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上午，省作协与《文艺报》在广东文学馆联合举办“粤港澳大湾区批评新力量”对话活动。本次对话活动的议题是“新时代文学中的青年智慧与青年力量”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青年表达”。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陈建功，《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省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陈昆、苏毅，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刘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林岗，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室主任付如初，辽宁文学院对外交流部主任、《当代作家评论》副主编、辽宁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李桂玲，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以及《文艺报》融媒体部主任李晓晨，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评论家李德南，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潮州市作协主席陈培浩，新疆作协理事、乌鲁木齐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堆雪（王国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文联常务副主席、图木舒克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刘伟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利农，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刘长星，《文艺报》社编辑康春华，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威廉，广州市作协副主席陈崇正，潮州文学院副院长、潮州作协副主席陆燕姜，广东省青年作家安然、索耳、巫宏振、林培源、杨汤琛，广东省青年批评家徐诗颖、杨璐临、包莹、陈劲松、朱郁文、徐威，省作协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约50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刘颋主持。

陈建功认为，这样的青年作家、批评家对话活动，就是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现在的青年作家表现出非常高的锐气，对中国社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更广泛的阅历。他们在修养上比老一辈更强，思想非常活跃，各种知识积累和阅读更加丰富。他对青年作家提了几点建议：第一，文学分为高雅文学、大众文学和时代文学，青年要充分认识到高雅文学、大众文学与时代文学虽各有其特征，但都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部分，可以融汇贯通，可以相互借鉴。第二，青年作家在这三个概念上要讲区分，又要讲融合，这样才能在创作上立住脚。第三，青年人要有创作个性，青年人就要拿出少年中国的勇气，拿出自己的个性，把个性和作品融合在一起。

张培忠表示，本次对话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是激发广东青年作家、青年评论家创新创造的进军号角。他介绍了广东作协在团结引领、发现培养、服务提高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青年文学工作者方面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成效，包括实施青年作家（含青年批评家、青年文学工作者）培根铸魂工程、青年作家英才培育工程、青年作家精品创作工程、青年文学传播工程等重要举措，有力推动了青年文学粤军崛起，推进粤派批评转型，促进湾区批评凝聚新力量，向大湾区及国内外发出鲜明坚定的铿锵之声。张培忠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而言，是新的使命、新的任务，新的机遇、新的召唤，也是新的挑战、新的无限可能。青年作家要以这次对话活动为契机，切实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武装头脑，要用全球的视野重新认识和深刻把握我们脚下这一片熟悉的热土，进一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用文学的方式生动书写和独特呈现粤港澳大湾区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进一步促进创作、打造精品；要用系统的观念全面梳理和全新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进一步赋能文学、提升价值；要用创新的思维和科技的手段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学供给，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书写绚丽的文学篇章、贡献壮丽的青年力量。

潘凯雄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批评”不是区域的概念，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就是要紧紧抓住大湾区的特点，要和大湾区产生贴合性、关联性，而不是仅仅在大湾区出来的文学批评就叫湾区批评。关于“批评新力量”最重要就是“人”，我们需要新人，给原来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作品能否反映时代。他说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巨大变化事实上是在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影响每一个人的思维，文学是否有能力表现出来？作为一个作家能够敏感捕捉到时代新的发展、新的变化很重要。湾区批评的新力量，就是要抓住关键问题，能认识新的问题，要对湾区特定地域里面所承载的时代、社会新的意义，新的内涵吃得透，并能通过自己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出来。

刘颋在致辞中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是事业的未来，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学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发现和培养更多青年创作人才，关乎文学未来，更关乎国之大者。要发现更多文学新力量，引导广大青年作家以文学实践为路径，为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年力量。粤港澳大湾区有勇开风气之先的文化传统，在这片敢作敢为、善作善成的热土上，要讨论、辨析和挖掘新时代青年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新质。《文艺报》将为更多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青年文艺人才提供成长平台，反映青年深入人民生活、扎根广阔大地、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气象，展现青年创作者深具个性的独特风采。

