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年作为一个时间单元来考察长篇小说的创作，这一既有现场感，又多少有些历史感的时间单元，会给我们的考察带来别样的感受和视角。往大了说，这也是当下文学“经典化”的一种方式，具体地说，一部作品如果经得住十年的检验，还没有被我们遗忘，这部作品就值得关注了。但是，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下文学，即便是十年，也是距离切近的考察，所有的看法只能是一家之言。因此，这样的考察也只能是和创作对话、和批评对话、和读者对话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老派”或“陈腐”，在“科技主义”神话眼里一文不值。近些年，科技主义几乎笼罩了整个人类，特别是AI的出现，几乎无所不能。它甚至有了学习能力，甚至有了灵魂。它就要取代人类的许多工作，人类就业的机会不多了，作家存活的时间不长了，甚至人类自身也危险了。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它的“算力”，“算力”就是一切。但事情真是这样的吗？即便AI的算力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即便它完全可以取代人类，那么，人类是要急于制造自己的掘墓人吗？这个危言耸听的逻辑能够成立吗？在这种甚嚣尘上的声浪中我们还肃穆地讨论文学，可能有些可笑。但是，也正因为我们对自以为是的科技神话的不以为然，我们才有了肃穆地讨论文学的正当性立场。需要说明的是，十年作为一个时间单元，完全是人为设定的，或者说只是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因此，把十年的小说创作作为整体来考量，就没有必要将每一年的创作均等看待，文学生产每一年的情况并不一样。因此，只要在十年时间范畴内，都在整体的讨论之中。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需要从获奖、主题等方面考察十年小说创作的成绩，而是从小说创作整体格局变化的角度，考察十年来我们的文学有了怎样的发展。

一、高加林的路上络绎不绝

人们要更好地安妥自己，既是这辈人生存的愿望，更是下辈人——也就是未来的指望。但是，这个过程是何其艰难。这个艰难的过程，在这十年的小说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表达。需要注意的是，路遥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隐喻：高加林向城里的奔赴，那不只是物理空间的挪移，不只是从乡村向城里的进发，而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奔赴，是告别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进发。包括高加林在内，以为这是一蹴而就——跨出乡村即可进城；他们不知道，这将是一次伟大的变局，而且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它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高加林的经历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如此，这条道路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发现，高加林之后，李水库（吴君《亲爱的深圳》）、刘高兴（贾平凹《高兴》）、陈金芳（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涂自强（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翟小梨（付秀莹《他乡》）、李跃豆（林白《北流》）、田庄（魏薇《烟霞里》）、洗河和罗山（贾平凹《河山传》）等向城市进发的人们络绎不绝。他们的经历就是中国奔向现代的经历。在高加林的带领下，他们不屈不挠坚忍不拔。一直到今天，他们仍在路上。

一方面，这个现象是中国现代性带来的必然现象，城市是现代化的表征，向城市进发就是奔向现代化；另一方面，这个现象使十年来的小说创作在内容或题材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单纯的“农村题材”或“乡土文学”，转化为“城乡一体”的融合叙述，而且大多是从乡下向城市的转移。城市/现代，是如此让人魂不守舍。在成为巨大潮流的同类写作潮流中，比较成功或反响较大的小说，比如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甫一发表，震动文坛。在没有人物的时代，小说塑造了陈金芳这个典型人物，在没有青春的时代，小说讲述了青春的故事，在浪漫主义凋零的时代，它将微茫的诗意幻化为一股潜流在小说中涓涓流淌。这是一篇直面当下中国精神困境和难题的小说，是一篇耳熟能详、险象环生又绝处逢生的小说。小说中的陈金芳，是这个时代的“女高加林”，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女性个人冒险家。陈金芳在乡下利用了“熟人社会”，她彻底破坏了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因坑害最熟悉、最亲近的人使自己陷于不义。在这个意义上，说陈金芳是这个时代的“女高加林”也并不完全准确，高加林是在一个相对“抽象”或普遍的意义上向往“现代”生活的，他想象的“城里”并不具体，他到城里是为了逃离土地，做一个城里人，他还没有现代物质观念，思想里也没有拜物教。因此，高加林同他的时代一样，是一种“很文艺”的理想化；但陈金芳不一样，她的理想是具体的，她不仅要进城，不仅要做城里人，支配她的信念是“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按说这个愿望并没有什么错，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只有“活得有点儿人样”才会体面，才会有尊严。但是，陈金芳实现这个愿望的手段是错误的，她选择的道路是一条万劫不复的道路，就在于她在道德领域洞穿了底线。她的方式恰恰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石一枫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也是同一主题的延伸。

