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登春台》，有一种复杂的心绪在心中弥漫良久，至今都没有散去。坦率说，这种阅读感受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小说开篇是对时间进行科学讨论，专业的科学用语，甚至带有几分科幻小说的色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开篇对小说的意义。到我写这篇文章之际，书中的人物已在我的记忆深处沉淀下来了，他们的细节变得模糊，但他们的内在困境却越来越清晰。我这才意识到这种感觉对应了小说开篇的论述：时间的生成。我们只能用记忆感知时间，于是，时间最终构成了我们的记忆。只有这时，时间才终于离开了我们，不再压迫我们；只有这时，命运才充分显示出自己的轮廓。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长，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近半世纪。主要人物有周振遐、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姚芩、蒋承泽等，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空间，却因为北京春台路67号这个地方（具体来说，是一家公司：神州联合科技公司），这些人物的命运聚合在了一起。“北京春台路67号”这个聚焦点帮助观察者建立了坐标系，勾勒出人物的时空轨迹，让这些轨迹不断向前又不断返回，从而显露出命运的秘密。

《登春台》书名取自老子《道德经》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在读的时候，时时暗自赞叹这个标题的神妙。“登春台”这个意象是一个关于小说家写作的隐喻。小说家在写作的时候是远远大于那个日常的自己的，他得以在叙事中俯瞰人生百态，又从细节上呈现事态万千。不是每一个小说家都有“登春台”的能力，但每一个小说家都有“登春台”的梦想。格非登上春台，俯瞰终生，悲悯与反讽在心间交织，并且不断在春天逐渐上升的温度中发酵（我读的时候正好是春天）。

“登春台”的下半句更加重要，更加应和小说的主题：“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令人没想到的是，承接那个美好场景的居然是如此大的转折。人们看上去很欢乐，而我自己却并不合群，处于一种混沌未明的状态，不去做任何倾向性的选择，像是还没有产生意识的婴儿，像是无家可归的疲惫游子。这让我想起了小说中的人们，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去参加自己的盛宴，但每个人都怀揣着不能为外人所道的隐痛。往深里说，这下半句话实则也是小说家的立场。抛开现实中的欲望及其满足的过程，拆解人与人之间复杂捆绑的关系，到了极限之后，人确实不剩下什么了，只能处在这样一种混沌未明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某种真相，也是小说在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幽微叹息。

小说跟别的文体不同，多多少少都有着思想实验的成分，因为小说家看待世界的立场是根本性的：混沌未明。在这种状态下，一些轻微的扰动，都能被看得异常清晰。“混沌未明”就是世界的底部，正如格非所说的“暗”。他在访谈中说：“只有在写作时，那些原先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才会一点点地从黑暗中呈现，本雅明认为，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着眼于给读者提供智慧和教益，而后者则致力于与读者一起寻求‘生活意义’。”启蒙是照亮，而“暗”则是共生。他专门针对《登春台》说：“作为写小说的人，小说更多考虑的是社会暗的一面，今天的老人正身处暗的一面。”《登春台》站在幽暗的一面，也站在幽静的一面。故事的吵闹与熙攘都是为了展现这种幽暗和幽静，因为幽暗与幽静构成了人生当中不可言说的部分，是人的生命基座之下的汹涌之海，但很少有人敢于长时间凝视那片海。

因此，不能用情节梳理的方式去进入这部小说。因为从笔墨分配上来看，关键性情节所占的比例其实并不多。占有比例最多的恰恰是一些特别平静的部分，比如说在周振遐的章节里，他种花、养花的部分构成了更多的篇幅。如果在其他作者那里，这种篇幅一定会被认为是过于散文化了，但在格非这里，因为整体结构上的均衡与严密，反而制造了一种引而不发的势能，构成了一种特别奇异的叙事力量。

每个人物的身上都有一个关键性的事件，比如辛夷遭遇猥亵，陈克明被岳父欺骗，窦宝庆杀了玷污姐姐的人……但小说在关键事件上所投入的笔墨并不是特别多，而是相当克制。这些关键事件甚至散碎在不同人物的叙事中，只有读完全书，才能对事件做出完整了解。此外，在社会层面上的用笔也不多，比如说公司如何运作，人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赚钱、如何投机，这些在流行故事中最受欢迎的东西，《登春台》是极少的。里边详细书写了陈克明做生意的种种事情，主要还是为了撕开岳父跟他之间的可怕关系，亲人之间的这种欺诈让人触目惊心，反过来，又让陈克明的妻子静熹的形象更加丰富与神秘——她早就提醒过陈克明不要跟她父亲一起做生意。此外，也让陈克明最后接替周振遐担任公司的总经理有说服力，否则他只是一个司机。

