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回望历史长河，中华各民族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是新时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凝心聚力、持续精进的创作方向。

6年来，各民族青年作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弘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讴歌时代进步，积极投入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创造美好新生活的丰富实践，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以各民族文学的异彩纷呈展现新时代文学的丰沛活力和多彩光芒。

凝聚中国精神，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氛围，孕育和滋养着不同民族的作家和文学作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天然地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保持着内在的联系，接受着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哺育与滋养。6年来，广大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既注重对各民族文化独特魅力的书写，又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彰显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用丰富的民族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凝聚中国精神。

在黎族诗人郑朝能（金戈）看来，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应该热爱自己的民族，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度自信，在文学作品中构建精神图谱、积蓄情感能量，提炼出本民族尤为珍贵的文化性格，以本民族的故事丰富中华民族的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他创作的多篇黎族叙事长诗，正是缘于这样的认识。“通过翻阅史料和采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抗战时期黎族的英雄人物和琼崖纵队战士等，并把这些英雄英勇战斗的事迹写进了《椰岛雄鹰》中。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爱国主义和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郑朝能说。

有了对本民族的热爱和自信，一个作家就有深挖本民族历史、思考本民族传统、书写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热望，也才会贡献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更加生动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黄平出生于辽宁，近年来关注家乡的土地、人民和生活，他在《出东北记》等论著中提出的“新东北文学”概念在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黄平表示，写作者要从自身的文化经验出发，以共同体的视野汇入文学创作的长河。作为满族青年作家，黄平在今年8月刚刚推出中短篇小说集《松江异闻录》，其中收入的《英魂阵》等小说，以从上海大夏大学回到家乡参与抗战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辽东山区抵御侵略、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的传奇故事。

“我的家乡桓仁既是满族自治县，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重要发起地之一，是《义勇军进行曲》唱起的地方。来到上海工作后，我注意到国歌所串起的家乡与上海的渊源，歌词作者田汉先生也曾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这是小说创作的缘起。”黄平在小说《英魂阵》中，从对满族文化风俗的细腻展现出发，表现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保卫中华的壮烈历程，是近年来东北抗联题材文学创作的收获之一。

在交流交融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我国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6年来，广大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既传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以各民族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在本民族传统与中华各民族传统的交流交融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迈向更为宽阔的发展空间。

“青藏高原是我创作的财富，同时，我也在不断探索如何以文学为媒介传承回族、藏族等民族文化，并以此丰富中华文化、凝聚中国精神。”作为一位来自青海的回族青年诗人，马文秀一直致力于通过诗歌创作来传承和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诗集《雪域回声》《照进彼此》《老街口》《三江源》等作品中，她细腻描绘了回族的传统节日、民间风物、民俗故事、建筑风格等，书写了高原人民的善良与虔诚，展现出回族文化神秘而独特的深厚底蕴。

“我的长诗《老街口》主要围绕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塔加村展开，这个古村落有着非常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我以一位回族诗人的身份深入百年藏庄，诗中的塔加村作为河湟文化的代表，体现的是藏族人民的生命观和历史观。在这首长诗中展现了塔加村的原始性与神秘性，同时探讨了民族迁徙、文化融合等主题。同时，我也深深地敬畏自然，热爱这片养育了我们的高原。诗集《三江源记》表达的就是中华民族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与保护意识，反映了中华文化中对和谐共生的普遍追求。在我看来，三江源地区不仅是我们的‘中华水塔’，更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我想，这种写作的尝试，可能也是一种跨越单一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马文秀认为，少数民族作家需要时刻铭记自己的民族身份与民族特性，更要努力敞开胸怀，拥抱更广阔的世界，融入当代文化的整体格局中。

“文学是将个人情感与思考转化为文字的艺术，是将语言、思想与审美进行光合作用的创造性劳动，作品即是写作者自身对世界的体验、观察和想象。”羌族青年作家羌人六谈到，以传统文化为资源的优秀文学作品既是有文化底蕴的、张扬生命价值的，也应兼具审美与道德的力量，引人向真向善向美，给人以智慧、希望、信念和勇气。

