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所有类型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作为某种“自我坦白”的形式，并在这一过程中牵引出主体与他者、世界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虚构人物如何体验世界，以及如何辨认自身的存在，也可折射出某种自我解释学的图式和实践。换而言之，所谓“原初”的，自身给出的经验，其实依赖着一个内外划分的边界，而这个边界是无法直观地加以经验的，它只是思想进程制造的产品。按照米歇尔·福柯的观点，“我们自认为在自己身上如此清楚、如此透明地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却是由历史上精心建构的辨认技术而给予我们的。”由是，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其差异处不仅仅在于它们呈现了不同时代的图景。更为关键的区别在于，它们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自我认知方法，并潮水般不断重新开始，波动我们对于人的疆域的认知。

从这一角度来说，阅读王十月的新作《不舍昼夜》时，我始终能够察觉到，王十月在尝试诊断不同时代的自我塑形机制时，也已被某种更为潜在的自我认知所支配，使得叙事总是在打开个体生命的关键节点上滑落。在王十月的叙述中，主人公王端午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仿若一个强力的漩涡，种种时代特征集邮式地在他的生活场景中涌现——从1989年刚进入工厂时的海子热，到新世纪初开办书店后兴起的黑塞、马尔克斯，再到互联网直播时代公众对“民间大师”的想象与追逐。只是，当一个人的余生“不舍昼夜”地消磨着自身，其历经的感受，却无法聚合成个体生命中的独特经验。它们仿若屏幕前一刷而过的短视频，仅仅只是发生与流逝，并伴随着王端午的死亡而彻底湮灭。这类近似“流水账”的生存情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力与空虚，已不局限在文本内部，而是构成了现代人自我认知的基本体验。

一、当西西弗斯来到失去经验的世界

小说中，王端午长期经营着一家名为西西弗斯的书店。在加缪对西西弗斯神话的著名重构内，针对二战之后虚无主义的普遍化，加缪从西西弗斯的古代神话中重新发现了实存之重。尽管西西弗斯无法战胜命运的荒诞，但他仍可通过正视命运本身，在一次又一次巨石的推动与滑落中，在肌肉与感官的辛苦劳作中，辨认出自身存在的强度。只是，放置在当代生活场景中的西西弗斯神话，其阐释路径或许又一次发生了微妙的扭曲。本雅明认为，现代世界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世界。在空洞的、一致的时间观念中，每个人都被驱赶着走向一个被空洞允诺所覆盖的未来。此外，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同样把自身打造成了与西方现代性同等规模的文化体系，使得日常本身成为一个批量生产的工业制品。鲍德里亚就指出，我们佯装得益于普遍性，其实我们被强制同化所摧毁。现代社会中的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作为消费者，通过选择廉价消费品与身份标签，去搭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自我。

回到对小说《不舍昼夜》的讨论。尽管王端午始终既务实，又颇带乌托邦理想地去寻觅现实生活的边界，寻找种种生活场景之间的间隙，以及自我与他者融汇和杂合的场所，但其生活却又总是被拉回日常生活的平庸轨道——早年被弟弟附身的神秘体验，以及因此导致的中考失利，曾短暂地将他引入一个人生轨迹的断裂点。不过，断裂之后重新出发的生活，无非是进入八十年代末各地峰起的工厂，在循环运转的流水线上，摆放下一个青年失意的每一天。王端午的数段恋爱同样颇具传奇色彩，并直接或间接改变了其内在心智与生活状态。尤其是在和后来的妻子冯素素遭遇的时刻，两人竟是以对八十年代先锋作家的争论作为开端。但当婚姻生活进入平稳、乏味的阶段，亲密关系中的激情也随之溃散，逐渐被鸡毛蒜皮的争吵与厌倦所围困。前述种种，使得西西弗斯神话重新临近加缪所尝试超越的含义，即在平面化的现代生活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转化为独特经验的东西。事物发生，仅仅是为了重复自身。

