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作协副主席陈继明长篇小说《敦煌》发布会于北京图书大厦举办。

《敦煌》以初唐时期为时间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师为主人公，书写凡人开窟、宫廷画师造像的故事，以瓜州、沙州为空间背景，书写吐谷浑人与汉人的民族融合，并以贯穿古今的历史为人间道场，书写人心满壁风动、天衣飞扬，富有浓郁西部气息。作品兼具历史的和美学的、民族的和人性的，知识的和趣味的特征。

两个“不写”与两个“要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在致辞中表示，陈继明是书写敦煌非常合适的人选，他在小说中体现出诗人般的激情和研究者般的精确，小说也因此显得丰沛精彩、扎实厚重。

陈继明介绍，早在七年前，长篇小说《七步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他就在责编付如初的建议下，开始考虑书写敦煌。其间，他不断思考、搜集大量史料，之后用一年写作，一年修改。初稿完成后，责编给他提出1000多处修改意见，之后两个人不断打磨，终于在一种“如梦如幻”的状态中完成了这部长篇作品。

在陈继明看来，关于敦煌，最难处理的就是虚与实的关系，实体和象征的关系，他定下两个“不写”——不直接写藏经洞的故事，不把敦煌当作图腾来写。他想写出一个新的敦煌，“想站在敦煌对面打量她，然后起一个自己的空中楼阁，看看敦煌的形成过程，莫高窟的形成过程。”

“我觉得是人照亮了敦煌，而不是相反。”陈继明定下了两点“要写”，其一，要写人。敦煌是人的世界，没有人就没有敦煌；其二，要好好写一写动物。在他笔下，马、骆驼等动物都不被看作人的工具，而是成为小说的角色，和人“平起平坐”。

四条线索书写敦煌气魄

对话环节中，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预聘副教授、研究员丛治辰从敦煌讲到《敦煌》，从题材价值、文化意义、写作艺术以及历史感和当下性等方面进行探讨。

“《敦煌》故事好看，人物鲜活。它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叙述语调。”邱华栋表示，该书最打动他的地方，是把唐代生活写成当代生活，贯通古今。因此，这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当代小说，靠非凡的想象力把读者带回距离现在一千多年的历史空间里。

刘大先则从文本出发，阐释了小说中四条线索和两个时空，以及日记、考古文献、佛经等多文体的运用。尤其是当代线索的出现，让小说具有了“元小说”的色彩。

刘大先认为，《敦煌》准确捕捉了敦煌的包容性，因而写出了“古今无不同，人情不相远”“人我无不同、皆有悲欣感”，由此让人体会敦煌文化中蕴含的历史真相。

丛治辰以书中人物的一句对话“既然刀子已经放下，就拿好锄头吧”，指出以吐谷浑为代表的游牧国家，在迁徙和求生中的变化。“历史就这样上演了事与愿违的悲喜剧，不同民族也在各种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开始交融共生。正如书中所说，民族的发展经历过修补重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正是民族融合的真相，也是文明发展的真相。”

邱华栋也指出，《敦煌》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具有大气象、大格局的优秀作品，就是因为作家深沉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文明思考。

付如初则坦言，敦煌既是时间的产物，也是时间的见证。甚至象征了时间本身。“陈继明的小说写出了其中种种层次和韵味，让人品咂不尽、解读不尽。”

付如初介绍，最初这部小说的名字想要叫“敦煌颜色”，后来几经商量，确定为《敦煌》。陈继明说，不怕和井上靖做对比。敦煌也不该只有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