林岗认为，批评的新力量来自观念的更新，他说他明显感觉到新力量和老力量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在发言中，林岗一方面努力想发现新观念、新要素，一方面他也保持着疑惑。他说最近十来年创作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后面更基础的东西是传统的文化得到“一个正面的位置”，引起了创作上的价值转换。他说我们一百多年新文学运动，在新文学谱系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作家有这样一个写法，有这样一种观念。但是，现在慢慢以各种不同形式得到恢复。他说我对这件事情实际上抱有忐忑的想法。这种感觉就像在湛江观看民俗活动：庞大的游行队伍、玩火把、嘴插银针，这些混搭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表达他们生活的富足和欢乐的心情。

丛治辰认为广东青年作家出席的阵容就足以看出今天广东的青年力量在广东新时代文学阵容当中的作用以及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近几年来广东的青年创作非常繁荣，是在广东源远流长文学的历史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时代的文学气象。他认为青年不青年跟身体没关系，跟年龄没关系，跟精神气质有关系。他用讲故事的方式提出青年的价值是众所周知的，近代以来的中国，从老年崇拜到青年崇拜，实际上是从古典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的一个标志，青年崇拜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不管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还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这些作品重新把青年摆到了人群当中最重要的位置。新的时间比老的时间重要，那个不断线性向前的时间观替代了过去循环的、停滞的时间观。中国式现代化的青年表达基本上是青年干的，从公车上书到推翻清朝，从建立共和到抗战胜利，从新中国到新时期，没有哪件事情不是青年干的。青年在推动着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文学也是这样。同时他论断，新文学基本上是一种青春文学，青年人愿意相信光辉的东西、理想的东西；90年代的文学是欲望的书写，这当然非常青春；新世纪文学的第一股潮流是打工文学，有大量的青年人参与其中。他认为青年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青春的锐气很容易消失。在他们这代人身上的青春气已经给不知不觉抹掉了，创作上的陈陈相因或者光彩陆离，缺乏创新，甚至缺乏荷尔蒙气息。这里面有时代的动因，问题在于“太好了”，好就好在它完善，不管经济上繁荣不繁荣，就是完善，各方面都很完善，每一颗螺丝钉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

付如初认为理想主义的时代其实是有青春崇拜的，在理想主义落潮的时代，就变成了经验崇拜。但事实上，我们好多经验是失效的。她结合自己的工作谈青年作家作品的特征：第一是个体化的特征越来越鲜明，但是个性化的特征却变得模糊，就是同质化的倾向比较明显。第二个特点是跨文化和跨文体写作越来越多了，跨文体、文体兼容方面的特征也越来越鲜明了。第三个特点是地方性特征和女性化特征，地方性就是新南方写作、新东北写作、女性写作等等。她认为“新”的关键不在年龄，而在于创造力和生命力。创造力可能就在于你的不虚无、不空洞，有锐气、有野性，不埋怨，就是要自己给自己争取空间，不写诚恳的废话，不写自己言不由衷的东西。成为你自己，你就是新，就是个性化，这个时候对于成熟作家来说摆脱舒适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对新作家来说找到舒适区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写你最熟悉、最有感觉、最顺手、最舒服的东西，你相信你写得最顺手的时候也是别人读得最舒服的时候。