付秀莹的《他乡》，写一个曾经的乡村女孩，虽然是一己悲欢，却在移动的青春风景中，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小说的时代性贯穿在翟小梨整个青春岁月中。翟小梨不过是千万个中国人中最平凡的那一个，她的个人经验，不过是庞杂丰富的中国经验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她的身上，却闪烁着时代风雷投下的重重光影，隐藏着一代人共通的精神密码。经由这密码，或许可以触摸到山河巨变中的历史表情，可以识破一个时代的苍茫心事。我得承认，翟小梨的眼睛里，满含着的也是我自己的热泪。我在这涕泪滂沱里获得涤荡和洗礼，获得心灵的安顿和精神的清洁。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于是，翟小梨的“悲喜莫名”如洪水泄闸喷薄而出。在或是温婉或是戳心的讲述中，亦有彩练气贯长虹。翟小梨终于又回到章幼通的身边。这个循环往复，不是娜拉出走之后的回归，也不是《伤逝》的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更不是翟小梨穷途末路的别无选择。她经历了，归来仍是她的主体选择，仍是她主体性的体现而与各种性别主义无关。翟小梨的选择，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她是当代中国的。现代的理性之光照亮了她的乡村经验和来路，是现代文明照亮了她生存和情感经历的懵懂、混沌和迷茫。翟小梨在青春晚期回望了她的青春时节，路途竟是如此的斑驳陆离崎岖不平。她踉踉跄跄的身躯几近抽空，但她终于走了过来，尽管一切宛如梦境。《他乡》与时尚的青春文学无关。都市街头流行的所有时尚符号与《他乡》无涉。因此，《他乡》过滤了青春的世风，深入到了青春世界的底部，它要打捞的是这个时代来自底层青年在精神世界经历的疾风暴雨，那是青春痛彻魂灵的无声歌哭。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从《浮躁》开始，就一直关注城乡地带的巨大变化。他的《土门》《高兴》《极花》，一直到《河山传》，反映的基本是乡下人在城乡之间的游走。特别是《河山传》，更是切近地表达了当下农民进城后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中国农民最大的精神困境是农民性的传统。长期的贫困制约了他们的想象。贫困和温饱的危机感，使他们更注重眼前利益；“熟人社会”的前现代人际关系，使他们更愿意生活在熟人中相互取暖，熟人社会是他们的舒适区或安全区；对权力的崇拜和倚重，决定了他们主体性性格形成的困难。与权力的结合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实践，他们知道自己的屈辱，但他们有超级强大的隐忍能力。在他们基本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他们感到的不是苦——祖祖辈辈“苦惯了”，他们感到的是“困”——困难、困扰、困惑。但他们温饱解决了之后，特别是富裕起来之后，他们的“困”也随之消失。他们想到的是如何聚敛更多的财富。当财富聚敛到一定程度，他们便想构建个人的“王国”。罗山、兰久奎建筑双鼓坳别墅，就是个人“王国”的具体实施。在这个“王国”里，他们可以按照个人意愿任意行事。表面看，那是一个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风光秀丽，岁月静好。罗山接来了老父亲，派梅青照顾老人，洗河在这里娶妻生子。花房子院落里一派祥和。但是，罗山和兰久奎并不只是为了个人生活的安逸，那里同时也成为藏污纳垢的所在。他们成了另一种势力不动声色的帮凶。从市委秘书长到暴富的商人，首先突破的是道德底线。那些人带着不同的女人在双鼓坳别墅寻欢作乐，让欲望没有边界地为所欲为。从罗山、兰久奎的发迹史和洗河的温饱史，可以想象进入“现代”是何其艰难。“现代”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指标，它更是一个思想和精神层面所能达到的高度。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怎样，是一个民族是否走向现代最重要的标识。所以人的解放不只是生活质量的改变，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理念的确立。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对城乡之间“身份转换”的表达，这就是2024年鬼子发表的长篇小说《买话》。《买话》如苍老的浮云，那个叫刘耳的老人选择了返乡之旅，他要回到故乡，那里有味蕾的深刻记忆，有他初次体会的男女之事，也有他少年和青年时代不曾示人的诸多隐秘。当然，刘耳返乡的口实是要疗治他老年人常见的前列腺疾病。于是刘耳还乡了。刘耳还乡后重新经历了“过去”。但物是人非事事休，瓦村已经不是过去的瓦村，重要的是刘耳也不是过去的刘耳。刘耳“重返”过去，是“重返”了他当年不被人知的“秘密”。他隐瞒了置换明通可调到县里做记者的名额，隐瞒了和竹子那道“闪电般”的经历，隐瞒了十四岁的明树惨死的过程，隐瞒了明通和他一起用七个鸡蛋慰问女战士，而宣传时只有刘耳一个人的事实，那是改写明通命运的“鸡蛋事件”。刘耳院子里出现的七个空鸡蛋壳，意在表明，事实尽管被隐瞒，谎言也必定会揭穿。《买话》的价值更在于它用隐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当下乡村中国的故事。现代性改变了乡村中国，但现代性的两面性我们并没有充分认知，特别是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刘耳重回瓦村的遭遇，就在于他选择的随心所欲；现代性是一个未竟的方案，当我们在批判这个不确定性的时候，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合目的性”。

二、文学新人物的塑造和发现

我们一直在强调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小说，塑造典型人物是实现文学诉求最重要的手段。十年来，诞生了许多文学新人物，这些人物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年代文学的标志，他们得到了读者由衷的热爱，同时受到了评论界的推崇。比如《装台》中的刁顺子，《应物兄》中的应物兄，《借命而生》中的杜湘东，《艾约堡秘史》中的淳于宝册，《云中记》中的阿巴祭师，《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郁漱石，《烟霞里》中的田庄，《北流》中的李跃豆，《河山传》中的洗河，《欢迎来到人间》中的傅睿，《买话》中的刘耳，《猛虎下山》中的刘丰收等，都是十年来塑造的难得一见的新人物。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以复杂的情节和耐心的叙述，以警察杜湘东二十年的生命历程，反映和演绎了时代的巨变。在生动刻画主人公性格的质朴、坚韧的同时，也深刻地洞察和讲述了社会惯性一统天下的强大以及个人的渺小、无力与无奈。小说写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在喜剧表情的背后，充满了悲悯和悲情。