匮乏之余，甚至连“独特性”也变成了一种伪装，一种可被操纵的快消品。王十月深谙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生产模式。小说结尾处，王端午通过与自媒体从业者小黑的合谋，将自己打造成只属于镜头的“流浪大师”。实际上，王端午所述非但算不得高深，甚至不乏编造之语。它们对现代生活构不成“独特性”，但对观者而言，王端午的身份言论都足够“特别”。这种“特别性”，邀请着观者加入这场角色扮演游戏中，在消费王端午提供的廉价知识时，无形中也在作为王端午盈利的流量工具而被消费着。正如王端午在街头直播结束后的自我质疑：“他曾经不想沦为韭菜，也不想成为镰刀。但现在，他果断举起了镰刀。”只是，“他能成为镰刀吗？谁才是那个真正手握镰刀的人？”当王端午从一切实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重新解释自己，或者说自我的空虚时，却无法把握住任何具体的经验与集体认同，只有通过各种手段来满足的不同欲望。在此，不妨借用著名诗人张枣的诗句“小雨点硬着头皮将事物敲响：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当失常成为日常，失语被喋喋不休的“梗”和“热词”所替代。此刻，王端午也仿若那个推着石头的西西弗斯，始终渴望从生活中辨认出自身的情感价值与独特感受，将这个冷梆梆的世界敲响。但其所有推动巨石的尝试，所有早年零碎阅读中得来的知识，终归无止尽地滑落为一场消费的狂欢。

二、内在视角与破碎之后的时间

在阅读《不舍昼夜》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一种从现场边缘滑落的错失感。王十月拒绝了时间的连续性幻觉，他通过将绵延的时间崩解为一个又一个瞬间，并在瞬间之内塞入大量的时代奇观：从七十年代的集体劳动，到九十年代的深圳招工潮，再到近年来风行的“996”、恒大暴雷等讯息。只是这些繁杂的历史事件，往往仅作为某种难以进入的历史风景而存在。譬如，在小说的开篇，王端午便遭遇了这样一桩变革：

“这是一九八二年的中国，不仅学校，乡村的风气和之前相比，也有了极大不同。过去在完成夏收秋收后，大队会请人放露天电影，有的大队还会请来杂技团。现在分田单干，夏收、秋收后不再放电影。开始流行儿女结婚，或盖了新房后请放电影。电影结束后，本村的、来自周边村的年轻的男男女女们开始在村子里游荡。女孩们抹雪花膏，喷花露水，浑身香喷喷的；男孩们则时兴起穿喇叭裤。电影散场，会有人在田头放野火、打群架。本村人打外村人，外村人又复仇打回去。总之和过去不一样了，中国的城市在变，乡村也在变。”

显然，王十月试图通过提取事件特定的丰富性与爆发性，将叙述的开端牢牢嵌入一个历史结构之中。不过，尽管王十月如此细致地呈现了不同对象的反应状态，虚构人物王端午的感受核心，却总是游离在“当下”之外，未能舒展出历史迷人的纹理。事实上，在胡塞尔开辟的时间现象学中，“现在”并非无延展的边界，而是一个在场域。真正本己的时间，在于感性感知能够把握住当前的经验内容。只是，在破碎时间与失去经验的世界剧烈化合之后。王端午却无从寻觅到那个感性内核或内在视角，从而让瞬间前后接续、叠加，营造出一种特殊的美学时间。由此，时间只能以某些“震惊式”的瞬间印象来显现。

某种意义上，《不舍昼夜》在创作中所呈现出的遗憾，说明不仅是王十月在诊断一个时代的普遍个体，他同样用这本书完成了自我诊断。一方面，“时间作为精确的连续体”这一概念，仍在普遍支配我们的时间认知；另一方面，每个个体毕竟只能以自己的肉身和感官经历历史。绵延的线性时间在具体感知中破碎，并重组为新的历史经验。然而，实际情况正如贝尔纳·斯蒂格勒所指出的，绝大部分人已然丧失了任何的审美能力，只能完全受制于市场营销构成的美学制约条件。于是，我们只能要么沉浸于历史的幻象之中，以此滋养贫困的力比多与情感；要么如王十月这般，承认自己生活在一种无历史的时间中，并将一生投入重新开辟内在视角的尝试。以及面临一次又一次挫败，一次又一次巨石的滑落。

不过，在小说的最后一页，王十月终究是摸索到了解构之后如何再结构的一点方法雏形。当王端午对着直播间，“开始断断续续，讲述他的一九九三年，从想进关见宋小雨开始，讲到他的第一次流浪”，一个独属于个人的时间隐隐从此刻绽出，从不舍昼夜的时代浪潮中努力探出身来。但或许是深知这一独特经验的不可能性乃至必死性，王十月随即安排了王端午的离世：“故事还没有讲完，重点还没有讲到”“他伸手想将手机支架竖起来，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完成这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