李桂玲认为当下青春文学的特质，一方面是创新，一方面是守陈。创新里面包含两个特点，一是世界性，一是交互性。世界性是指青年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她举例百年前的鲁迅的《域外小说集》，是以弱小的、仰视的、学习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的、国家的文学，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处于世界的底端，被不断地打击、侵略、抢夺。来到了新世纪，徐则臣以他的创作方式推出了《域外故事集：玛雅人面具》，用他的笔、用他的观察和思考、用他在世界各地行走，对于世界的解读，形成了他的文学式的表达。这个文学式的表达后面就是当代青年的一个思想表现窗口，我们从这里面能感悟到的是新青年的世界性。整个民族经过一百年发展，他是以一个平等的世界公民的身份和视角去做他的观察和文学表达。现在很多作家，他们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他们充分的自信心，平等地对视。这是青春文学在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交互性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新质的东西，交互性表面上看是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到现在是人和机器、人和程序、人和系统、人和人工智能一些东西的交互，在这样一个交互的状态下，当代的文学会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短时间内难以把它看清楚、梳理清楚的一个状态。看清楚你的同代人在说什么、在写什么、在想什么，只有同代人才能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跟你的同龄人同行，看清楚他们所写作的、创作的背后那些深刻的伤痛、情绪和表达的方式。守陈的文学是指对于传统的复归和继承，它具有承继性和反思性。莫言和徐则臣的写作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大踏步地后退，后退到传统里头去。青春文学是一种叛逆的文学，曾经不齿的、要反抗的、要挣脱的传统现在又开始回归。这是因为当下的青春文学耗尽了所有的青春荷尔蒙、所有的青春记忆；当你的思想资源、理论资源相对匮乏的时候，这些人可能会在集体或者不是集体的、个别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往回看，向我们衣食父母所来的那条路上带给我们的那些传统去寻找力量和资源。

卓今从新形态、新责任、新制度三个方面谈论批评新力量崛起的可能。广东、江苏这些文学大省，在经济上、文化上及行动上都有引领性，因为现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趋势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都有标志性和引领性。在新责任方面她表示对青年还有一些期待，她说希望青年在思想引领，观念、方法上创新，这可能是青年面临的责任。新制度就是粤港澳大湾区要把批评的新力量队伍搞得大大的，人搞得多多，把所有青年新力量纳进来，这个队伍主要是广东高校的力量。这一力量与文学现场跟作家深度关联，就能产生良好效应。

李晓晨就《文艺报》社新力量青年专刊的办刊方向，和在会的青年作家、评论家谈了自己的想法。她说也许“新”不一定代表着好，但是“新”代表着一种生命，她希望在座的青年作家给栏目多写稿件，报社也不吝惜拿出版面和篇幅来发现那些可能还没有被更多人所知道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和诗人。她说我们对稿件没有那么多套路形式的限制，只要你真诚，只要你有特点，只要足够有自己的风格，我们都愿意给大家一个空间、给大家一个阵地。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发出更多声音，可以被更多人和被更多读者看见。

李德南主要谈当下青年写作的文学抱负和责任意识，他认为需要有一种历史性的眼光，需要在一个历史的脉络当中去看当下。身处不同的时代，每一代人所要完成的任务、要承担的责任不一样。在今天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种种形式和冲突在世界各地持续发生，包括像战争、流行病及利益冲突，全球互联负面情绪可能会导致世界互联的彻底中断，让世界变得四分五裂。从这样时代语境出发，当下青年写作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要有世界公民的意识，在今天我们可能既要立足中国自身经验知识写作，也要有世界视野，要意识到自己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写作者要往返不同的文明体系和文化体系，承担起文明、文化阐释者和沟通者的角色，让写作者成为跨文明、跨文化的桥梁。第二，我们要有世界文学的自觉意识，作家的写作应该有多种多样写作资源跟方法，但是有一点是相通，我们要在世界文学坐标当中去写作，相应的写作技术、眼界、问题意识都应该有世界性的维度，当然也有中国地方的维度。

