行》等婚外恋或三角恋情感的都市文本，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这些小说为何热衷于讲述家庭空间之外的、都市公共空间内的情欲故事。家庭空间之外的身体遭遇，是流动的、变化的，所能激起的欲念也跟着流动、变化。最关键的是，这种流动的情欲经验，能够让都市人在内心或身体层面感受到一种打破常规化生活方式、抵抗坚固的社会结构的生命力——这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本质性欲念。如此，也能理解，为何“陆小雪”最后会变成一个“敏感词”，为何小说要写人物崔教授与妻子的家庭生活陷入困境。陆小雪作为一个欲望客体，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可以固定为恋人或妻子的女性，她是一具性感的身体，一个生性放荡的女子，更是善变的、捉摸不透的网络符号，同时也是参与游行抗议拆迁的标志性人物，甚至是能够牺牲自己解救亲人的英雄，以及敢于去地铁骑马吟诗的浪漫骑士……这些形象，其实都是人物崔浩或作家想象出来的“欲望可能”，是代替人物去实现某些生命欲念的虚设形象。如果说崔教授是压抑的、虚伪软弱的“都市人”，那么，陆小雪形象就象征着一种能够遵循生命欲力去活着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三

“情动”叙事及其伦理问题

斯宾诺莎、德勒兹等人的“情动”观念，将人的本质界定为欲望、情感冲动，这其实是需要以现代都市生活作为背景才能理解的。“人是一个情感存在，一个始终在发生变化的情感存在。人的存在就是情感活动，affect（情动）是人的生存样式（存在之力）。而这个情感既是身体性的（活动之力），也是心灵的（思想之力）。”“爱的特点不是有一个不变的本质，它的本质恰恰是有可变性，是力的变化过程。”如此理解人的存在、爱的本质，对于前现代意义上求稳定、重恒一的“人”而言，必然是不可接受的。前现代的哲学和宗教，也不容许这种“反本质”论，只有现代以来以都市生活的流动性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后现代文化，才能理解和接受这种以变化为本质的“人”“性”定义。当然，现代都市同时也存在一种束缚人、规训人的强大的结构性力量。除开那些宏大的政治约束，现代都市生活中的结构化力量，最直接地来自于家庭生活和工作空间。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阶段，大多数上班族的工作状态都是压抑的、无聊的，基本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做着某些与自己的生命和心灵没有关系的事务，甚至是传统流水线式地、机械般地完成某些固定操作。家庭也是一种结构化力量，不仅将人固定在某个公寓楼里，更将人的“欲力”捆绑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家庭关系虽受到法律和传统伦理的保护，但传统的家庭伦理，对于现代城市里青年人而言，已经越来越脆弱，这也是全世界意义上的都市离婚率越来越高的一个缘由。现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有很多作品集中表现都市生活导致的窒息感和绝望感，卡夫卡的《变形记》即是表现这类生存状况和情感状态的经典。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尔的变形经验，还能让今天的读者深有同感，足以说明一百多年来，都市生活中束缚人、规训人的结构化力量依然是强大如斯。但从其要表现的精神欲求方面来看，卡夫卡现象也说明现代以来的都市人，一直在渴求变化、抵抗规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突破结构、强调个性的后结构思潮、后现代文化更是风行至今。德勒兹的后结构思想，游牧、情动等“反本质主义”性质的新概念，其生成土壤正是60年代以来的反结构、求变化、重欲力的后现代都市文化。

现代以来的都市生活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现代人的情感经验也与前现代、乡土时代很不同。尤其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我们关于人的存在、爱的本质等方面的认知，都在发生变化。如此，对于当代城市文学中的婚外恋故事及其所反映的家庭生活中的情感困境问题，很多时候已经不能简单地当做传统意义上家庭伦理、婚姻伦理问题来理解，这不是情感关系中两个个体的人伦道德问题，而是后现代都市文化、现代性意义上的生命力和情感属性问题。城市生活中，人们对于都市空间中陌生的他者身体的凝视和想象，最能够表现现代人的本质性存在已经是“情动”性质的情感存在。美国学者迪萨纳亚克指出：“内在于一个人实际的‘在世’的事实是其有形的身体，它的节奏和无法理喻的欲求，它的嗜好及满足，它随时间的生长和变化，它对他人的影响，它在事故、疾病和死亡面前的脆弱易感。”都市空间集聚了大量差异化的、相互陌生的身体——“城市创造了一种情境即都市情境。在那里，差异的事物一个接一个地产生且并不孤立地存在着，而是按照它们的差异性而存在。”——城市公共场合里变动的、陌生的、差异化的身体之间，即便看上去都是冷漠的、转瞬即逝的，但只要有交集、有凝视、有触碰，一个身体就会影响另一个身体，就有可能由身体的欲动引发心灵的悸动，甚至引发更多的情感关系和人生故事。