“我始终相信文学创作要‘慢’，还需要真心。”羌人六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尔玛史诗》称为是“吮吸民间和传统文化甘露，进而从‘小我’中挣扎出去的蜕变之作”。这部作品在2021年早春动笔，2023年收尾，前后历时三载。“小说以民族史诗经典为主线，重述一个古老民族的心灵传奇，再现民间丰厚深邃的情感与智慧。往昔，我的写作多是根植于川西北‘断裂带’那些我熟稔于心的乡亲父老的生存景况，而这部长篇是我创作上寻求突破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我深入民间文学宝库、扎根传统文化遗产的学习过程，希望能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古老文明的历史与现状。”

用心书写各族人民心相连、心相印的信念和情感

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华各民族文学交相辉映、相互滋养、携手并进的历史。对于土家族青年作家向迅而言，走上文学道路的20年间，他不断书写的是汉族和土家族之间深度融合的家族历史与家庭生活，中华民族的共同经验对他的文学创作来说，显然更为重要。

“鄂西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土苗儿女一直与汉族和睦相处，且与汉族通婚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我的祖母是汉族，我的母亲和好几位婶婶也是汉族。在生活中，没有谁刻意强调民族身份。在我们鄂西，许多风俗习惯是汉族、土家族、苗族、回族等民族共同拥有的，谁也说不清那些婚丧嫁娶的风俗到底是哪个民族的传统。我们在长期以来杂居的生活中早已融为一体，而没有分出你、我、他。如果说风俗习惯不一样，那只是地域性的差别，而非族群。”

谈及创作《与父亲书》的初衷，向迅坦言，是因为不能忍受父亲与那些散落乡间的祖辈一样，像一阵风雨一样从生活和记忆里悄无声息地消失。“我的父亲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从出生到辞世，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人生，恰好见证了我们国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他的个人史，既是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历史的缩影。”个人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时代的见证者。父与子、家与国，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和非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人们都要面对的共同经验。写出父亲一生的故事，是在以文学的方式保持时间的记忆，维系历史的完整。《与父亲书》出版后，不少读者反馈，他们在作者的父亲身上读到了他们父亲的故事，在作者父亲的命运中感受到他们父亲的命运。“我的父亲，已经不仅仅是一位土家族父亲，也不仅仅是一位农民父亲，而是一位具有某种普遍代表性的中国父亲。在个人身上写出一种普遍的命运，也是我的追求。”向迅说。

“我出生于农村，在凉山州某处高山峡谷里有个彝族和汉族共同居住的小村落，最边上那一户就是我家。”彝族青年作家阿微木依萝初中肄业，从16岁开始“跑江湖”，走出大凉山以后，她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在不同地方先后学习过理发、制衣技术，摆过水果摊也进过工厂。她从2011年下半年自己刚好30岁的时候开始写散文，又过了一年开始写小说，到现在已经10年有余。在东莞生活了7年以后，阿微木依萝决定回到凉山老家，回到那个海拔3000米、空气通透、满目苍翠的地方，继续寻找属于她的写作路径。在离故乡越来越远的20余年间，她写过与彝族传统节日、凉山毕摩文化密切相关的小说《斗牛士》《羊角口哨》《曲莫阿莲回家》等，写过《父亲的字》《我上一年级》等故乡童年系列，也写过《煤老坎》《理发店》等打工生活系列作品。

“我们的心是一片土地，写作投入的是贴近灵魂最深切的那一层感知。”谈到《檐上的月亮》的创作过程，阿微木依萝说：“我自己像个诗人一样去写它，因此我觉得它是诗性的、动荡而壮阔的，既写了自己故土的一些人和事，也写了在外漂泊20年间所经历的人和事。它是我的半个人生，我所见到和感受到的都在书中。”在她看来，《檐上的月亮》是一场一场的风雨，是一个一个被岁月挑起来挂在屋檐上的月亮。有人能平静地读下去，感觉自己走进了有些荒凉的村落或一间略显陈旧的老房子。她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文学创作的资源，这里面有为更多人所共情共感的打工生活与城市经验。

随着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中国作协会员，每个民族也都有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家，其中，青年作家正在成为不断壮大、蓬勃成长的新力量。自2018年起至今,已有70部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为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学是连接不同民族、文化和心灵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突出各民族共建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书写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正在成为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共同目标与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