陈培浩重点谈新南方写作。他认为新南方写作就是广东的文学力量，因为广东有一批作家、评论家最先参与建构这一议题，近些年它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概念。新南方写作的提出，引发了地方性潮流化，有大量所谓的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新草原写作，大量这样类似的概念提出来。他强调新南方写作没有绝对的地理边界。新南方是一个生产性的概念，是一个召唤性的概念，它是要召唤新质，而不是一个对过往式纯文学做清晰内涵的界定跟描述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去确定表述它的内涵。新南方写作是具有自醒性的概念。作为一种提醒，它一方面提醒我们到地方性去寻找资源，去释放一种新的能量、新的潜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画地为牢将地方性做小了，我们在寻找“新”的元素过程当中，需要有自省的力量。青年写作在寻找有效的“新”，不是为“新”而言，新南方写作应该在变当中汇入一种更有力量、更深厚的传统，回到生命觉悟当中，回到民族传统当中去创造有活力的“新”。

堆雪认为青年是一种状态，跟年龄没有关系，对于青年作家的写作来说，视野和姿态很重要。他从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四个方向谈写作必须意识到的问题。向上就是能否植根于现实，能否链接历史和传统；向下就是能否创新，能否开辟自己的世界视野，能否在向下的挖掘当中创新；向左就是要能够借鉴其他文学营养，能够开拓发展出自己的创作手法；向右就是能否张扬个性，发扬年轻人的本身的能力，探索未知。

刘伟林认为关注青年、培养青年和重视青年这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一代人的责任，而且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新时代文学青年应当担当起高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文以载道，文艺是道德的载体，道德是文学的灵魂，文学创作自古以来都是承载道与德，真善美的职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作家和作家群体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新一代文学青年必然要而且应当担负起建设美好家园的重任，夯实道德基础，用文学鼓舞人、塑造人、教化人、培养人，让文学深入人精神触及人的灵魂，启迪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

张利农认为广大青年作家，一要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立意高远、思想深邃，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要从价值认识转化为价值共识、价值认同。二要从理念转化到行动，要勇于、敢于用艺术的方式把中国式现代化故事融入“全球语境”叙事当中，用艺术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球和谐共荣中的伟大贡献。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抒写，对广大青年作家进行引导，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同世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性特征，并不拒绝个性化的精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同的故事，个性化的精彩是艺术精彩的源头，是共性产生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是从奋斗在不同区域、不同岗位上的劳动者身上所体现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讲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不同岗位、不同追寻的劳动者的故事，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进程中，寻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价值。

刘长星从李娟的写作谈到她的作品中所呈现出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以及李娟的写作姿态——“我”进入生活的变化，谈到今天青年作家的写作姿态的变化和观察世界的视角的变化。他说李娟的非虚构写作，从内容上来讲，主要关注新疆哈萨克牧民的生活，这是历史，这是传统，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些哈萨克牧民生活的现代化，电话、电脑、手机，这些都是李娟作为非虚构写作的特点，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融入。她的写作姿态、这种非虚构写作非常独特，她表现出克制自我，蹑手蹑脚的生活。李娟的写作也是一种新乡土写作，新的乡土文学、乡村文学、农村文学。可以看到李娟有一种新的心态或者姿态，不再像传统作家的批判、启蒙，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很柔和地进入到既传统又现代的牧民生活。

对于文学来说，王十月认为不是因为你功成名就，你是大作家、大批评家，你是大主编或者大社长，你就拥有天然的正确性，而是要有对自我的怀疑。当我们不那么相信自己旧有的观念、旧有的见识、旧有的定论，乃至于我们一辈子积累下来旧有的知识体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拥有求新的可能。当一个人对自己所说、所掌握的一切都十二分确信，不再怀疑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脑子定型了，就僵化了。这个时候无论你是18岁、28岁、38岁还是48岁，你都不是年轻的，你都已经不新了，因为你失去了发现新生事物的能力。这个时候，你的写作也好、你的批评也好，你都不配称之为新力量。哪怕你是18岁，还是88岁、98岁、108岁，只要你对自己的人生经验、文学经验还有那么一些质疑，你还不那么确信你的判断、你的认知就是真理的时候，你就还拥有新力量的一种可能性。一个人要有能力对自己的认知校正，拥有这个能力我们就是新的，是年轻的；没有了，你就是老的，你就是被淘汰的。

