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与品格

“人民史诗”的文学包含两个最本质性的元素：一是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的“史诗性”。二是以“史诗”的形式与品格来书写这百年历史。十余年来，新时代文学向着“人民史诗”的方向和目标坚定前行，创作景观繁荣丰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进入新时代，文学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变革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进一步实证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同时，提出了“人民史诗”的全新概念：“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史诗”概念的提出，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革命历史所取得的伟大业绩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品格，为“新时代文学”注入了思想精神与灵魂信仰，也为当下作家的创作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关于“史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的词条解释比较长，我摘要如下：史诗一般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的多为对本民族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有口皆碑，世代相传，因而史诗具有很深的民族根源。由于史诗的广泛叙事性质和它所包含的深刻社会意义，现在人们常常把比较全面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的结构复杂、画面广阔、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如优秀长篇小说等，称作史诗或史诗式的作品。参考上述关于“史诗”的解释，我以为，“人民史诗”的文学包含两个最本质性的元素：一是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的“史诗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书写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种概括与表述，显然是对这一历史的性质与品格的升华。二是以“史诗”的形式与品格来书写这百年历史。不仅仅要写人民，还要以“史诗”的文学形式与艺术品格来写，要写出“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所内蕴的思想精神和灵魂信仰。冯雪峰写于1954年7月18日的《论〈保卫延安〉》一文，关于这部小说的“史诗性”是这样说的：“在它强烈而统一的气氛里，在它对于战争的全面而有中心的描写里，这么集中地、鲜明地、生动有力地激动着我们的是这样的革命战争面貌、气氛，尤其是它的伟大精神。”“在这样的史诗主题的面前，作家的创造性当然不是表现在被动地服从事件的外表的真实上面，然而一定表现在如何去真正掌握到事件的本质及其根本的、重要的精神上面。”冯雪峰用了很大篇幅，反复论述这种精神，以及作家的创造性。可见，在冯雪峰的“史诗”观念里，作品所表达的思想精神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史诗”“最恢宏的史诗”，其核心是要写出“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所内蕴的“伟大精神”，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深刻与高度。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待的真正的“高峰”作品。

十余年来，新时代文学向着“人民史诗”的方向和目标坚定前行，创作景观繁荣丰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我看来，最显著的现象有两个：一是脱贫攻坚、“新山乡巨变”等乡村现实生活题材创作的繁荣，二是“革命历史再叙事”的中、长篇小说的崛起。后者，我参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1990年代后被称为“红色经典”）的相关内涵与特征，将其命名为“新红色经典”。这两种现象，我以为实乃一条线段之两端，“新红色经典”是脱贫攻坚、“新山乡巨变”等现实书写的前提或称来路；脱贫攻坚、“新山乡巨变”等现实书写则是“新红色经典”的当下延续与未来想象，它们共同呈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代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而艰苦奋斗、勇毅前行的“人民史诗”的历史过程。这样的历史与现实，召唤着“史诗性”与长河般的小说巨著产生，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够称得上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才能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宏愿，真正为“新时代文学”确立起时代的高度。

事实上，我对于“新红色经典”这一概念的命名，并非对当下这类作品经典属性的指认，而是基于其题材内容、情感结构、思想主旨与当代文学史上“红色经典”的内在联系而提出的一种基于现实、面向未来的文学想象，是在新的观念、视角、技巧、方法之上持续进行的理论建构。毕竟，新时代文学之“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正在经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变革与拓新，蕴含着新的思想向度、叙事方法与美学空间，亟需新的视域观察、新的观念引领、新的理论支撑、新的标准评价。

进入新时代，现实主义写作伦理获得普遍的认同与推崇，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写作正在试图将曾经被冲决、颠覆、打碎的历史、思想、审美重新弥合、编织、建构起来，写真实、写整体、写宏观的吁求亦越发强烈，总体性思想、史诗性观念以及宏大叙事的美学范式重又展现出巨大而迷人的魅力。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引起作家、批评家的关注，许多作家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分割成“历史”与“现实”两大题材领域，每个题材领域又切割成无数的线段。当然，对作家而言，他熟悉或研究某一时段的历史与现实，重点就写这一时段的历史与现实本无可厚非；但从“史诗”的角度论，必要的时间长度与空间广度是不可或缺的。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是最好的例证。作家深刻地意识到生活的变化和流动是整个时代图景的底色，意识到个人的隐秘心理、情感和动机与时代主潮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敏感于这种变化和联系并给予真切详实地记录。于是，小说真实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人物形象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家的反思性、批判性、科学精神、客观风格也熔铸于作品的总体性之中。将个体之生命、生活之日常与国家民族等集体性存在交融并置，最终将个体的命运融入社会、民族、国家这个共同体之中。这样的写作伦理既体现为作家对待日常生活的现实态度，也隐藏在历史传统和经典文学构建的文化记忆中。

