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谈论破圈已有多年，很多作家、批评家、文学刊物的“破圈行动”也实践了多年。这时候继续谈破圈问题，不需要再用什么话来强调它的重要性，更需要的可能是对既有的破圈实践进行总结和省思：文学“出圈”，到底要“出”到哪里去？怎样才能使破圈实践真正助益于文学的内在发展？

综艺化、IP化与作家作品的“出圈”

过去几年的文学“出圈”，主要表现为作家、作品的“出圈”，也有一些文学活动的综艺化、规模化。作家的“出圈”，最受到关注的是作家明星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成为综艺节目上的段子手或网络上的表情包。作品的“出圈”，主要是“出圈”到影视界去，通过更多的媒介形式走向更多领域的读者、观众。无论是作家的“出圈”还是作品的“出圈”，大都必须借助平台的力量，以打通作家作品走向读者、观众的桥梁。这些年文学行业积极探讨IP化问题，都希望将具备IP潜力的名人、名作打造成现象级文化产品；同时也有出版方依托媒体和文化公司的运作，联动文学奖以及影视改编，打造出一些新的名人、名作。这些举措，的确推出了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主题文化节目，也培育了一些在文学圈外也有影响力的文学新人。

总体来看，作家的明星化，可以让更多读者对文学、对作家有更亲切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对作家的固有印象。但在这些令人振奋的现象背后，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能够走到“舞台”上去的作家是极少的，同时还能够在综艺节目、直播平台上讲好文学的作家又更少了。与此同时，一些知名作家的公众号、视频号，推出的内容大多是知识普及类的，甚至鸡汤化。这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把读者引向那些更内在的内容。文学的“出圈”，不能只是进一步强化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还必须给大众带去独属于文学的内容，为这个一切都可以娱乐化的时代增加一点文学视角的思考。这样的“出圈”才能更加凸显文学的意义。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文学作品的IP化问题。一方面，通过影视剧改编，可以为其他艺术创作提供文学的母本，放大文学作品的价值；另一方面，打造一个成功的文学IP，可以很好地将一部文学作品推送到更广大的读者面前。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观众变成真正的读者。由此，文学作品可能获得了巨大的流量。相对于“养在深闺人未识”，这是文学在传播层面的成功。文学作品IP化生产带来的繁盛和热闹，反过来会促进我们对相关文学问题的思索。这应该是一种相互正向的影响。但是，这种热闹和流量不能单方面地决定我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品质判断。热闹的交给市场去热闹，文学的问题还是要回归到文学的专业性层面来。

现在很多大学生的毕业论文研究文学作品的IP化改编问题，普遍都是在介绍说一个作品改编成了某些文化产品，获得了怎样的影响力，同时对比、挖掘这些改编相对于原著而言有了怎样的改动，似乎要将一些获得了改编、成为了IP的原著文本经典化。这似乎提醒我们：IP化带来的热闹，已经影响了很多人的文学判断。显然，我们必须强调一种事实：一个可能很不错的、获得了好的市场口碑的文学改编，并不能反过来说明改编之前的那个文学文本是绝对优秀的。而一些文学作品，可能在影视改编方面不是那么理想，但却并不影响它在整个文学谱系中的经典性。当然，肯定也存在文学作品和改编成的影视作品都具有经典性的情形。关键在于，我们要尽量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去对它们进行综合评价。

IP化或者文学界的各种“出圈”行动，为我们带来了文学传播方面的流量。伴随这些流量的，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反馈声音。这些声音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的各种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流量、这种热闹不应该单方面地影响作家、学者们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方面的专业判断，作家、学者们还需要保持专业的追求。

跨界、跨学科与文学批评的出圈

作家、作品的出圈之外，这些年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领域也在寻求各种方式“出圈”，其中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跨学科、跨界。学者王尧说：“所谓‘跨界’，在学界往往是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延伸到本学科之外，比如，做古典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或相反。但我现在更愿意在‘跨学科’层面上理解‘跨界’，即多个学科的融合研究，其中包括研究方法的跨学科使用，这将影响我们对‘专业’‘学术性’‘文学性’的理解。世界变化了，人性变化了，技术变化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在随之变化。”（《跨界、跨文体与文学性重建》）王尧这里指向的是文学研究的文体问题，想通过尝试不同文体的创作实践，重新定义“学术性”“文学性”，以突破之前的学科化、圈子化问题，这当然也是一种“出圈”。