王威廉认为目前困扰他写作的关键性问题，是当代性的问题。当今不仅仅科技影响社会生活的层面，而是整个大变已经到了根基上面，一种人和人工智能真正地结合为一体的“超级作者”即将诞生。如何面对这种局面，如何来书写当下性，让作品不那么快地过时，甚至能够思考未来的新文明，是他在思考的问题。他表示，现在的很多作家包括他自己，对当代社会生活的观察、书写是不够的。许多新的生活形式，都还没有写入现在的作品中。现在很多文本很完美，但那种完美中缺乏一种生机勃勃的当代性。文学不是标本，是活物，必须与时俱进，面对一种革命性的剧变，一种完全超出我们以往所有生活结构所预期的东西，一种他者的降临与渗透。

陈崇正认为“新南方写作”的出现看似非常偶然，但如果注意到这个概念是出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便会发现某种时间上的必然性。当时许多人在关注粤港澳大湾区，也关注关于人工智能等科技话题，从而发现文学坐标之中的某种偏颇，引发文学南北之别的讨论。现在看来，即便没有“新南方写作”，也必然会有其他类似的文学概念来描述和召唤这样的写作生态，从而重新看见南方以南的文学风景。他表示自己的写作受到“新南方写作”讨论的影响，也深受潮汕文化的影响，在作品中融合了神、鬼、祖、巫等元素，展现出潮汕人对世界的多元理解。他希望小说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回顾，更是对现代生活的深刻反思和前瞻。

陆燕姜说文学的跨界融合不仅是文学发展的助推器，更是吸引青年读者和创作者的有效手段。广东文学馆就是一个例子，将文学和美术、展览完美地融合。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网络文学网站等新媒体平台，为文学创作和传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途径。这些平台不仅降低了创作门槛，还极大地提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这种“破圈”的形式，不仅能吸引更多不同兴趣的观众，还能让文学作品的表达更丰富、更具感染力。她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潮州文学院和美术馆这两个平台的综合优势，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如文学沙龙、艺术展览、文艺汇演等，进一步推动文学与美术、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打造具有品牌效应的文化活动。

安然认为新时代文学中的青年智慧与青年力量，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作品的灵魂。要深刻把握“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质和开放特征，也要加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核心概念的认识，创作富有思想内涵的文学作品。还要坚持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时代主旋律。提升对新时代伟大实践和伟大变革的认知程度，要深入阐释中央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创作出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写出一批植根中华文化沃土、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学作品。

林培源认为“题材”和“写法”，也即“内容”和“形式”是文学创作中老生常谈的话题，以近几年比较火热的“新东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写作”为例，二者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面各有千秋，从题材上也就是写什么来看，“新东北作家群”具有相对可以辨析的面目，相比之下，“新南方写作”自从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和文学现象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新南方写作”之所以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被凸显出来，正在于其野蛮生长和杂树生花的特质。因此，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新南方写作”相比于“新东北文学”，显得更加驳杂、宽泛，“新南方写作”要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定是同时在题材和手法，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上用心经营和创造，在题材上，既要凸显地方性，同时又要放眼世界，兼顾全球性。