要想对时代进行整体性、穿透性和概括性的观察与表达，无疑是重要且艰难的。换言之，新时代中国作家的“史诗”观念与意识亟待加强。

二、“新红色经典”及其叙事动力

“新红色经典”的产生，是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后的十余年来，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巨变对作家召唤的结果，是作家们重新认知和审视“革命历史”后的思想升华，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人民史诗”概念的提出与引导的积极回应与正面表达

从个人批评的角度，我比较看重文学现象，它们是一个时期，甚至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的体现，其影响之大、之深远都是不可估量的。对文学现象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单一作家与作品的批评。或言之，在文学现象里看作家与作品，会有更清晰透彻的认知与判断。进入新时代，一个崭新的文学现象逐渐引人瞩目，这就是“革命历史再叙事”，我亦称之为“新红色经典”。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再度成为作家倾心的叙事资源，诸多作家以不同的文学观念、历史视角与叙述方式、语言风格，创作了众多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比如，获“茅盾文学奖”的《牵风记》（徐怀中）、《千里江山图》（孙甘露），获“茅盾文学奖”提名的《远去的白马》（朱秀海），以及庞贝的《乌江引》、徐贵祥的《英雄山》、张庆国的《老鹰之歌》、傅汝新的《一塘莲》、石钟山的《我的喜马拉雅》、王筠的《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海飞的《回家》《惊蛰》等长篇小说，以及马晓丽、西元、王甜等的中短篇小说，达数十部之多。这批作品重回“革命历史”的正史讲述，对“革命历史”的认知与理解，有了比以往其他时期的“革命历史叙事”更加宏阔的思想视野和更加深沉的文化自信；作家们以更加开放的文学观念和更加自觉的历史责任感、现实使命感重述“革命历史”，彰显了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深厚的“人民性”底色和艺术探索的巨大潜力。

那么，“新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其叙事动力源自哪里呢？

我以为，最重要的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以及世界正在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与国际秩序遭遇严重挑战，复杂的国际局势与深刻的时代变革，深度影响着当下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在这一严峻复杂的背景里，中国作家看到了，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尤其是民族自信心、凝聚力与民族精神，是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证。因此，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思想精神的传承，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民不但具有巨大的凝聚、鼓舞和激励作用，对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中，“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具有超越性的独特人类文明，是纯粹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与中国理论，其内蕴的中国精神没有因为时间的消逝而式微；相反，日益彰显其内在的思想与光芒。

概而言之，“新红色经典”产生的根本动力，不是单纯的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使然，也不是作家文学风格与观念相近的聚合，至为重要的因素当是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后的十余年来，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巨变对作家召唤的结果，是作家们重新认知和审视“革命历史”后的思想升华，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人民史诗”概念的提出与引导的积极回应与正面表达。

三、“新红色经典”的文学性特征

“新红色经典”与此前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民史诗”的文学思想的确立。其主要特征可以概况为：叙事的整体性与“史诗”意味；超验的美学理想与先锋叙述；作为主体的普通民众与民间传奇……呈现出开放与探索的多样化叙事姿态

在中国当代文学多个不同历史时期里，“革命历史叙事”都不曾缺席，都有优秀的重要作品问世；但其历史观念与叙事方法及文学风格却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新红色经典”与此前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民史诗”的文学思想的确立。这样的“革命历史再叙事”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与宏阔丰富的内涵，以及多样化的叙事风格。结合几部小说作品，简略谈一下其主要特征。

