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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春燕 | 作为现象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

更新时间:2024-02-27 作者:韩春燕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21世纪文学经典化充满难度是学界的共识,而经典化的难度之一就是文学的碎片化,现象无法形成,流派难以归类,当命名成了问题,文学史就无法书写。值得欣慰的是,在最近几年的学术热点问题中,“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热度持久,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新东北文学”从“东北文艺复兴”的包裹中破茧而出,成为一个独立话题,是因为有了“铁西三剑客”这把尖锐的锥子。“铁西三剑客”的出现让新东北文学有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家群体,以及被学界充分关注、成为文学现象的可能。

无疑,“新东北文学”的兴盛是与“东北文艺复兴”相伴的,它也是“东北文艺复兴”的重要构成。《当代作家评论》自2022年第5期开设“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栏,也是基于文学去探究“东北文艺复兴”这一现象的。“东北文艺复兴”的内涵和外延无疑更驳杂、更宽泛,无论是小品、二人转、影视剧等文艺形态,还是脱口秀、短视频等娱乐形式,我们都可以感受东北文艺的兴盛,当然活跃在这些艺术形式中的东北人也在建构一个新的东北。

东北文学是东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的“70后”“80后”,甚至“90后”作家确实写出了具有新质、不同于前辈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他们笔下的东北和东北人的内在世界,包括对生活和生命、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都让人耳目一新。比之“新东北文学”,它的母系统“东北文艺复兴”从整体上看更像一场持续的群众性娱乐事件,当然,它也有蓬勃的狂欢气质掩盖不住的沉重,以及嬉笑怒骂的疯癫里隐约着的尖锐。

“新东北文学”的前身是新东北作家群,新东北作家群是2011年《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在设置“当代辽宁作家研究”栏目时提出的概念,当然,从新东北作家群演变到“新东北文学”也经历了一个因缘际会的过程,这其中“铁西三剑客”的被发现、被聚焦无疑是将一个地方性概念推向整个学界的重要因素。

当然,“新东北文学”并不仅仅指向“铁西三剑客”,它有更广泛的作家群体和更丰饶的文学文本。首先,“新东北文学”之新在于,当下的东北文学打破了原有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统摄下的乡土文学和工业叙事的二元格局,出现了多向度、异质性的创作。除了双雪涛、班宇、郑执、黑铁等“工二代”的后工业叙事,还有牛健哲等人专注于个人生命体验的“私小说”式的写作,有谈波、杨知寒这样立足东北又超越东北的风格化作家,题材涵盖城镇市井、海岸山林、乡野边地。东北文学开启了一个色彩纷呈的时代,而以“80后”“90后”为生力军的新东北文学,无论是题材的选择、创作手法和叙述语言的使用,还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对生命和人性的探究与认知,显现出不同以往的锐气,展现了东北文学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新东北文学”之新不仅在于它的多元和异质性,还在于它摒弃了原有的封闭沉闷和中规中矩之后打开了自己,有了飞扬之姿,仿佛一片湖泊终于与大海发生了联系。东北青年作家和作品不仅闯入了山海关,汇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海,还成为不断被文学界提及和关注的对象。

当然,“新东北文学”之新还在于它的流动性。东北籍作家从东北流向全国,散落各地,这当然与东北的经济形势有关,但东北作家被山海关内其他省份文学机构的热情接纳,更多的是说明这些东北作家的优秀,而且拥有可预期的未来。

“新东北文学”并不是全然与传统断裂的文学,而是传统发展到近些年的基因突变,突变后的东北文学依然保有传统的记忆。东北是社会主义乡土文学和社会主义工业文学的肇始地,社会主义文学在东北解放区开始建模,社会主义文学实践构建了东北文学特定的精神气质,而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与之一起为东北文学打上了深刻的东北印记。

社会主义文艺必然是大众化的,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要通俗易懂,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以此承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达到“化大众”的目的。而东北的地域文化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历史沿革和驳杂的文化构成,天然是俗文化占绝对优势的文化,所以东北文艺天然具有大众性、幽默性和狂欢性,东北文学也必然具有这种属性。“新东北文学”因时代的更迭和文化同一性的弥漫,在承续传统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传统。“新东北文学”开始打破地域的壁垒和传统的限制,遵循主体的选择,在不同的写作向度自由延展。

总之,“新东北文学”是接纳传统又打破传统、面向东北又超越东北的文学。

在“北方以北”的“新东北文学”崛起的同时,“南方以南”的“新南方写作”也悄然生发,两个边地的文学热潮遥相呼应,彼此观照,构建了中国当下文学的新格局。没有北方的南方是不存在的,没有南方的北方也同样是不存在的。尽管“新南方写作”的新南方是以江浙一带的“江南”为参照的“新”,但不论是江南还是江南以南,都是以北方为参照的。

