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文学表现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向人民学习”，“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新时代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激励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文学。只有在人民丰富生动的生活创造中倾听他们的声音，体察他们的情感，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把握时代脉动，不断推出具有深沉力量和隽永魅力的精品力作。

6年来，广大青年作家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根本立场和方法，走出方寸天地，走进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热情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真诚反映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奋力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让青春在新时代的广阔天地绽放。

讲述生动的时代故事，致敬故事背后的人民

优秀的文学作品从哪里来？从生动鲜活的日常中来，从人民的奋斗实践中来。一位出色的作家，需要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的每一处细节，在日常中发掘伟大，从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情感中汲取讲述中国故事的灵感。

作家索南才让常年生活在青海牧区，12岁便辍学放牧，之后又经历过工人、保安、配菜生、铁路护路工、兽医等多种职业。尽管只接受过短暂的学校教育，但他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走上写作之路，并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对草原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对牧民生活的深刻理解，让他的文字充满了独特的风格与气息。

索南才让谈到，一个人的生活就如同他的年龄，青少年时飘摇而轻逸，有一种飞扬的姿态始终在身上，这是因为生活的“轻”在身上；年龄在长，生活也在发生变化，朝着更为深厚的方向移动。“阅历的增加让生活厚重起来，轻飘飘的生活过去了，有份量的生活开始体现。”而在他几十年的牧区生活中，有一个兴趣从来没有改变过，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浓厚，那就是倾听别人的故事。

“我很愿意去听一些特别会讲故事、会讲述自己过去经历的人说话，我会听得痴迷，仿佛在看一部影片一样。可是我真的是在听故事吗？不是，我是在别人的生活中体验自己的生活。我在为自己打开更多的可能，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索南才让谈到，每当有人说出他沉甸甸的生活故事的时候，“就仿佛在向我倾囊传授一些东西，我从中挑挑拣拣，或者索性全盘接受。而当我摇身一变，开始用笔写故事的时候，这些故事会统统来到我的笔下。他们和我的生活紧密扎实地联系在一起，我在讲述我的故事，也在致敬故事背后的那些生活和人民”。

同样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董夏青青常年关注军旅题材，尤为关注边防士兵的生活经历。在新疆工作的十年间，她多次深入边防一线，与边防官兵共同生活，这些经历成为她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对她而言，部队生活是一座值得深入书写和挖掘的富矿，蕴藏着无数的故事。

“在今年的一次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扫雷排爆大队的老班长。老班长是云南临沧人，皮肤很黑，他自嘲说老家镇上的男人都是自己这种黑皮。可他带出来的一位年轻军士却说，从班长以前的照片来看，他并没这么黑，是长期和火药打交道熏黑的。比如，一次修路施工爆破作业后，老班长发现有火星子落到了附近的树上，于是蹭蹭爬到3人张开双臂都环不过来的十余米高的大树上探查。老班长爬上爬下七八趟，用随身携带的水壶浇灭了火星，年轻的军士发现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黑得发亮了。老班长还曾救过这位军士一命：一次执行排雷任务的过程中，军士在经过雷场的一处地段时，探雷器响了，但当他再探，探雷器又不响了。军士正准备通过，却被老班长从一旁拦下，说探雷器虽然没动静了，但直觉告诉他这地方有问题。军士觉得好笑，说探雷器这么灵敏都探不出来，能有什么问题？但老班长坚持让军士站开，拿探雷器对着附近的信号源仔细探了近半小时，最后终于探出一枚金属含量特别小的M14地雷。军士说，他以前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士兵，头脑和身体都很拔尖，是老班长让他放下虚荣，承认经验的宝贵。”董夏青青谈到，自己在写作时经常会回想起像老班长和军士这样的战士的故事，正是这些从实地中“捡”来的生活，让人们的心弦为之久久颤动。

洞悉生活百态、深研文学技艺，巨大的宝藏就在人民之中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越来越多青年作家积极响应号召，深入基层，投身到山乡巨变的广阔实践中。他们从中汲取灵感与养分，进而深化和丰富自己的文学创作。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短短8个字，每个人对它们的认知和感受都是不同的。对我而言，这8个字不仅明确了文学创作的基本遵循，同时也是一份人生的信守。”《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陈涛如是说。

9年前，陈涛被选派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挂职两年，之后相继创作出版了《山中岁月》《在群山之间》等非虚构作品，并获颁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他谈到，那时在镇上，每天忙时做事、闲时看书，过得非常充实，“当时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坐在镇政府院子里的那棵核桃树下，跟不同的人聊天。之前在生活中长期形成的高速运转的状态一下子慢了下来，也只有在慢下来之后，才得以品味到生活真正的味道，学会在生活的内部去生活。当我越来越了解当地的民情，以及当地朋友的思维与表达时，我也就越来越沉默，不断提醒自己少说多看。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真正融入生活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无知，以及自己在做判断时的自以为是。”

虽然挂职期间的日常工作和文学关联不大，但也正是这种暂时性的脱离，让陈涛得到了重新审视和省思文学的契机，让他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松动乃至重构，“我也愈发信服柳青先生所讲的，作家要进三所学校，分别是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一个优秀的写作者，不仅要洞悉生活百态，还要明晓国情时政、不断深研文学技艺，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2018年，我到晋南农村挂职锻炼，后来又驻村帮扶，接着走遍了山西的贫困县进行采访。在这个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以前我视若珍宝的那些写作素材，在广阔的生活天地中，原来比比皆是。”谈及自己过去的基层工作经历，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杨遥回忆道。