第一，叙事的整体性与“史诗”意味。“新红色经典”作家并没有停留在正史讲述的一般性描写之上，不再延续“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传统，将“革命历史”的“历史”切割成某一时段，构成一个闭环叙事系统，并以“胜利大团圆”的方式，实现小说结构的完整性；而是将“革命历史”的“历史”与之后所延续的“现实”作为一个叙事整体进行思考与描述，进而实现对“革命历史”所蕴含的丰富复杂的意义进行深度挖掘与再阐释。由于时间的长度与空间的广阔，小说的“史诗性”成为可能。诚如卢卡奇所言，“史诗赋予内部完美的生活总体以形式；小说通过赋予形式，试图揭露和构筑被隐藏的生活总体”。总体性指称文学反映生活的整体，或从整体的视角反映生活。总体性往往勾连着思想性和价值判断，讲述历史，也描摹生活，进而使生活变得真实而有意义。

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通过对女主人公赵秀英漫长一生的整体呈现，将特定个体和局部的革命故事，转换为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元叙事，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层面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沟通与整合，完成了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罕见的“一个人的史诗”的宏大叙事，具有强烈的本质色彩和文学整体性。赵秀英既具有传奇色彩，又朴实无我，而且艰难无奈的人生，内在的却是一场自我革命与理想道德的升华。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我参加革命时的初心”。作家没有驻足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颂歌模式，而是如1980年代的李存葆一样，对战争后的现实进行了极具深度的开掘与思辨。

第二，超验的美学理想与先锋叙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基本上都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与作家创作时充满革命激情和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徐怀中虽然经历过革命战争，但他的文学风格却是唯美与婉约一脉的。《牵风记》大胆采用了新时期以来小说中极其少见的“超验主义”风格，书写了残酷的革命历史的另一面，对英雄主义做了另类描写与再阐释。小说叙事内核是对生命的自然之美的极力赞颂与张扬，是对人性终极价值的思考与观照，尤其是将人放逐到自然本性之中，再赋予其革命初心与某种神性，安放肉体也安放灵魂。极致浪漫的审美观照对应极端残酷的战争背景，其震撼人心的程度可想而知。《牵风记》是一个富于理想主义的“革命历史再叙事”文本，是一种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新的文学建构与想象，是一种已经鲜见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张扬，彰显了作者对“革命历史再叙事”的独特认知与理解，以及强大的文学自信。

孙甘露是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曾以语言狂欢的极端方式独树一帜。在《千里江山图》中，他以法国“新小说”般冷静客观的描写与细致缜密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我地下党组织护送中共高级领导过境上海的“谍战悬疑”故事。由于地下工作的隐秘性与复杂性，小说的表层形态呈现出神秘、紧张、惊险的色彩。以语言狂欢著称的孙甘露居然着重写故事和情节了，而且写得跌宕起伏、悬疑丛生，伏笔与隐匿的设置、细节处榫卯般的精准对接，让人丝毫感觉不到生涩与慌乱。孙甘露写作这样一部“红色革命历史”小说，当然是抱着对当年那些年轻革命者们极大的热情与崇敬态度，尤其是作品中无法掩抑的信仰光辉，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精神，都证明着孙甘露对这段革命历史的真诚缅怀、对这些革命者的崇高致敬。

第三，作为主体的普通民众与民间传奇。“新红色经典”作家更为关注“革命历史”中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以及被战争裹挟着的民间传奇。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英雄传奇”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试图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历史自身逻辑的演变轨迹，这似乎成为他们创作的普遍自觉。傅汝新的《一塘莲》通过东北乡村三个年轻女性被卷入解放战争的命运书写，鲜明呈现战争历史的另一面。作者没有刻意描写她们的进步与崇高，她们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经历并参与了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也就是说，她们的命运是被革命浪潮所裹挟的。历史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体命运的偶然性，成为小说叙事的自在逻辑。而革命胜利后，三姊妹又重归原初普通民众的平静生活。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中更多作为背景出现的土匪、士绅在小说人物谱系中的地位被强化，他们对革命的贡献甚至牺牲，并不完全是对时代大势的理性选择，更多地基于江湖义气与人情世故，进而呈现出民间文化的传奇色彩。