批评、学术意义上的跨学科、跨界，已经持续了多年，但“出圈”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如今，跨学科已经成为了文学研究界的时髦词，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到底要怎么“跨”，跨学科的目的何在，这些一般性问题值得我们不断地反思琢磨。2023年，国内译介出版了英国学者乔·莫兰的著作《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莫兰强调了跨学科的重要性，但也借着伊格尔顿等人对“跨学科”的反思性观点提醒我们：“如果以为通过跨学科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并且可以轻松超越传统学科的不足和排他性，这并不现实。”尤其对于文学学科而言，跨学科研究最容易走向一种拿文学来反映、论证其他学科问题的倾向。比如文学批评领域流行的历史学、社会学分析方法，往往会把文学问题转化为历史问题、社会问题、道德伦理问题等，这些批评将文学研究变成了文学作品的内容分析，甚至演变成关于文学作品所讲述、揭示的社会问题或生活事件的分析，导致出现类似于伊格尔顿在《如何阅读诗歌》一书中所反思的问题：“被忽视的是作品的文学性”，“文学批评似乎成了一种即将消亡的技艺”。不是说不能拿文学文本来讨论其他学科问题，这里要反思的是，追热点的、表面的跨学科很可能带来一种文学研究的“本末倒置”倾向。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其“本”还是文学，应该是借用尽可能丰富的各个学科的知识来理解研究文学问题，而非将文学工具化为论证其他学科问题的材料。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果衍变成忽视文学独特性的研究，把文学问题淡化、矮化，甚至导向一种无视文学审美、贬低文学批评的思维，这必然不是跨学科研究的初衷。

其实，文学等人文学科的问题从来都是跨学科性质的，要做好文学批评，仅仅有文学史知识和文学理论知识是不够的，哲学、历史等学科知识都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基础素养。但今天很多时髦的跨学科研究，往往导向一种表面的多学科知识的铺陈，或许突出了社会历史维度的知识考察，通过把文学放在某种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中重新锚定了一些文学史问题，但其中很多的知识化研究往往排斥了文学审美问题，导致了一种有知识无审美、有材料无思想的批评。为此，这些年既有推崇跨学科的声音，同时也有很多强调回归文本、回到文学本身的批评呼吁。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反思：我们的跨学科似乎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化研究，结果是进一步地将文学研究专业化、圈子化；而西方当代人文学科的跨学科史，却是在综合多种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批评思想。比如，话语理论、性别批评、生态批评等等，这些批评理论都是在生成新的思想，为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同时也实现了突破专业门槛、介入现实参与当下文化建设的目的。这种差异提醒我们，如果要实现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出圈，表面的知识化的跨学科恐怕会适得其反，必须追求突破学科限制的原创性思想理论的创造，而文学批评可能是创造新思想、生成新理论的先锋力量。

练就能上舞台也能坐冷板凳的“技能”

无论是作家作品的“出圈”，还是文学批评的跨学科突破，始终要追问的是：我们的“出圈”到底要“出”到哪里去？我们为什么要跨界到别处去？“出圈”“跨界”的初衷是什么？真正的“出圈”绝不单单只是“出”到更多非文学领域去扩大流量，真正的“跨界”绝不只是跨到别处去说其他学科可能更擅长说的话。这样的“出圈”和“跨界”对于文学的持续发展可能并不会有什么长期助益。因此，在当前的破圈实践中，有必要强调一种冷静的省思性声音：重视问题本身。

什么是问题本身？也就是那些靠出圈、靠跨界、靠流量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文学创作层面，无论作家是否成了明星，一部作品卖了多少码洋，始终要追问的是，他的作品到底好不好、好在哪里、缺陷在哪里。当前谈文学出圈，首先是创作、选出优秀的作品，让真正好的作品出圈，同时也通过高品质的出圈来反哺文学界，激励更多作家用心于创作、拿出更多精品。当然，什么是好作品，是市场数据说话还是靠专家来评价，这本身也是争议。但无论如何，文学的出圈始终要落实在“成就更好的作品”这一基本面上来。即便是出圈后的市场数据，也应该转换为对更理想更高品质作品的召唤。

文学批评的跨界实践，在强调跨学科的学术探求的同时，也包括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实验以及批评家介入更多领域的文化生产行动。其实，文学的出圈，最应该推进的是文学批评的出圈。作家参与到出圈行动，有可能会带来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写作，由批评家去完成社会面的跨界突围，更可能带来一种更切近文学内在面同时也更具现实问题针对性的文化批判和思想激荡。像西方当代理论界的活跃分子福柯、罗兰·巴特、苏珊·桑塔格、伊格尔顿、阿甘本等，都兼有文学批评家身份，他们也是跨学科的理论家、思想者，他们自成风格的理论批评文章，不是为了学科化的知识研究，而是为了创造思想和介入时代。文学批评的出圈跨界，是将文学审美转化为思想创造，这类创造既推进专业发展，也影响社会思潮。文学的“出圈”，应该是文学作为思想精神的出圈，而不只是作为文化商品的出圈。这就需要能“自由出入文学”的文学批评的声音。

“出圈”实践让文学场变得热闹。为了让这流量反过来更好地助力于文学的内在发展，需要我们每一个参与者练就一种能自由出入于文学、能上舞台也能坐冷板凳的“专业技能”。获得这种技能的最直接的办法，可能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重视问题本身，不要忘记我们热爱文学的初心。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