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界，张培忠是一个为我们所瞩目的名字。在张培忠许多自我介绍的文字里，他都将自己称为业余写作者。这一方面表明作者的自谦，另一方面也真实地反映出他创作的实际情形。2019年5月起，张培忠担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位在文学“界内”的业余作家。而此前，张培忠先后在基层学校、教育厅、组织部和省委巡视机构工作、任职，算是一位“跨界”的写作者。但我想正是这样的“业余”成就了张培忠的作家之梦。人生的道途并不能任由自己选择，但只要是一颗文学的种子，就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出一片属于自己的风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渴望着，在30岁之前，要拥有自己的一本书。”这是张培忠在30岁时出版的《人比月光美》后记《青春的音响》中写下的一句话。这里的“渴望”既是彼时他对文学痴心的深情表白，也素朴地言说着其坚持写作的内生动力之所在。《人比月光美》是一部报告文学集，深度特写广东模范教育工作者的事迹和精神，全景反映广东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此前张培忠尝试创作小说，曾在《作品》上发表过《周末独白》等短篇小说。此后也在文学评论方面用过功，与黄红丽合著的《批评的实验》由花城出版社于2000年正式出版。《人比月光美》这部作品则显示出作者对自己写作基点的初步选择和纪实写作方面的坚实基础。

近二十年来，张培忠在此基点上规划业余写作的课题，潜心致力于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出版了《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三部长篇传记作品。近年在做好服务广东文学发展、服务作家创作等职务工作之余，合作发表、出版了《千里驰援》《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等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千里驰援》，是一份摄照新冠肺炎暴发初始景象的快速报告，担任总撰稿的《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以一百多万字的巨篇多维全息地实录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脱贫攻坚全面的小康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实绩卓然的纪实写作，确立了张培忠在当代文坛重要的文学形象，而他系列的传记写作又使其在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列阵中彰显出更多的标识度和由此生成的独特价值。基于此，本文不拟对张培忠文学创作的整体作全面的综论，而将聚焦于他的三部传记进行一些透视和论析。

一

“人类保存其自身实录的愿望仅次于其保存自身的本能。由这一愿望而产生了传记文学的姻亲艺术。”这是美国学者爱德华·H·奥尼尔在其所著的《美国现代传记文学史》中对传记文学发生机理所作的诠释。关于传记或传记文学有着种种的解释，其中核心的要义应该是关于有价值的个体生命史的非虚构且具有文学意味的叙事。这种叙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类主体的某种生命本能，人类对自身的关注似乎远远超过对自在以外的“他者”的牵挂。传记文学也可以表述为个人历史的记录。时间的运行不舍昼夜，现实与历史的迭代交互也永远处于进行时态之中。当下转眼就会推衍成历史的存在，而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逻辑。因此，今天的人们对过去的人们必然会保持天然的兴趣。传记，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因为真实地记写过往人物较为完整的人生故事，使得读者能够从人物的生平行状等的历史叙事中，观照曾经风云变幻的时代风景，读取人生偶然与必然中的价值可能，并且从中“映照”自我，获得心理、精神的启发，制导自己的人生航向。正是由于这样内在因由，传记成为一种“古已有之”的重要文体。司马迁的《史记》创造了古代成熟的纪传文学写作形式，开创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当代赓续中华文脉，谱写时代华章，以时代楷模类先进英杰人物为主的各类传记作品，在非虚构写作中占比较大，成为广受读者喜爱的写作类型。

张培忠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三部传记作品，与同时期的主流写作在传主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迥然有异。传主是历史人物，没有更多直接的新闻性；作品的主旨设置也没有更多地求取人生的励志和时代精神的表达。三个传主从四百多年前的郑成功，到1888年出生的张竞生，再到1982年去世的张德建，极具时间和身份的差异，以他们作为传记的主人公形成某种先在的叙事张力。一个历史名人、一个历史的隐匿者和一个普通农民，构成了具有某种梯度性的人物序列，他们被作者张培忠赋予了书写的意义。这种“赋予”的关键是“发现”，即作者从历史人物人生自在的故事中，发现了其中蕴含的价值。传主自在价值的发现和寻获，是传记文学最终价值实现的重要前提。这样一种特殊性是由传记文学的非虚构性所规定的。张培忠笔下的三个传主指代了传记文学中所写的三种类型：《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历史名人的再写作，《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为重现历史人物的写作，《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则是给普通劳动者的立传。可以说，张培忠的三部作品恰好在三种类型的人物传记写作中，具有某种“范型”意义。

现实与历史，大千世界的人物林林总总。并不是凡是人物的自然生平，都具有被写成传记的价值。历史是伟人创造的，也由人民推进。无论是伟人、名人，还是大众百姓，都具有被作为传主书写的可能，但其重要的前提是这些人物必须具有足够的信息负载量。这种信息负载量可以表述为传主故事所具有的时代和历史的认知价值、传主所体现出的个人品格和人性意义。这些信息或可以表现出某种戏剧性、传奇性，也可以只是寻常的故事。要之，传主是时代性（历史性）与个人性有机融合的丰富多质的存在。《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如题名所示，是一部书写郑成功人生故事的作品。关于郑成功的各种书写，从有清黄宗羲的《赐姓始末》、陈墨峰的《海外扶余》，到晚近吴高飞的《郑成功传》、商金龙的《郑成功大传》，无法备列。这种情况在郑成功这样重要人物的传记写作中可谓常见。名人传记的再写作，作者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有效避免书写的重复雷同，而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大量地存在着。自然，张培忠的郑成功非虚构叙事也遇到此类难题。主流的郑成功书写更多地基于政治的视角，重点落笔在他作为民族英雄收复台湾等核心故事的叙说上。张培忠的作品对此也以《收复台湾与开发台湾》的专章作有具体的记写，但他没有停留于此做文章，而是从郑成功自身本有的历史存在中，发现了郑成功再写作的新视角、新思维。“海权”是我们读取这部作品要义的关键词，也是这部作品叙事内容的重要聚焦点。“《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中，既整合了战略管理、海权理论和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的研究成果，又整合了管理学、史学、文学的表达方式，实现了信息密集、激活思维、创造价值的多种效果，是作者跨界写作的一次成功实践。”这里所说的“跨界写作”，其实是一种多学科的写作，作者张培忠从写作对象的客观存在出发，并且基于当代写作新的思维，强化了其中“海权”和“海商”等信息的书写，从而使郑成功题材的再书写获得了新的意义。