在吕梁临县的一个小山村，杨遥见到了一位“80后”第一书记，她在讲完自己怎样和村民一起过生日、怎样帮他们拍全家福的故事后，漫不经心地说：“我们村的村民可喜欢我哩，每天唱歌夸我。”临县盛产伞头秧歌，杨遥问她是否有现成的，她马上打开手机放出几段歌曲。“这些农民自己作词的歌曲并不算优美，但它们质朴动人，歌颂和赞美的都是普通人。我刹那间被击中了，觉得这是小说的好细节。后来我以她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地》。”在革命老区武乡，杨遥等人在采访时被当地居民包围，“他们每个人都支起手机，直播我们采访的过程，采访者成了被采访者”；岭头村有一位妇女，过去从来不用智能手机，做微商后不会用拼音打字，只好买来拼音挂图自学。她最远将小米卖到了非洲多哥；有西藏的顾客买了她的小米说不好吃，她认为是水质问题，让顾客用矿泉水来熬稀饭……这些细节都被杨遥写进了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

“新鲜生动的素材扑面而来，每一个都如此独特。”腊月二十三，山西静乐县万国工坊的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给美国的自行车服、加拿大的沙滩裤、德国的滑雪衣做代加工；偏关县的扶贫车间机器轰鸣，是在给蒙古国生产防护服；一名来自吕梁的护工，努力学习各种技能，想每年去一个国家当月嫂……杨遥表示，生活和生活是如此不一样，“只有深入之后才会发现，巨大的宝藏就在人民之中”。

记录生活、讲述生活，不仅是憧憬和梦想，更是职责和使命

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也为广大作家深入了解生活、做人民的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方式和路径。作家们既可以深耕某一领域，持续挖掘和书写，也可以在不同身份、不同职业间辗转腾挪，不断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

从2004年至今，作家吕铮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创作了《三叉戟》《打击队》《名提》《猎狐行动》等20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大多与基层警察的生活有关。吕铮表示，自己是一名业余创作小说20年的写作者，也是一名从业24年的普通警察，“为了写好这些警察故事，20年来，我一边当战斗员，一边当记录员。如2014年至2016年，我完成了两部‘猎狐’题材作品，期间我以每周一篇的频率，实时对公安部‘猎狐行动’相关的人物进行采访，记录故事；又如在写作《三叉戟》前，我采访了数十位基层一线的老民警，倾听他们的经历和心声，最后塑造出了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等人物形象。而在为新作《打击队》收集素材时，我也采访了众多一线的派出所民警”。

吕铮谈到，《打击队》聚焦的是基层民警办案的故事，写作初衷是向广大读者展现公安机关当下“破小案，保民生”的鲜活场景，“当下抢劫、故意伤害等‘接触类犯罪’在逐年减少，电信诈骗、网络犯罪等‘非接触类犯罪’则逐年增多。为适应时代需求、维护社会平安稳定，‘破小案，保民生’成为基层警察光荣的职责和使命”。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吕铮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70多岁的老人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丢了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骑了几十年的老车，早就不值钱了，但对他而言却意义重大——他曾有个恩爱的老伴，相濡以沫几十年，后来不幸得了癌症，老人就是用那辆自行车驮着老伴去医院治疗，风里来雨里去。老伴走后，那辆车不能再骑了，锈迹斑斑地停在门口，但每当看到它，就像又见到老伴一样。这段讲述让基层民警们动容，他们全力以赴，仅用一天时间，就帮老人追回了自行车。老人含泪送去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朴实无华的几个字，“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办案民警的最大褒奖。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感染着我，激励我不断前行，同时也让我明白，只有深入到生活之中，热爱人民，做人民的学生，才能写出紧跟时代、贴近现实的作品，才能把更多中国故事讲给读者和观众。这已不仅是我的憧憬和梦想，而是逐渐成为我的职责和使命。”吕铮说。

作家大头马也曾有过当警察的经历，但与吕铮不同，她不是专业的公安干警。长期以来，她一直以搜集素材的名义，深入各行各业体验生活，为自己的小说创作寻找契机和灵感。她在公安局刑警队实习过3年，在红山动物园当过饲养员，做过网约车司机……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她，始终对未知的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

“‘做人民的学生’，就是要把抽象的人民具体化，具体到每一个鲜活生动的人。写作者要自觉去和更多的人接触，去深度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在一次次的体验和学习中，大头马切身体会到了不同生活的丰富内涵。“有一次我弄丢了家里的信箱钥匙，请开锁师傅来开锁，因为觉得他技术很厉害，所以我问他能不能收我当徒弟。没想到师傅告诉我，学开锁之前，首先要学会怎么做人。”这让她意识到：“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事情，品德总是第一位的。”在她看来，作家的工作实质上类似于信使，作家不仅是讲故事的人，更是现实生活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时代不断变迁，社会不断发展，但无论怎样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始终是广大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坚定不移的选择与坚守。在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近6年来的400余个入选项目中，年龄45岁以下的作家占比超过了四分之一，并且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时代沸腾，生活火热，广大青年作家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时代放歌、为人民写作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