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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明 | 我想写出多情的敦煌
更新时间:2024-08-15 作者:陈继明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年,我的长篇小说《七步镇》缺一个合适的结尾,我和责编付如初进行过细致讨论,一直举棋不定。后来我把另一部长篇小说数千字的开头直接移植过来,做了《七步镇》的结尾,她只留下了其中的1/5。这个结尾也就无意间牵出我和她关于“下一部写什么”的一次谈话。
我预想中的下一部作品原本是另外一个故事。付如初则建议,干脆“写写敦煌”。我问为什么,她说了很多,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西部是一个容易写出好长篇的地方;二是,敦煌是写不尽的,你是甘肃人,为什么不写写敦煌呢?三是,你有以小见大的能力,你是可以钻进去的。
她的这些话打动了我。我当时就答应了她,我说,给我几年时间。
接下来,我一边写别的东西,一边在“半真半假”地准备“写敦煌”。作家大概都有这样的习惯,让一部小说先在头脑里生根发芽、慢慢生长,给它一个长大的过程。或自觉,或不自觉;或有意,或无意,我也一样。这个过程必不可少,没有例外。这期间,阅读、记忆、经历、想象,勇气、懒惰、颓废、恐惧,理性、情感乃至种种偶然、一切见闻、生活本身,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头脑中那个故事的“氧气”,供养它默默成长。也许用了半生的时间,也许只是两年三年,它终将成为一个模糊的生命,呼之欲出,到了不写不行的程度。
2021年,我正式开始写“敦煌”。
开始写的时候才知道,头脑中的故事近似于空气。头脑中的一切,现在仅仅变成了一种私密的富有诱惑的写作冲动,巨大的麻烦刚刚开始。人物、时代、节奏、结构、篇幅,都要一一考虑。一次令人神往的探险,不能缺少精心、细致、科学的筹备,这个阶段我当然并不陌生。但是,写敦煌,艰巨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很多次,我没信心写下去了。付如初问过我几次,开始了没有?我撒谎说开始了,几千字了。其实还没动笔。总之,这部小说的开头是我写作史上付出心血最多的。好在我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2022年初,我终于可以写下去了,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写完初稿。
长篇小说《敦煌》的故事发生在唐贞观年间,主要设计了三条线索:最主要的一条是唐王李世民的画师祁希来到敦煌后的故事。小说中,祁希天赋过人、早慧,学艺师从阎立本等名师,曾随李大亮的部队征讨吐谷浑。来到敦煌后,他隐姓埋名,一为体会壁画艺术的高妙,二为了解民瘼以为朝廷决策。我想通过他这条线索,捕捉敦煌的艺术色彩,书写唐王朝和西域的关联。
第二条是吐谷浑人。历史上,吐谷浑为唐所灭。小说中,吐谷浑兵败之后,贵族慕容豆跑到敦煌,意图隐身以“活国”。不料,他与汉族女子足娘产生深深情愫,上演了一场地老天荒的爱情。这条线,一为呈现敦煌的多民族杂居色彩,二为反映民族融合的历史。
第三条是敦煌本地的汉人令狐一家的悲欢离合。有了这条线,敦煌的日常和风沙绿洲一起,呈现在读者眼前。
但我不想把《敦煌》写成常见的历史小说。换句话说,我想让这部写历史的小说,具有足够的当代感。只是有当代感,不见得要写成所谓的当代小说。好在,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我找到了一种叙述的方法和语气。另外,我特别加入了一个现代人,他自认为是吐谷浑的后代。我用“元小说”的技法,让陈继明也出现在小说里,让他和我成为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离世。在小说里,我尽可能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真切的痛苦和挣扎。
人,是文学的重心。在这里,敦煌壁画中的众神与人的距离如此靠近。人性,人的命运,人的尴尬,显得比任何其他情况下更加清晰。人如同直接生活在镜子里。敦煌是镜子,千佛洞是镜子。在镜子面前生活的每个人,同时是自己的“终极关怀者”。他们生活在当下的一时一刻,也生活在“总体纠结”中。我希望,通过《敦煌》,每个读者也成为自己的观众。看书中的人物等于看自己。实际的效果最好是,人人都有一座自己的敦煌。
既然想让这部小说跟所有人产生联系,我也就放下了自己的野心,也隐藏起我的匠心,我想让读者看到的样子是,散散漫漫地写,驳驳杂杂地写,平平常常地写。当然,我仍然要写出紧张感。只不过,我想写出一种别样的紧张,看不见的紧张。当故事的发展遇到一些重要关口时,我可以选择大片讲故事或者商业片写桥段的路数,但是,我不。我选择躲开,选择走向人心,走向生存。关于敦煌的小说,我想对故事和人都怀有足够的敬意。
当然,让我抱有敬意的,还有天地万物。从一开始,我就坚定地认为这部小说里不能缺少动物。比如狼、骆驼、羊、老鼠。它们不是点缀,它们和人的故事始终并驾齐驱。他们是敦煌的灵性,是艺术的灵感,是天地的见证。总之,从各个方面,我都想写一部不仅仅和敦煌擦肩而过的小说。换句话说,我想以最大的勇气直接进入敦煌的内部,写一部触及敦煌心魂的小说。
这个心魂,少不了女性。唐代的女性,多姿多彩。在唐代长安、洛阳等大城市,胡女是一道风景。唐代的敦煌壁画中,女性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而且形象自然飘逸,充满朝气,她们在天地间自在飞翔。所以我想在这部小说里好好塑造几个女性形象。足娘、令狐琴、智忍花、虞月、三娘子……每一个我都用了情。
是的,写这部小说,我在史实准备、细节储备之外,投入最多的就是感情。我想写出多情的敦煌,它博大、忧伤、慈悲。它被众生塑造又俯瞰众生,它养育众生又被众生养育。我只想循着自己内心对敦煌的爱。所以,写作之前,我并没有任何先在的结论。关于民族融合,关于文明进程,我和读者一样充满好奇。我想首先还原事件的繁杂性、丰富性和在地性。在敦煌,我最感兴趣的仍然是人,在所有复杂的事件中,人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无论汉人还是吐谷浑人。
初稿完成后,我第一时间交给付如初。她提了很多建议,很有建设性。然后我又用一年时间进行修改。一年中的大半年,我栖身于广东珠海的一座小岛上。可以说,现在小说中一半的气质来自修改。改完之后我再给付如初,她有了一些零碎的好评。然后,她开始边提意见边鼓励,我于是再改。得到这位第一读者真正的好评,是在校对的时候。实际上,直到出版前,我们仍然在讨论局部的修改。
可以肯定,这是我修改最多的一部小说,也是我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次写作。作为一个西北人,我终于给敦煌画了一幅像——我心中的像。它带着唐朝的沸腾,也带着今天的安宁。一定会有人拿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跟我的作对比,我心里是欢迎这种对比的。我想,我的《敦煌》或许更是属于我们的敦煌。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