是当下小说创作难得一遇的好作品。著名作家吴玄说：《借命而生》中，他塑造小警察杜湘东的故事时就怀着巨大的同情，这个人物的塑造，是石一枫对当下人物形象的贡献。他为了追捕逃犯许文革，不断地往姚斌彬娘家跑，这个事情具有多重性。一个是监视想发现线索，另外他确实又是个好人，看到姚斌彬受难的娘又不断帮助她，好像就是自己的娘一样。这个人物所有的行为都有多异性，一方面显示他是个好人，一方面又显示他是一个很恶的警察，其实人家没犯什么罪，非要把人家往死里整，一定要把他抓捕回来。石一枫跟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处理现实题材时候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像传统的19世纪的经典作家是批判性的，但石一枫把批判性抽掉了，他把社会层面的批判转成了对人性的关怀，这个转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张炜的《艾约堡秘史》塑造了淳于宝册这个人。艾约堡是狸金集团董事长淳于宝册建立的独立王国，这是一个神秘的所在。神秘文化，是前现代政治的一大特征。王权的神秘性就在于最大的秘密只掌控在王者的手里。明清电视剧之所以大行其道，就在于观众有顽固的窥秘心理。家族——特别是大家族，它们的院落是缩小的宫廷，家族统治者是微缩的王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艾约堡就是前现代文明的产物，它具备这一文明的所有要素。淳于宝册就是这个神秘所在的神秘人物。他是一个私营企业的巨头，一个“荒凉病”患者，一个钟情于三个女人的情种，同时也是一个出身卑微、有巨大创伤记忆的“大创造者”。他是一方霸主，在艾约堡不怒自威，他也可以不理“朝政”，大事小情交给孙子“老肚带”打理，他像奥勃罗洛夫每天躺在床上一样泡在浴缸里；他欲望无边，信誓旦旦要“拿下”他垂涎已久的海湾矶滩角，但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他感兴趣的是那些被称为情种的“特异家伙”；粗俗时他可以脱下员工的裤子打屁股，破口大骂那些试图阻止他意愿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慈善家，向社会捐赠很多金钱……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集合体，对他的判断对我们构成了极大的美学挑战。他将自己的府邸或企业心脏命名为“艾约堡”，既是他的历史记忆，也是他的现实实践。有人问他：你住的地方为什么叫艾约堡：他一概不答。这是一个创伤记忆，是他惨痛的童年记忆，他曾不断屈辱地向人“递哎哟”。功成名就之后，那些不堪回首的场景还时常浮现在眼前。于是让被征服者“递哎哟”也成了淳于宝册的一大快事。在企业的层面，淳于宝册最大的梦想就是吞噬矶滩角海湾，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但是，日常生活中，他的全部焦虑并不在这里。他关注和焦虑的是男女之事。因此，这个自命不凡的“大创造者”，从来也没有离开他的凡胎肉身：“我这一辈子也没干别的，就是建立了一个伟大的集团。不过女人的事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让我不断地‘递了哎哟’，可是没有她们就没有伟大的集团。”这是淳于宝册的女性观，也是他的历史观。当然，就文学而言，男女之事不仅最具文学性，而且它也能够最集中、最充分地表达出人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以及与女人的关系，应该是文学叙事的原型之一。烽火戏诸侯、伊利亚特、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安史之乱、吴三桂反明等，女人与历史、与战争、与商场官场的关系，从来没有消歇。即便在作家张炜这里，在他过去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这一观念的延续。淳于宝册个人史以及狸金集团的发展史，与三个女人密切相关，没有这三个女人，淳于宝册和狸金集团就失去了讲述的可能。

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小说。无论是战争文学观念，还是置身其间的人物，与我们说来完全是陌生的，也是新鲜的。“香港保卫战”，又称香港攻防战、十八日战事，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进攻英属香港所发动的战役。1941年11月6日，日本中国派遣军第23军奉命制订攻占香港的计划，并在该月底完成作战准备。12月8日凌晨4时，日军发起攻击，空军轰炸启德机场的英机，夺得制空权。第二遣华舰队在海上封锁香港。9日进攻英军各据点，12日突破守军主要防线。14日占领九龙，并炮击香港。18—19日登陆并占领香港岛东北部。21日切断水源。25日下午7时30分英军投降，日军占领香港。这是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基本背景。或者说，小说是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其背景是绝对真实的。但是，小说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真相的讲述或复原，它要通过这个历史事件塑造作家虚构的人物，表达他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他要通过战争讲述“一个人的遭遇”，讲述这场战争给他带来了什么。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名叫郁漱石的战俘，一个有多重身份的战俘，一个被作为实验对象的战俘，一个受到审判的战俘，一个战后滞留香港的战俘。战争改变了郁漱石的命运，他的经历比普通人三生还要五味杂陈、一言难尽。为了讲述这场战争，邓一光不惜借用大量历史材料，使小说陷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为了真实地表达这场战争和塑造文学人物，邓一光有意在历史与虚构之间任意涉渡。也许他有意模糊了作品体裁的样貌而一意孤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要表达的是，所有的战争都是血腥的，人类要远离战争。这是我们不曾接触过的作品，无论是观念还是人物，它让我们深感新奇和震惊。衡量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它在文学史上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审美经验，它是否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是否提供了新的价值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或所有的士兵》就是一部在战争文学中表达了新主题的作品。