“新南方写作”应该是一个大于“新南方文学”的概念,写作更强调一种行动和姿态,关于“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广州文艺》等都展开过讨论,而“新南方写作”目前仍是一个开放性概念,仍然给大家无限的阐释空间。

“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文学”都是位于地理边缘区域的文学,当关外与岭南这南北两个地域的文学成为被学界关注的对象,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正在悄然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是一场来自当代文学内部的渴望与召唤,也是一种无法遏止的打破与挣脱。

广州是“新南方写作”的中心,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是广东省重要的文学评论学术期刊。位于新东北文学重镇沈阳的《当代作家评论》此次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南北合作,共同搭建平台,讨论“东北文艺复兴”中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中的“新南方文学”,使话题向更广阔纵深处拓展。

《当代作家评论》从2024年第1期开始设置“新东北·新南方”栏目,力图在“两新”文学比较和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视野中来理解和评判“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文学”。第1期邀请蒋述卓、谢有顺、申霞艳三位广东学者撰文对新南方文学进行深入阐释,并进行延展性探讨。

蒋述卓教授的《“新南方文学”:一次文学事件的意义及其拓展的可能》从文学事件的角度对“新南方文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文学创作所呈现的新的文学现实与评论家对这一现实的敏锐把握相结合的产物,是作家、评论家、期刊编辑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推动的文学事件。“新南方文学”与“新东北文学”具有共同的革新求变的精神内核,而革新求变是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召唤,这是一场基于不满之上的文学革命。

“新南方文学”之“新”是这个概念的核心所在,参与者对于这个“新”的阐释既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也有逸出共识的纷杂。蒋述卓教授认为“新南方文学”之“新”正是在于它的独异性,而独异性是“新南方文学”成为文学事件的根本原因。“南方以南”的独异性地理、独异性语言文化、独异性精神气质里面涵盖着丰富的多面向的文学,这种文学提供着各种各样的“新”,新的南方意象、气息、气质、风味、风格,以及南方精神。当然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更关注“新南方文学”作为一次文学事件具有哪些拓展的可能,以及如何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更大价值,产生更大意义。他认为“新南方文学”是一个不断打开并且生长着的概念,它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会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新的南方经验和独特的南方气息。

谢有顺教授的《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从文化地理角度对“新南方文学”的现代性、海洋性、日常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开掘了岭南文化“既具世俗包容力,又具有精神创造力”的特质,指出这种特质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也为“新南方文学”的繁盛提供了文化依据。作者从文化到文学,亦从文学到文化,借文学为文化正名,“以‘新南方文学’讨论为契机,重识一种南方以南的写作,并对‘南方’做扩展性的、全新的解读”。

作者不认同岭南文化被定性为边缘文化。文化边缘与否确实不能单纯以地理位置来确认,它的内涵、属性,以及在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当中发生的作用,才是辨析边缘与否的标准。除了岭南,作者还提出了岭海,而岭南与岭海一起构成了“南方以南”的地理标识,它们作用于文学,便使文学具有了“山风海骨”的境界。作者提出“新南方文学”的“海洋书写”,“已不仅是一种地理题材,背后代表着一种不同于土地想象的美学”。与基于土地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叙事相比,作者认为“新南方文学”在总体气质上更带有泛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而新南方的提出也是潜藏的文学元素和文学气质的被发现。

谢有顺教授认为岭南集聚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陆地与海洋的各种元素,有酝酿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基础。他对“新南方文学”寄予厚望,期待“新南方文学”能够引领中国文学前行。他认为,文学上的南北之分必然归于南北的融合汇通,当然南北的最后同体,是建立在对各自地域文化和生活的深入理解基础上的。

申霞艳教授的《新文明 新风尚 新形象——面对海洋与未来的“新南方写作”》是从“新南方写作”的海洋性与未来性的角度,分解出新南方的三个“新”,即在新时代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新文明、充满人间烟火气和日常性的新风尚、新的文学形象和地域形象。从南方方言、饮食、服饰的演变到大量“新南方文学”文本的分析,作者的文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起落,思绪在宏观与微观、传统与现代之间穿行,饱含情感又不乏理性。而对于“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她认为“都是对地域差异性和地域传统的重新发现,是对人地关系和人文关系置于全球视野之中进行再考察与解读,从不同方位的边缘来探索中国文学在新时代蕴含的诸多可能性”。当然,作者认为,最后所有的殊异性都将变为传统的一部分。

这3篇文章从不同向度辨析了“新南方文学”,并在中国当代文学和“两新”文学的视野中,将其作为文学现象或文学事件进行了深入阐释。

无论是“新东北文学”,还是“新南方写作”,因为它们远离文学中心和既定秩序,因为它们是那种没有被完全规训的写作而被期待。

我们希望“新东北·新南方”这个栏目能够贡献给学界更多的真知灼见,也能催生更多既具地方性又具世界性和未来性的、带有新的气息和生机活力的“两新”文学,当然更期待这次南北合奏能产生更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当代文学破局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