表现都市生活中由身体遭遇而激起“情动”效果，进而生发情感故事的作品并不罕见。最近热播的《玫瑰的故事》，女主角玫瑰就以身体的魅力抢夺着无数男性的目光，围绕在她身边的男士，无不是因其身体的美丽诱人而魂牵梦萦。小说方面，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小说，更为典型地表现着都市生活中身体影响身体的“情动”效应。比如《母亲》一篇里母亲的“精神出轨”故事，就起源于窗外小区里一个有着迷人微笑的男性身体。“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脸上看见过这么迷人的微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迷人的微笑衬托着的那么迷人的嘴唇。”她看到这个迷人的微笑、迷人的嘴唇，引发的也是一种身心的“情动”：“我感到极度地脆弱。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穿过人群，穿过灯光，穿过喧嚣，最后回到自己清冷漆黑的卧室里的。我倒在床上，双手交叉在胸前，迷惘地搓揉着自己依然饱满的乳房。我感觉到温热的眼泪已经漫入了我的耳道。我感觉到自己正在遭受着岁月的强暴。”这种直接的身体反应，完全是由另一具陌生的、差异的、他者的身体所激起的情欲。伴随着这种身体的情欲反应的，还有“羞涩”的心灵感受。身体反应和心灵感受，这种身心合一的“情动”，来自一个有家庭的中年女性。显然，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平凡的都市女性的“精神出轨”经验。但是，我们并不能以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理解或责备她。这个母亲所遭遇的，不是生活伦理意义上的精神出轨，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情动”经验，这种经验近似于巴塔耶的“内在体验”，因为极端、非理性，才让这个母亲体验到了她作为女人、作为人的本质性状态，而不仅仅是作为母亲、作为妻子的社会角色属性。

与《母亲》相近，《物理老师》也是表现一个女性的“情动”经验。小说写一个中学物理老师对班上的一位男学生有了身体反应：“他刚才用过的茶杯让她好像又看到了他嘴唇的翕动。她感到一阵揪心的羞涩。在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那些诗人和诗作的过程中，她一度完全盯住了他的嘴唇，它们的张合不仅充满了浓厚的诗意，还散发出淡淡的性感。……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条黑夜中的河流。她感觉到一只迷茫的小船在星光粼粼的河面上飘荡。她感觉到了双桨悠闲的划动。她感觉到了桨撞击水面的忧郁，如在夜色中飘荡的哀叹。她抹去胸脯上突然冒出的那一层薄薄的汗渍。”这也是一个女人对于一个年轻的、性感的男性身体的情欲骚动，是一具身体影响另一具身体的“情动”表现。而且，这个小说更为明显的是要表达一个物理老师厌倦了教师身份、想要还原为一个女人身份的想法。这个中学物理老师总是想起关于“理想的女人”的说法，这是她大学时代从一位讲授西方美学史课程的老师那里听来的。所谓“理想的女人”，就是“经历过一次轻率的初恋、一次枯燥的婚姻以及一次通常与婚姻并存的放纵的爱情”。这个物理老师当年对这个说法极为厌恶，但做完八年中学物理老师之后，她开始频频想起这个说法，也就意味着她开始想要成为那种“理想的女人”，而不是满足于“中学物理老师”这一社会角色。成为女人，而不是成为某个社会角色，这也就是遵从自己的身体、承认自己的情欲和情感。当她遭遇这个性感的、年轻的学生的身体时，她的身体有了反应，她的心灵也被这个学生写给她的诗句打动。身体和心灵都被触动，这种“情动”经验就是让一个女教师还原为一个女人的经验。作家叙述这样的故事，是要去除那些附加在女人身上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等束缚性力量，带有清晰的解构特征。

再如《两姐妹》，也是直接通过女性身体的爱欲经验，来拆解那些附加在女性婚恋上的传统观念。“可靠”男人的出轨，让姐姐丧失了生活的信念，但当她经历了一场完美的性爱之后，这一身体经验改变了她的心灵信念，让她认知到了自己之前所认为的“可靠”是错误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其实是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但献祭身体的报复行动也燃烧了她的身体，她染上绝症并很快去世。这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典型的身体叙事文本，作家既让人物由身体经验去解构传统的婚恋观念，让一个时刻教导妹妹的姐姐还原为一个认同身体感觉的女人；但同时，作家也让人物陷入另一个极端，没有爱、只有恨的献祭身体，最终是害人害己。

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基本都是由身体引发的都市情感故事。在他的小说中，身体影响另一具身体，由此引发一个牵动身心的情爱故事，同时也生成了一类具有解构意味的思想观念。或许，可以把这类小说视作“情动叙事”。冠予“情动叙事”，可综合一般意义上的身体叙事和精神叙事特征。多数时候，身体叙事更突出身体书写，精神叙事则强调精神形式，但“情动叙事”是由身体引发的身心俱动的叙事。身体遭遇导致身体反应，身体反应必然影响心灵感受。综合身体与心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身心结合，而是要由身体去影响心灵，同时又让心灵去解构或重构某些束缚人、压制人的理念或规矩。强调“情动叙事”，同时也可突出文学叙事伦理区别于生活伦理的独特性。在斯宾诺莎那里，“情动”关乎的不是道德问题。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关心的是“能力”问题。德勒兹这么理解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伦理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而绝不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从根本上说是非道德的。对于道德问题，对于善与恶，他怀着一种达观，因为他甚至都不明白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所理解的，唯有适宜的际遇与有害的际遇，能力的增强与减弱。在这里，他建构的是一种伦理，而远非道德。”这一解释，也适用于现代都市文学中的“情动叙事”。谢有顺界定现代意义上的叙事伦理时强调：“以生命、灵魂为主体的叙事伦理，重在呈现人类生活的丰富可能性，重在书写人性世界里的复杂感受；它反对单一的道德结论，也不愿在善恶面前作简单的判断——它是在以生命的宽广和仁慈来打量一切人与事。”“情动叙事”所重视的，正是这种“反对单一的道德结论，也不愿在善恶面前作简单的判断”的叙事伦理。文学表现身体，处理婚外恋等不道德的题材故事，包括书写爱和性，都不直接等于开展道德教育。文学有超道德的一面，写作的伦理不是直接宣扬某些世俗生活中的道德观念，而是“以生命的宽广和仁慈来打量一切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