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中的傅睿，“来到人间”后，有一个逐渐被“阉割”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傅睿的“发育”过程。围绕在傅睿周边的各种力量和矛盾，不只是医患矛盾，同时还有来自父亲老傅、母亲闻兰以及患者老赵等各种力量的塑造或“围剿”。他被各种力量裹挟、塑造，他极力迎合力求完美。他是各种权力支配下的产物，但他不明白他为什么成了现在的自己。傅睿失去了个人的主体性，他精神崩溃恰恰成了这个世界的“局外人”。正如福柯强调“精神病人”的指认，首先要清楚这个指认的过程。那么同理，傅睿的精神崩溃，同样需要复原他崩溃的过程。是什么东西导致了傅睿的精神崩溃？这时的傅睿，“出逃”是他唯一的选择。他既要逃离医院的环境，也隐含了逃离敏鹿的隐秘心理。但是，作为一个已经“患病”的医生，已经丧失了主体性的人，他能逃到哪里去呢？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医院。这个试图拯救“病患”、规训病人的人，终于到了需要被拯救的地步，医院是他的初始地，也终于成了他不得不选择的归宿。《应物兄》诞生的2018年，院校知识阶层百年来所有冲动的“学术人物”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他们占据了绝大部分学院资源，有庞杂的人脉关系，有巨额研究经费等，他们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们分布在重要的大学甚至业已平息，他们中的高层超越了学院走进掌控学术资本和话语权力的相关部门。其他教授和教员，不仅要受到现行教育制度的挤压，而且也要受到这些超级教授和学阀的挤压。因此，如何描摹这个阶层的精神状况、生存状态和创造具有概括力的文学人物，对作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时应物兄款款走来了，应物兄真是恰逢其时啊。应物兄有多重身份：济州大学的著名学者、教授，济州大学学术权威乔木先生的弟子兼乘龙快婿，济州大学筹备儒学研究院的负责人，还是济州大学欲引进的哈佛大学儒学泰斗程济世的联络人。但是，应物兄一出场，就注定了他是一个与现代知识分子无缘的人物，他自说自话，欲言又止，更多的话是憋在自己的肚子里，这是一种处事方式。这种方式是他的导师兼岳父乔木先生亲授的：不要接话太快，人长大的标志是能憋住尿，成熟的标志是憋住话；孔子最讨厌话多的人，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于是，应物兄就有了自己和自己说话、自问自答的习惯，他的内心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避难所”。作为一个名教授、学院的学术中坚，他在应对日常工作的同时，也不免与商业利益瓜田李下。他的学术著作《〈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出版时被出版人季宗慈改为《孔子是条丧家狗》，应物兄大闹一场无济于事也只好不了了之，但因此他却惹上了不小的麻烦。先是师弟费鸣的“隔空打劫”，在“午夜访谈”节目中假借出租车司机“砸场子”，让应物兄节节败退颜面尽失。佯装司机的费鸣步步紧逼，不依不饶；应物兄则已经“满头大汗”了。这是小说最为精彩的场景之一。那位不知深浅的主持人“朗月当空”还说：“什么样的听众都有。上次说的那个嘉宾，被听众训得心脏病都犯了。从此我们都不得不准备速效救心丸。但我相信您能够挺住。”听了这不明事理的胡言乱语，应物兄说“人家说得也有道理”。有了这句话，应物兄本质上还不是一个坏人，他还是一个足够机灵，不够精明的人。但这不是坏人的应物兄，却又陷进另一个进退维谷的场景：那就是后来与朗月纠缠不清的风月事。事件的缘起，应该说应物兄是被季宗慈绑架的，但是，在应物兄微弱的反抗中，也表达了他半推半就尔后就随波逐流的内心潜在欲望。

应物兄是小说的主角，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几乎都与他有关系。首先是三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有研究柏拉图的女博导何为，经济系研究亚当·斯密的张子房，文学院的乔木，闻一多的学生考古学教授姚鼐，还有物理学教授双林；第二代即应物兄这一代，包括与应物兄明争暗斗的费鸣、性取向特殊的郏象愚、研究屈原的伯庸、研究鲁迅的郑树森、“三分之一儒学家”的大学校长葛道宏、文学院长张光斗，教授邬学勤、汪居常、华学明等；第三代，如“儒学天才”小颜等人，其中不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学院相关的人物在小说中其实不足三分之一。其他人物如栾副省长，程济世的弟子黄兴，桃都山集团老板铁梳子，戏剧表演艺术家兰菊梅以及电视台主持人朗月等。这些人物都与济州大学、与应物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小说被认为是学院知识分子小说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些学院之外各色人等的关系，学院知识阶层的“应物象形”在艺术上就失去了依托，只有通过与社会各阶层千丝万缕的关系，“知识分子”们的面相才能得以完成塑造。如果从这个方面看，《应物兄》又不止写了大学，而是通过知识阶层写了整个社会。从本质上说，李修文的《猛虎下山》是本土崛起的“先锋文学”。所谓炼钢厂改制转轨，工人下岗等，只是小说的背景。这些问题作家是没有能力解决的。作家要处理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李修文没有用写实的方式处理，而是选择了一种极端荒诞的方式。这个荒诞，不是来自西方文学观念的荒诞，不是通过文本传播的荒诞病，而是本土生活提供的真实的、来自生活的荒诞。因此，《猛虎下山》是本土先锋文学崛起的一个表征。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打虎队”起始于一个谎言，镇虎山又出现了老虎。但这个虚构的“老虎”支配了厂长的决定，要成立“打虎队”。这个谎言的制造者是刘丰收。他本来在下岗的名单中，但这个谎言改变了他的身份和命运，他当上了打虎队队长。于是，“上山打虎”成了一出不折不扣的荒诞剧。谎言和权力是结构小说的基本的要素。“老虎皮”和“红色安全帽”，是两个具体的物体，它们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小说里，它们是两个具体的意象，它们都是一种“王”的象征，虎是“山神爷”，是“百兽之王”，它在自己的领地可以为所欲为，百兽望而生畏抱头鼠窜；红色安全帽是“厂长”的专属，那也是“王”的象征。刘丰收敢于率先加入“打虎队”，除了被逼无奈外，与厂长“红色安全帽”的加持也无关系。