在海飞的《惊蛰》《捕风者》《棋手》等谍战系列小说里，交织着忠诚与背叛、存在与毁灭、情爱与幻梦；有战争的血火、伟岸的英雄，也有高蹈的理想、忠贞的信仰；有壮阔诡谲的历史，亦有朴素绵密的寻常日脚。小说中的人物彼此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复杂的人物关系如同一张巨网，兜起了亲情、友情、爱情、战友情等等不同类型或者说难以归类的情感。作为革命者形象存在的主人公有着各自的职业身份，包括电影传译、裁缝、铁匠、理发师、厨师、教师、棋手等等，诸如此类的行当无不与最平凡、最琐碎、最世俗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海飞强化了民间传奇的写作立场，将“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并置，既书写了国家、民族、政党、阶级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血肉横飞的激烈战斗，也描绘出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捕风者》中，女主人公苏响永远是女人的形象大过革命者的形象。一个女人对情感的执着、对丈夫的忠诚、对孩子的挚爱，都被海飞纤毫毕现地完整记录在案，以此最基础的生存本能来隐喻最高蹈的革命精神。海飞将一个“女特工”的英雄事迹还原为对一个传统女性心路历程和情感世界的钩沉与复现，说到底体现出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意。

在整体性视野下，“新红色经典”的文学性特征还有很多，诸如“英雄叙事”的袪魅化、战争历史的“个人化”与“日常化”、张扬的女性书写、重回“真实性”的时间与空间、悬疑与谍战——类型化小说的魅惑等等。概而言之，呈现出开放与探索的多样化叙事姿态。

四、建构新时代红色经典之“新”

“新红色经典”之“新”，概而言之就是“新时代”之“新”、“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新”、“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历史观念之“新”。这几重“新”中当然也包含史诗性的思想精神与总体性的文学方法。其广阔的题材空间、深邃的思想蕴含，以及开放与探索的多样化叙事姿态，都昭示着这一现象向着未来持续延伸的艺术魅力与创造活力

现在，要回到本文的原点——“经典”与“红色经典”，然后再进入主旨“新红色经典”。

“经典”一般用来指称宗教的主要典籍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文学经典是指那些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而获得公认地位的伟大作品。南帆在《文学史与经典》一文中提出：“经典的认定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权力——经典的认定与某种公理的确立密不可分。许多时候，个人无法独享这样的权力；经典的最终确立是一个文学制度共同运作的结果。”文学史显然是文学经典传承与认定的最直接、也更具权威性的载体，它通过高校一代代学生的传播，其影响力是巨大的。

然而“红色经典”并非文学史命名，在新中国成立后四十余年的当代文学史中，它的主要说法是“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被纳入这一谱系，那一时期也被文学史家称为“革命历史小说”的喷涌期。这类作品大致包括以《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被合称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数量其实有百部之多。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就。

关于“红色经典”，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后文革词汇，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期间创作的革命样板戏，主要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交响音乐《沙家浜》，后加上《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等。1990年代这个概念才流行起来，不再局限指称革命样板戏，而是泛指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也就是“革命历史叙事”，包括了前面提及的195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红色经典”由此被泛化。但这一概念的出现助推了1990年代之后的文学艺术的市场化、商品化和消费化转型，“红色经典”被“二度消费”，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不过深究其里，不能仅看作是艺术上的一种策略，或者怀旧的意绪。“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家国情怀和崇高英雄，弥合了人们情感结构中的裂隙，某种程度上抚慰或纾解了彼时社会上流行的焦虑与颓废情绪。

作为一种正在崛起的新的文学现象，“新红色经典”之“新”，概而言之就是“新时代”之“新”、“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新”、“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历史观念之“新”。这几重“新”中当然也包含史诗性的思想精神与总体性的文学方法。“人民史诗”的文学内蕴着整合、概括和超越的文学观念，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域和总体性的美学原则；强调整合中国人共同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状态，凝聚成共同的思想共识、情感基础和价值标准；强调展示中国立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强调包纳日趋复杂多变的价值判断，概括渐趋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处理和提升日益复杂且快速变化的中国经验。而对“新红色经典”的理论建构也正蕴含在对“人民史诗”的文学的总体性书写之中。

“新红色经典”创作目前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且方兴未艾。它在赓续弘扬“革命历史”传统，激励人民在新时代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业中，发挥着强大而独特的精神引领、思想砥砺和情感支撑作用。其广阔的题材空间、深邃的思想蕴含，以及开放与探索的多样化叙事姿态，都昭示着这一现象向着未来持续延伸的艺术魅力与创造活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