包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表达有三次集体爆发：一是抗日战争时期，都市知识分子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大后方转移，对生活、阅历、视野的拓展，对民族与国家的奉献。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工作者主动下基层，五六十年代“石油诗人”“森林诗人”“煤矿诗人”，西南及西北边疆诗群的新生活叙事，记载了青年个体在政治抒情规范之下的内心体验。三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一轮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城乡之间更大的差距，文学的“赋能”力量进一步彰显。广东作协近年开展的下基层工作继承了文艺下乡传统，新一代知识青年以新的文学表达参与其中。一是开展“红色文学轻骑兵”活动，二是组建广东文学志愿队伍，邀请著名作家、评论家等深入基层，三是以文化软实力助推“百千万工程”，落实“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四是走出广东，以更宏大的视野书写中国故事，如近期的“文化润疆”系列文学活动。今天作家和艺术家尝试通过文学叙事，将中国文明的传统根基与现代化思潮相对接，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而在这其中，青年行动及其文学表达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索耳认为青年不一定新，青年只是年龄、时间尺度的新，而思想观念表达以及最终形成的文本不一定新，需要分别看待。这在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辨认旧的东西，如何处理前人的遗产。要有足够的警醒意识，而非在安全区里绕圈圈量产。相较于当代文学，他认为当代艺术的表达是非常当下的，包括环境、科技、自然、材料、器物、社会思潮、社区开放性、互动性，甚至跨学科的表达，方方面面。而文字作为媒介和载体，在这方面要弱很多。他说我们应当思考文学表达如何对接前沿的观念和经验，并有效产出。如何表达，表达得出彩又贴合习惯，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巫宏振认为抛开自身去外界寻找风格，有点舍近求远。其实写作风格就在自己身上，从未离开，只需要将它挖掘出来，按照自己的说话方式、思考方式来写，来表达，假以时日，多多磨练，精益求精，必定成就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在今天的“新南方写作”里面，有书写潮汕人的作家，有记录广府人的作家，也有写雷州半岛的作家，等等，似乎写客家人的比较少。客家族群跟潮汕、广府两个族群还是有区别的。在今天的文学圆桌上，客家人不应该缺席，客家人这个身份应该得到关注与重视。当找到了个人的角色，找到了个人的位置的时候，故事就来了。那些故事就是从个人的记忆开始的，这里的“个人”，是放在客家族群上而言的。以一个客家身份的写作者，如何书写客家人的记忆，如何把本土的故事重新表达出来，又如何把个人与群体的命运写出来。只要把握好了，写好了这个族群的故事，它也就成了属于我个人的表达、个人的声音。

杨汤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青年表达”这一命题，有三个关键词：青年、中国式、现代化，每个关键词都拥有巨大的阐释空间。青年，不仅是生理层面的描述，更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永不妥协、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力量。将国族命运与青年相勾连，可以说在现代以来的中国，青年被赋予了天然的责任。如何建构中国批评的主体性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式”？从时间向度而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内生性的文化要素，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就空间向度而言，“中国式”不仅指向时间向度的文论传统，也指向当下中国这一国族空间，就文学批评而言，则要求青年批评者做时代的同路人与时代敏感的指针，对新兴的文学现象如新农村文学、劳动者文学、消费文化、网络文学、AI写作等展开有效的批评，进行客观判断，提出前瞻性的建议，发出在地的、与时代内部息息相关的声音。青年批评者也意味着同时代的突破性力量，他们当有勇气打破凝固的规则，打破由纯文学刊物、作家、批评家构成的内循环，以开阔的眼光检视时代文学。