于是，“老虎皮”和“红色安全帽”这两个毫无关系的意象，在这里统一了起来——它们都是不同领域权威的象征。刘丰收就在这两个象征权威的物体中，绞尽脑汁纠结不止进退两难。这个“可怜的人”就生活在两个毫不相干的物体之间。他的荒诞性比起所有的荒诞派小说和戏剧，都有过之而不及。除了长篇小说塑造了众多典型人物外，中短篇小说比如莫言《地主的眼神》中孙敬修、孙来雨；蒋韵《行走的年代》中的陈香；张楚《野象小姐》中的“野象小姐”；阿来《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陈世旭《老玉戒指》中的危天亮；老藤《手械》中的司马正；蔡东《来访者》中的庄玉茹；杨晓升《龙头香》中的王兴；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的王亚丽等等。十年来我们创造了具有“陌生化”的文学人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文学的人物世界。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文学人物的典型性程度仍然有待于提高，文学人物的影响力还远不巨大。就像贾平凹在《如何理解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上总结自己的创作时所说的：对外，目前尚未产生出真正可以影响外国作家的作品；对内，即面对我们的民族文学与文学史，当代文学写作里还没有产生一个像阿Q那样家喻户晓的人物。我非常同意贾平凹的判断。

三、重新发现“过去”的价值

创造性的文学永远是最重要的，没有创造文学就会死亡。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和其他行业是完全不同的。文学人物永远是唯一的，是不能复制的，复制的文学人物一文不值。这就是文学创造性的意义。但是，我们在强调文学创造性重要性的时候，也需要强调另外一方面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不变”的价值。创造是变化，不变是守正，它们不是一对矛盾，恰恰是相辅相成的。2015年，董立勃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梅子和恰可拜》。表面看这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镇长、黄成和恰可拜与梅子的故事。梅子在乱世来到了新疆，一个19岁的女知识青年，她的故事可想而知。梅子虽然长得娇小，但她有那个时代的理想，于是成了标兵模范。在一个疲惫至极的凌晨，险些被队长、现在的镇长强奸。但这却成为梅子此后生活转机的“资源”：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想利用公路边一个废弃的仓库开酒馆，但镇长都不批。梅子提出后，镇长不仅批了而且还给她贷了两万元的款；当梅子后来有了孩子需要一间房子时，梅子又找到镇长，镇长又给了梅子一间房子。镇长当年的一时失控成了他挥之难去的噩梦。这件事情梅子只和一个叫黄成的大学生说过。黄成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在“文革”中因两派武斗，失败后从下水道逃跑，一直流落到新疆。他救起了当时因遭到凌辱企图自杀的梅子，于是两人相爱并怀上了孩子。黄成试图与梅子在与世隔绝的边地建构世外桃源，过男耕女织的生活。但黄成还是被发现了，他被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拖进了一辆大卡车。在荒无人烟的荒野里，恰可拜看到了这一切。黄成嘱托恰可拜关照梅子。这是小说最关键的“核儿”。“承诺和等待”就发生在这一刻。于是，恰可拜“一诺千金”，多年践行着他无言的承诺，他没有任何诉求地完成一个素不相识人的托付，照顾着同样素不相识的梅子。梅子与黄成短暂美丽的爱情也从此幻化为一个“等待戈多”般的故事。黄成仅在梅子的回忆中出现，此后，黄成便像一个幽灵一样被“放逐”出故事之外；镇长因对梅子强奸未遂而一直在故事“边缘”。于是，小说中真正直接与梅子构成关系的是恰可拜。恰可拜是一个土著，一个说着突厥语的人。他是一个猎人，更像一个骑士，他骑着快马，肩背猎枪、挂着腰刀，一条忠诚的狗不离左右。从他承诺照顾梅子的那一刻起，他就是梅子的守护神。一个细节非常传神地揭示了恰可拜的性格：他每天到酒馆送来猎获的猎物，然后喝酒。但是：“一杯伊犁大曲牌的烧酒，他每回就喝这么些决不再多也决不再少。”恰可拜的自制自律，通过喝酒的细节一览无余。这确实是一个可以而且值得托付的人。梅子是小说中有谱系的民间人物：她漂亮、风情，甚至还有点风骚。但她也刚烈、决绝。她是男人的欲望对象，也是女人议论或妒忌的对象。她必然要面对无数的麻烦。但这些对梅子来说都构不成问题，这是人在江湖必须承受的。重要的是那个永远没有消息的幽灵般的黄成，既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又是她的全部隐痛。等待黄成就是梅子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漫长的等待，是小说最难书写的部分。但是，董立勃耐心地完成了关于梅子等待的全部内容。当然也包括梅子几乎崩溃的心理和行为。当她迷乱地把恰可拜当作黄成时的一段描写，也可以看成是小说最感人的部分之一。因此，黄成在小说中几乎是一个幻影，他与梅子短暂生活的见证就是有了一个女儿；但是，恰可拜与梅子几乎每天接触，人都是这样，就是日久生情。恰可拜后来也结了婚，但很快就离了。无论是那个女人还是恰可拜心里都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离异的。因此，后来恰可拜进城找黄成久久不归时，梅子从等一个男人变成了等两个男人。无论梅子还是恰可拜，等待与承诺的信守都给人一种久违之感。这是一篇充满了“古典意味”的小说。小说写的“承诺和等待”在今天几乎是一个遥远甚至被遗忘的事物，我们熟悉的恰恰是诚信危机或肉欲横流。董立勃在这样的时代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曾经的遥远的传说或传奇。阿来的《云中记》是一篇受到广泛好评的小说。《云中记》的写作起始于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小说的题记是——献给“5.12”地震中的死难者。献给“5.12”地震中消失的城镇与村庄。这不是“应景之作”，是蕴藏和激荡在阿来心底的“大事”和“要义”。阿来说“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这种“与人为善”“与事为善”的情感态度，是《云中记》的基调。汶川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但阿来从讲述开始，就不是怨天尤人，因为怨天尤人于事无补。小说通过阿巴回归云中村，在重现当年大灾难场景的同时，在描摹抢险救灾社会全员行动的同时，更着意书写了祭师阿巴对生命的尊崇、敬畏和记恋。