小说在形式上，分别采用了“她”“我”“你”“他”四种人称视角，以及作者隐藏的全知视角。不同的声音交织在叙述的细节中，或全知，或限知，或他说，或你说，众声喧哗，却又构成了同一个声音，讲述同一个故事，展现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综合作用下构成命运的。每个章节的不同视角犹如光束投照，娓娓道来，不急不缓，直到人生的那个峡谷般的转折处。这个时候，你才忽然发现，生命中那些最幽暗的部分原来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登春台》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是靠着某种偶然性在彼此之间发生了关联，直至改变了命运及其走向。但实际上，这一切偶然又在小说家有意识的建构当中。小说家精妙强大的结构能力与偶然性的深渊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因此，模仿人物视角的叙事“像不像”并不十分重要。小说不是电影，不是要假装复制世界的表面，而是要表达世界的内在，故而小说的背后是小说家的智慧。人物的主动叙事很多时候必须有作者声音的暗中辅助，没有这种辅助，人物的声音也将变得浑浊。

举例来说，最让我难忘的细节是关于茯西村的。周振遐在少年时代跟他的师兄蒋承泽去上海参加“拓扑学与现代物理”研讨会，他没有买到返回天津的车票，于是就跟着蒋承泽去福建游玩。当时他们在船上，对于偶然性、必然性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等哲学问题进行着讨论。蒋承泽滔滔不绝，而周振遐处于被动聆听的位置。听久了，周振遐有点烦，随便指着眼前一个小村子说，那个村子跟我们有关系吗？蒋承泽看了一眼，那个村子叫茯西村。原本这么小的事情是不可能再被记起的，但若干年后，作为公司老总的蒋承泽在一堆简历当中发现了一个叫姚芩的女孩子来自茯西村，他的记忆被瞬间点燃，他没有问任何问题，就直接告诉她可以来上班了。如果说一开始蒋承泽有点儿“恶作剧”的心态，把姚芩当成了自己理念的证据，但不久后，他对姚芩产生了感情，姚芩成了他的情人。在他得病身故后，姚芩又跟周振遐越走越近。某天，周振遐讲起了往事，告诉了姚芩为什么蒋承泽会对茯西村的她有着特殊的情感，这个时候，“伴随着回忆和追述，周振遐吃惊地发现，有关那次旅行的所有细节，包括色彩、声音、气温和嗅觉，都在一点点地复活、苏醒，所有的事情以及覆盖在这些事情之上的特殊氛围，都异常真切地呈现在他眼前。让他更为惊异的是，那些在过去的经历中无关紧要、黯淡无光的细节，经过时光的打磨和浸润，重新变得显豁和明亮起来。”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心灵，在那一刻，被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偶然细节所贯通。

蒋承泽在临终前对周振遐说了一句话：“茯西村与你我的关系还远未结束。”在这里，茯西村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村落，也不仅是暗含着把姚芩托付给周振遐的意思，更是成了一场悟道：多年以前的那场争论仍未结束，偶然性跃升成了必然性，命运的阴影从少年的闲谈中变成了生活的血肉。

蒋承泽和周振遐联合创办的这个“神州联合科技公司”是大有深意的。在公司电子幕墙的上方，公司Logo的右侧，有一句英文标语：“上帝是关联的声音。”这是蒋承泽的信仰，“这个声音暗示了文明发展的既定轨迹，它隐含着一种将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的绝对性逻辑。而所谓文明和历史目的，不过是这个逻辑的一个附庸罢了”。这是一个高科技公司，从事的是公路货运行业，每日可以追踪超过1.2亿公里的卡车运行轨迹，这意味着曾经许多不可把握的偶然性正在被高科技掌控起来。但万物联系的方式仍然是神秘的，正如人永远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小说中，我们充分感受到了那种左右人生路径的神秘性。在大数据时代，这种神秘性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张扬，人们甚至用高科技的手段来算命。

好的小说一定是具备当代性的，但书写当代并不一定获得当代性，当代性是对时代的深刻理解。格非的写作深得古典小说的精髓，从首次大规模采用古典风格的《人面桃花》到如今的《登春台》，古典的雅正已经不仅是风格上的，更是内化成一种围绕着当代人进行审视的精神视野。在古典内蕴的反衬下，一种我们不易觉察的当代性反而露出了面目。那种优雅的修辞代表着一种长时段文明的深厚积淀，而这种修辞处理的当代物象却是转瞬即逝的。格非将那些容易飘飞的细小碎片编织进了语言的绸缎中，所形成的纹理成为了一个个浮标，标记着这个难以描述的快速转型时代。

我在阅读的时候就在想，小说这种文体的可能性远没有被穷尽，越是研究小说文体，越是会被它的神秘所慑服。这种文体与人性、与历史、与时代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远远超出目前任何文学理论的解读。很显然，《登春台》体现出了极为自觉的小说文体意识。格非不仅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小说诗学理论的探索者与建构者，因此，我们看到他在“知天命”之年后反而显示出了越来越汹涌的创造力。任何高超的小说叙事都不是技巧，而是思想。只有具备浓郁深邃的思想，才有能力采取静水流深之法。波澜不惊的生活细节是大江表面的平静，但实则要写的是平静下面隐藏的无尽纵深。没有纵深，细节就会沦为泡沫。因此，于我而言，关于当下日常生活的书写，迄今目力所及，几乎未有比《登春台》更生动、更细腻的。格非以类似“全息科技”一般的呈现方式，为我们这个物质繁盛却又迷茫踟蹰的时代留下了一份极为精确的见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