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鄂西大山里，有一座不起眼的村庄叫鲍坪。虽然我从没有去过鲍坪，但是我仍然通过朋友谭功才的文字想象过鲍坪，乃至认识了鲍坪，这里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成长的故土。直到有一天，不安于现状的谭功才，为了谋生和发展，远离了他的家乡，来到遥远的南方沿海城市，并在异乡成家立业。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谭功才用三十年的时间，矢志不渝地为鲍坪树碑立传，写出了两部重要的散文作品集，一部叫《鲍坪》，另一部叫《鲍坪记》。从走出家园鲍坪，到回到书本上的“鲍坪”，或许功才作为作家的要义，就是为了完成某种著述的使命，现在也该放松一口气了。

对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这辈人，大多数人的成长经历，或多或少会有一段乡村印迹，因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不尽相同的“鲍坪”。只不过谭功才把它诚恳地记录下来，而我们却逐渐将自己的村庄从记忆中抹去，没有了祖辈的乡村也只能随之消逝。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疯狂吞噬，更多的乡村必将沦陷于时代的推土机。显然，谭功才的书写是弥足珍贵的，不管是对故乡风物的遐想与咏叹，还是山居人情的思念与追怀，他无形中写出了一代人的乡愁。然而，这样的乡愁又能有几分美好可言？功才笔下娓娓道来的“鲍坪”景象，处处饱含人世的辛酸和苦难，又弥漫着蹉跎岁月的感伤和悲情。而今，能够共情的同代人已经日渐衰老，被连根拔起的后辈也只能面带惊讶的神情，又如何能理解或审视“鲍坪记”里的生存困境。

有个譬喻很形象，艺术是患病的贝壳生出的珍珠，而乡愁好比游子的怀乡病。在世俗意义上，故乡是回不去的他乡，只有远离了才拥有美好的印象和记忆，走近了却又生出胆怯之心。白居易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也许途中方是游子的心安之地，异乡才是漂泊者落脚的处所，而故土只是被反复回望的风景，因此，“乡愁”对谭功才而言不是浪漫的意境，也非一劳永逸的治愈，而是遣怀疗伤的一剂药方：再“巴掌大”的地方也有一方天地，再闭塞的山窝也有一条出路，再古老的村落也有无数盼头。正如他所言：“只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距离，才使得我能够在另一种文化背景的烛照下，重新审视和回望乡土意义上的鲍坪，使之变成一种精神上的永恒。”

从《鲍坪》到《鲍坪记》，后者是前者的续篇，是谭功才对故土的意犹未尽。它们一脉相承，又互为映照，一事一物取材于作家过往的乡村生活，一情一景受益于滋养他的那方水土。然而，字里行间隐现的愧疚、无奈和真情，乃至鲍坪人的血与泪，不正是中国山村社会的缩影吗？假以时日，《鲍坪》二书的价值会越发凸显，将是一部描写鄂西山村风土人情的重要著作，或人文风物，或地理风情，或世事伦常，堪比“乡村志”式的百科全书。当然，这得归功于功才的散文与他的为人一样诚恳，不炫弄不花哨，不做作不张扬。既有切身体验，又有客观语境，读起来平白生动，亲切感人，更有一种诗性的沉思。这样本真而清峻的散文，恰恰在当下喧嚣的文学现场显得稀有，同时，作家通过文字对原产地鲍坪的重新定义，构建了自我心灵上的归宿。

人生如云驻，故土亦不过是生命的驿站。《鲍坪》和《鲍坪记》二书，宛如谭功才的一曲哀叹的“呼愁”，也将是我们朋友的眼中，乡村文明的最后挽歌。随着城愁时代的来临，精神上的返乡和寻根，变得更加迷茫和无法辨识，而数字化的未来，必然定义虚拟空间的“乡愁”。然而，每一种“乡愁”都是深情的遗憾，在被思维和算法驾驭的非物世界，“乡愁”也将被数据肢解为碎片化的情态。总之，每个人都身处历史的大潮，被洪流裹挟或淹没，只有强者捆绑着石头浮出水面。当数字化秩序接替了大地的秩序，即使来自鲍坪的谭功才，终归无法逃脱苏东坡那句至理箴言：此心安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