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用他们的歌声，用祈祷。所有的人在汽车站唱起歌来。鸟停在树上，鹿站在山岗。祭师阿巴开启了归乡之旅。祭师阿巴回乡的仪式庄重又深沉。搬到新村的村民，又想起了他们的过去，他们曾经的生活。地震将云中村夷为平地，但云中村并没有，也不可能在村民的记忆中消失，一如历史已经结束，却不可能成为过去一样。记忆就是历史，就是曾经的生活。阿巴的眼前——云中村出现了。这就是离开四年的云中村：残垣断壁参差错落，景象惨不忍睹。阿巴执意要回到云中村。在阿巴看来，他安抚鬼魂的事，就是安抚人心。就是为了不让村里人再顾影自怜、人心都散了。云中村要灾后重建，首先要凝聚人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巴和政府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安抚人心，重聚心志。阿巴多次谈到亡魂有无的问题，他也不能断定。但是，他对亡灵的记挂、对祭师职守发自肺腑的认真履行，感人至深。不放弃亡灵，是对生命敬畏和尊重的另一种方式。作为乡干部的外甥仁钦，同样履行着自己的职守。他领导救灾，日夜操劳几乎面目皆非，甚至舅舅和乡亲们都没有认出他来。但舅舅阿巴执意回云中村是违反纪律的。他也因此丢了乡领导的职位。仁钦和舅舅阿巴的观念不同，但他们的初心都是仁爱之心，都关乎关爱。这是亲生命性的另一种表达。因此，可以说《云中记》是绝处逢生的一部小说，它就是要在死亡的废墟上歌唱生命的伟力和无限可能。

蔡东的《星辰书》不是关乎信仰、彼岸、正义、终极关怀等宏大内容的小说。当然，我们需要这类小说，那些具有宏大话语操控能力的作家作品，曾经给过我们血脉偾张的激动，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但是，当唯一的讲述方式渐次消退之后，无数种讲述方式大面积复活。被宏大话语覆盖的生活细小浪花逐渐形成了另一种潮流——我们身边流淌的就是这些细小浪花构成的生活潮流。于是我们发现，关于生活、关于人的情感、情绪等内宇宙是如此的浩瀚丰富。蔡东的小说更多的就是面对人的内宇宙展开的。小说集《星辰书》一如它的讲述者，内敛、低调，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是，小说中的那些人物、情感以及与人的精神领域有关的问题，读过之后竟如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因此，与蔡东和《星辰书》来说——无须高声语，亦可摘星辰。见微知著是蔡东《星辰书》的一大特点，她以丰富的直觉或魔幻，或荒诞，或洞心戳目般地讲述了她的人物的情感危机或内在焦虑，让我们感知的是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困境和难题。因此《星辰书》可以看作是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报告；另一方面，蔡东又以她的方式处理或化解那些貌似无关紧要的幽微处。因此，她的小说是有光的小说，这个光，就是心有大爱。哲贵的《微不足道的一切》，处理的同样是一个老旧的题材。中国古代社会是“礼法合治”的社会。“伦理”规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而“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因此，我们在古代诗文中会读到很多尽孝或思念父母的作品。但是，随着现代性脚步的加快，对传统的破坏和遗忘也日甚一日。不仅与“孝”有关的文学作品几近消失，而且“孝”的观念也逐渐远离了现代人的思考和视野。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哲贵创作了中篇小说《微不足道的一切》。小说一开始，就应了老托尔斯泰的那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丁小武碰到难题了。其实，不是他的难题，是父亲丁铁山痴呆了。”失去自理能力的丁铁山被送进了养老院，不到一个月被遣送了回来：他在养老院打人上瘾，再不送回来要出人命。丁铁山被送回家里，小说才真正开始。谁来照顾或怎样照顾。这个“做销售”的父亲，曾经像个战士，他威武雄壮，但和丁小武不亲，父子两人没有那种可以意会的亲情。父子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丁铁山立场坚定，处事果断；丁小武则“拖拖拉拉，犹豫不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到家里的丁铁山怎么办？丁小武离家一心一意照顾丁铁山。照顾这样的父亲辛苦可想而知。外人觉得这是丁小武在照顾父亲；但丁小武朦胧地感到他会以这种方式找回父亲，并以这种方式找回自己。丁小武不是一个理想的丈夫，但妻子柯又红与生活与丈夫彻底和解了。小说最难的是转折，如何完成这个转折是小说走向自然结束的关键。《微不足道的一切》值得关注和评论，不止来自小说的基本框架和设计。比如人物：丁铁山、丁小武、柯又红、丁点点、李其龙、董南妮等，每个人物的性格都自带光环。就性格而言，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在生活的旋涡中，都有不为人知的伤痛。但丁小武是小说的核心，也是诸多人物性格变化的基本参照。读过《微不足道的一切》，我能够感受到作家哲贵的决绝和隐忍。他的决绝来自他一定要捍卫人的“孝道”，这是做人的底线，应尽的义务，这个底线和义务是不能换取、不能失守的，哪怕是挚爱亲朋；另一方面，时代环境的变化，使这个世界不再属于任何一个人。由于血缘以及其他关系的全部复杂性，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能力让所有的人服从于一个人。因此，任何坚持都必须以隐忍作为代价。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生活里，那些不足为人道的部分、那些在我们的交谈中被删除的部分，可能才是更真实的我们。所有这些，构成了“子欲养”的当代含义。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性和当代性。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新世情”小说的大量出现。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等小说的出现，似乎并没有引起格外的注意。但是，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这几篇小说的出现意义重大。它让我们看到，传统的小说形式并没有中断。不久，新世情小说逐渐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潮流，在小说的“巨流河”里奔涌不息。