徐诗颖就香港作家的写作，提出国家叙事的写作意识的重要性。她说越来越多的作家怀着文化自信，从认识我们的历史方位出发，把握时代的本质，思考个人与时代、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历史的关系，并将之作为建构文学史诗的出发点。对作家而言，历史视野的打开，必然带来艺术的、美学的变化。面对不少青年作家表现出来过度内在化的倾向和过度西化的创作技法，重振家国叙事既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家园和祖国，也会逐步培养他们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新时代文学讲述中国故事的自觉。青年作家们主动走出书斋、与生养自己的土地产生更紧密的联系，为年青一代的中华文化寻根和延续传承做出贡献。在新时代的引领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具有开放创新、 流动多元、跨界共融以及面向世界的品质。香港越来越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今天，如何书写湾区时代的香港故事， 谱写好中华文化这本大书，让香港融入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建设，是当下青年作家和评论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杨璐临介绍广东文学主要包括3种：1.粤籍作家的本土创作；2.外来作家的在粤创作；3.粤籍作家的在外创作，当然，第3种还要以是否反映广东题材和生活为参照。这不仅是入史标准的问题，也代表一种文化身份的体认。在这一视角观照下，古代的韩愈、苏东坡、谢灵运的在粤创作，以及当代的欧阳山、草明等人的创作都被纳入广东文学的范畴，因为无论本土还是外来作家，都受到所在地域文化的滋养和影响，他们的作品也反过来滋养这片土地，温暖了山水人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文学实践中，我们也面临如何处理“地方与中心”“地方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包括如何厘清广东文学、湾区文学的边界等，而随着人才的流动迁移，各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关于广东文学、湾区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比如近年来“新南方”“新东北”等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当下新兴文学特质、文学现象的辨识的渴望。从这一点说，我们或许只有从当代中国、广东的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出发，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读懂当前的中国文学、广东文学、湾区文学。在这个纷繁多元的时代，作为青年文学工作者，如何认识文学与现实、当下与未来、自身前途与民族命运的关系；如何达成个体与社会、知识储备与文学创作的协调发展，仍是我们绕不开的命题。

陈劲松认为文学表达的方式、书写的角度可以千姿百态，重要的是处理好三种关系，即大与小、深与浅、快与慢。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青年作家都要树立远大抱负，胸怀大格局，坐拥大视野，成为大作家，写出大作品。抱负决定格局，格局影响作品，大时代需要与之匹配的大作品。唯以“大我”而不是“小我”的姿态，才可能写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浩荡与宏大，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民族史诗般的精品力作。与此同时，青年作家不能忽视乃至轻视“大”题材底下的“小”，小人物的小悲喜，小事物的小开阖，一样值得关注与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这与文学是人学的涵义殊途同归。描摹和传扬现代化进程中人情与人性的真善美，应该成为优秀作品的鲜明底色和优秀作家的衡量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日新月异，广大青年作家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对此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新技术、新职业、新阶层、新人物等，快速作出反应，而不是熟视无睹、感觉迟钝。

朱郁文认为讨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不能不提科幻，尤其不能不提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幻。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涌现了一批有潜力的科幻作家和有影响的科幻作品，借虚构的科幻书写后人类景观，显示出作家们对历史、现实、科技及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刻洞察和批判性思考。科幻叙事突显了湾区文学的时代性、未来性和现代精神。通过这些科幻或准科幻小说可以看到，大湾区在为我们带来新的市场经验、新的社会治理经验和新的文化经验的同时，也为中国乃至世界贡献了新的文学观念、文学题材、文学形态和新的审美经验。湾区科幻的影响已辐射到全国甚至海外。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幻文学之所以相对发达，首先源于文化的多样性与开放性。湾区融合了岭南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古今、中西、陆海文明在这里交汇激荡，催生了独特的文化生态。这种开放而多元的文化性格为科幻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背景和故事素材。

徐威认为信息时代、网络空间、城市化、消费社会、高等教育、多元文化这六个词构成了“90后”作家群体最为典型的代际特征，这几个词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当下的青年写作有来路——青年作家们从“历史”“经典”“地方”等汲取力量，化为己用，展现出广阔的视野、娴熟的技术与鲜明的地方特色；近些年风靡大江南北的创意写作，也为青年写作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量。当下的青年写作有突破——他们的创作多以个体为中心，呈现出对个体性的深度挖掘，展现了国际化的广阔视野、信息时代的知识融通、地方特色的彰显、科技时代的想象与反思等等特征。当下的青年写作当然也面临挑战——他们以“群像”的方式进入文学场域，最终只能以“个体”的姿态留在其中。这时，文学抱负的树立就显得尤其重要。此外，创作与生活、个体风格的生成与自我重复、个体感受与时代经验、艺术性与思想性等等之间的权衡与调节，都是青年作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