汪曾祺、刘绍棠、林希、冯骥才、贾平凹、陈彦、刘震云、王松、石一枫等小说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创作了大量的新世情小说，受到了读者和批评界的广泛好评。《装台》中以刁顺子为首的这帮人，他们不是西京丐帮，不是西部响马，当然也不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正规团体。他们是一个“临时共同体”，有活儿大伙一起干，没活儿即刻鸟兽散。但这也是一群有情有义有苦有乐有爱有痛的人。他们装台糊口没日没夜，靠几张散碎钞票勉强度日。在正经的大戏开戏之前，这个处在艺术生产链条最末端的环节，上演的是自己的戏，是自己人生苦辣酸甜的戏。如果仅仅是装台，刁顺子们的生活还有可圈可点之处，他们在大牌导演、剧团团长的吆五喝六之下，将一个舞台装扮得花团锦簇五彩缤纷，各种“角儿”们粉墨登场演他们规定好剧情的戏，然后“角儿”和观众在满足中纷纷散去。这原本没有什么，社会有分工，每个人角色不同，总要有人装台有人演戏。但是，问题是刁顺子们也是生活结构中的最末端。他们的生活不是享受而是挣扎。刁顺子很像演艺界的“穴头儿”或工地上的“包工头”。他在这个行当有人脉，上下两端都有。时间长了还有信誉，演出单位一有演出需要装台首先想到的就是刁顺子；他的弟兄们也傍着他养家糊口。在装台的行当中，刁顺子无疑是一个中心人物。但是，生活在生活结构末端的刁顺子，他的悲剧性几乎是没有尽头的。刁顺子的命运让人情不自禁想到“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是琼楼玉宇，是高处不胜寒。在高处望断天涯路不易，那里的生活大多隐秘，普通人难以想象无从知晓；而陈彦则从人间烟火处看到虚无虚空，看到了与《好了歌》相似的内容，这更需世事洞明和文学慧眼。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讲述的是价值失范，人的欲望喷薄四溢的社会现实中的人与事。通过民间、官场等不同生活场景、不同的人群以及不同的人际关系，立体地描绘了当下的世风世情，这是一幅丰富复杂和生动的众生相和浮世绘。它超强的虚构能力和讲述能力，就当下的小说而言，几乎无出其右者。可以说，就小说的可读性和深刻程度而言，在近年来的中国文坛，《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独占鳌头。它甚至超越了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和《我不是潘金莲》。在艺术上的贡献可以和《一句顶一万句》相媲美。按照刘震云的说法，《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越大半个中国打着了。于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可以看作是小说的基本框架结构和结局。小说最初出现的人物是牛小丽和宋彩霞，牛小丽一个普通的乡村姑娘。她为哥哥牛小实花了十万块钱买了从西南来的女子宋彩霞当媳妇。五天后宋彩霞逃跑了。倔强要强的牛小丽决定带着介绍人老辛老婆朱菊花去找宋彩霞。于是牛小丽和朱菊花踏上了寻找的漫漫长途。其间一波三折艰辛无比。在沁汗长途汽车站朱菊花带着孩子也逃跑了。此时的牛小丽不仅举目无亲，而且唯一能够与宋彩霞有关系的线索也彻底中断。牛小丽从寻找宋彩霞转而寻找朱菊花，一切未果又遇上了皮条客苏爽。牛小丽在巨大债务压力下，不得不装作“处女”开始接客；李安邦出现时，已经是一个常务副省长。但突然有了新的升迁的机会：省委书记要调中央，省长接省委书记，省长有三个人选，李安邦在其中。中央考察组十天之后便到该省对候选人考察。考察组负责人是自己的政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玉臣三十五年前的大学同学。如何摆平这一关系，对李安邦来说生死攸关；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李安邦的儿子李栋梁驾车肇事出了车祸，同车赤裸下体的“小姐”死亡；然后是自己提拔的干部，也有利益交换的某市长宋耀武被双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箭齐发不期而至虽然带有戏剧性，但对李安邦来说箭箭夺命。一筹莫展的李安邦想找个人商量，但能说上心腹话的竟无一人。当电话簿上出现赵平凡的时候，李安邦“心里不由得一亮”。赵平凡是一个房地产商人，两人有利益巨大的交易。赵平凡此时已退出江湖，他为李安邦介绍了易经大师一宗。一宗大师断言李安邦“犯了红色”，红顶子要出问题。破解的方法就是“破红”，要找一处女；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因县里彩虹三桥被炸塌，牵扯出豆腐渣工程腐败案被双规。在交代问题中被办案人员发现了一条信息。皮条客苏爽给杨开拓找处女，杨开拓不给钱给工程，然后苏爽再给杨开拓回扣；最后是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他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副局长，一家人外出旅游庆贺。值班副局长的老娘突然去世，局长要他回单位值班。在车站，他经不起诱惑去了洗脚屋，然后被联防大队捉拿，交了罚款被放出。小说至此结束。表面看，这四个人各行其是并无关联。但是，小说在紧要处让四个人建立起了“血肉相连”的关系。李安邦找的处女是牛小丽，杨开拓的贪腐通过牛小丽的皮条客苏爽东窗事发，马忠诚在洗脚屋做龌龊事的女方竟是落难后李安邦的妻子康淑萍。这种关系的建立，如同暗道通向的四个堡垒，表面上了无痕迹，但通过权钱、权色交易，他们的关系终于真相大白。通过这些人物关系，我们深切感受到的是世风的全面陷落。不同群体陷落的处境不同：牛小丽是为了偿还八万高利贷，还是为了生存的层面；李安邦“破处”，是有病乱投医为了升迁；杨开拓是为了金钱，马忠诚是肉体欲望。但无论为了什么，他们在道德、法律和人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颜面尽失。对世相的剖析和展示，表达和体现了作家刘震云深切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他的忧患和批判，不只是面对官场的腐败，更是社会整体价值观和精神世界的全面危机。90年代至今，我们在思想和精神领域面对的问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要看看这些领域使用的关键词和讨论的问题便一目了然。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精神难题。归根到底，就是社会已经达成共识的普遍价值观遭遇了颠覆、挑战和动摇。个人利益和欲望横行的结果，就是世风的普遍沦陷。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说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存在问题；我们强调反腐倡廉，说明治理干部队伍的腐败刻不容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就是一部与时代生活密切相关、与时代同步的大作品。石一枫的《逍遥仙儿》，是一部北京的“新世情”小说，是一部讲述北京普通众生生活的小说。实事求是地说，讲述这个时代的众生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生活已经难以概括难以提炼。如果听听近期的都市民谣，大体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某种氛围或情绪。但是，《逍遥仙儿》与都市民谣不是一个路数，也不是一个潮流里的大型交响。于石一枫自己来说，《逍遥仙儿》也完全有别于《世间已无陈金芳》和《玫瑰开满了麦子店》。《逍遥仙儿》中的王大莲，应该是陈金芳和王亚丽的“后传”，或者说王大莲在生活中已然度过了陈金芳“只是活得有点人样”的阶段，或如王亚丽那样每天晚上十点等着买半价食物的悲苦人生。王大莲只有短暂的“贫困期”，曾千方百计地要退孩子补习班“体验课”的费用，并顺走了一只“嘎嘎叫”的黄鸭子。等到王大莲正式出场时，她几乎满身金镶玉了，妥妥地一个披金戴银的富婆。王大莲过去是城郊一个菜农的女儿，身份的转换是因为郊区被划进城区，她因此不仅住进了“高尚住宅区”，而且还拥有了自己的“半扇楼”。只是富有了的王大莲等来的却不是她的“富贵人生”。接踵而至的是她面对的无尽烦恼甚至折磨。小说大体两条线索：一条是王大莲、苏雅纹和庄博益构成的以孩子补习班为中心的故事；一条是以庄博益和“道爷”构成的以制作“吃播”节目为中心的故事。两条线索交织在王大莲的“半扇楼”里外，构成了一幅北京新世情的当代风情画。这个新世情小说并不是石一枫“旧瓶装新酒”，而是完全超越了宋元明清“世情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旧世情小说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通过世态反映社会状况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具体内容主要写情爱婚姻，家庭纠纷，立嗣承祧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等。如果《逍遥仙儿》只写了菜农“道爷”“吃播”一脉，加上王大莲、“三儿”、“六子”等这些“前现代”人物，确实可以上演一出旧世情小说的大戏，一如刘震云《我叫刘跃进》中的“鸭棚”和厨子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吴香香、吴摩西卖馒头的饭铺等场景和人物。但《逍遥仙儿》并未沿这条线索独立成篇。而这条线索也离不开苏雅纹、庄博益、王大莲的孩子补习班故事，或者说，这条线索只是一条副线，它的价值更在于它的戏剧性。因此，正因为有了苏雅纹、庄博益以及“家长群”、群聊等现代生活内容和线索才构成了北京的新世情。当然，这个新世情是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背景，这是对当下北京众生生活新的理解和认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新的理解和认知，《逍遥仙儿》才有可能拨云见日耳目一新。小说有《茶馆》之风，也有《顽主》之风，但它是属于石一枫的。它的贯通晓畅如行云流水，就像我们听京剧“三斩一探”，是考验演员唱功一样，语言一览无余地考验着作家的讲述能力和文字功夫。上述的对话看似简单，但仔细揣摩不仅句句在理，而且一气呵成。两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身份角色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这就是石一枫的过人之处。近两年来是石一枫小说创作的“大年”，他先后出版了《漂洋过海来看你》《入魂枪》等，这些作品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我相信《逍遥仙儿》同样是他重要的小说，如果放到当下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中，这篇小说值得言说的远不止我说的这些。“新世情”，是文学形式的“中国性”，是对传统的继承，这个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有新的创造；“不变”的价值是文学情感的“过去式”。我们需要了解“历史”和“过去”的区别：历史是被书写出来并成为一种文明的创造，是人类可以共有和共享的；“过去”是生活在个人的经验里，是我们个人情感和精神的一部分。因其个人性，它未必会被写到历史里，未必可以共有和共享，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他至关重要。英国左翼理论家，也是布莱尔的导师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断言，就是“历史的断裂”。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说：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过程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过程。现代社会并非传统的延续和社会组织的连续生长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延续性的断裂，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产生，断裂或非延续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或者说，现代制度的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吉登斯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现代生活远离了传统的轨道，重建了合乎“历史合目的性”的现代秩序。但是，东方国家，特别是我们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历史似乎并没有完全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说有断裂，也是非常不彻底的。“慷慨十年长剑在，登楼一笑暮山横。”这是明代诗人崔允的《花马池咏》中的诗句。其意为手握长剑豪情十年，登楼远望一笑间，夕阳映照着山脉横在天际。表达了诗人追求正义、不畏艰险、实现伟业的坚定，表达了慷慨和坚韧的精神。用这句诗形容十年来的小说创作，我想大体不谬。遗憾的是文章总要结束，篇幅限制难免挂一漏万，这是特别需要说明的。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