《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这四十万字的长篇传记，传主广东饶平人张竞生生于1888年，卒于1970年，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异变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局时代。这部作品的起名十分贴合传主特异的身份。名其“先知”，是因为张竞生某些思想和行为得时代风气之先，是一种如梁启超在为康有为作传时所说的“先时之人物”。急剧变动的时代，“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先时之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而“先知”在张竞生这里和“文妖”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他的离经叛道的言说和行为不为时代所容，只落得个“性学博士”的恶名。而究其实际，“在中国现代史上，张竞生是一个被严重‘妖魔化’的特立独行的杰出学者”。张培忠的传记是对具有历史创造意义的传主的一种去蔽，是对一位深淹历史之海富有诸多信息的历史人物的打捞。“我选择这个题材，我觉得这个人物具有很大的含金量，包括社会价值、文学价值、各方面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有现实价值。”这里所谓的“含金量”就是指人物负载的历史信息量和质量。张竞生传记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一个富有意味的特写或是长镜头。作者对题材价值的敏感和发现，奠定了《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这部作品的独特创意。

“在世界历史的任何时代中，我们将会发现，伟人是他们那个时代不可缺少的救星，——他们是火种；没有他们，柴火不会自行燃烧。我早已说过，世界历史是伟人们的传记。”托马斯·卡莱尔世界这里所说的“历史是伟人们的传记”不无道理，至少我们读到的传记更多的是关于伟人名人人生行旅轨迹的描写，在传记前面通常会加上“名人”的定语。确实伟人名人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作为个体他们的特殊存在具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和重大的影响力。同时从传记写作本身看，以他们作为传主，因其人生更具创造性、传奇性，使文本的构建空间得以丰富和拓展。再从传记文学的接受看，读者具有较为普遍的伟人名人（英雄）崇拜心理，此类写作通过普通人到伟人名人（英雄）成长转换故事的叙说，使读者从中获得人生的感悟启示，在伟人名人（英雄）崇拜心理的感召中，汲取前行奋进向未来的精神力量。这些都是传记“名人化”的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以普通人为传主的传记作品颇为稀缺，有价值的凡人传记显得难能可贵。普通人不是庸人，有价值的平凡人，具有真诚善良的心灵、刻苦耐劳的品质和克己任事的担当精神。同时，普通人也是时代中人，从他的个人小故事也可以洞见时代的大变迁。张培忠的《永远在路上》，书写“一个农民的一生”，就是一部为普通人立传的别有价值的作品。书中的“一个农民”，是作者的父亲。“父亲远行时，得年五十，我则是一个懵懂的十七岁少年。”张培忠在父亲去世四十周年时出版关于父亲的传记，在其个人是为了纪念父亲，在他看来这样的写作体现了儿子的“孝道”。“一个知识人，一个写作者，其最大的孝道，就是把父辈的历史搞清楚，把父辈的人生写出来，追本溯源，继志述事。”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者的儿子，对农民父亲最好的纪念方式。不仅如此，在更高的层面，其实“一个农民的一生”，也是一代农民的一生。作品中的父亲，既是作者的父亲，也是一代人的父亲，一个时代的父亲。虽是底层者，却也内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张培忠显然看到了父亲的时代意义。“这是一个农民的人生档案，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也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二

如果说，发现和选择具有书写价值的传主，是传记文学写作的前提，那么通过多种途径充分地占有对象的写作材料，走进传主所处的时代或历史的情景现场，走近人物的人生时空和精神世界，在此基础上组织调度叙事材料，形成文本，形神兼得地真实地呈现传主，就是写作的“主体工程”，作者的工作量主要体现在这里。发现、选择有价值的写作对象，有赖于作者锐敏的眼力，而写作工程的具体实施更需要作者的耐力和用心。阅读《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张培忠的传记写作，不仅有着“十年磨一剑”的耐力，也有全局在胸从容建构的精心。

传记文学名家朱东润教授有言：“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传记文学从本质属性看，它是非虚构历史叙事的一种，其客观历史性的置备是此类写作的基本原则。求取写作材料的“有来历、有证据”，抵制人物故事的“演义”“戏说”，这不仅反映作者的写作态度，也事关对传记文学基本伦理的尊重。因此，作品基本叙事是否“有来历、有证据”，是我们评估传记文学写作品质的重要观察点和基本尺度。张培忠谙熟此道，他舍得花时间求实求细求丰富地集聚写作材料。父亲是作者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人物。作品的取材既有当年他与哥哥与父亲的往来书信、作者“中师日记”中的相关记写，这些材料保存了其时的原真信息和精神气息，也有通过“母亲的口述历史”，从中获得关于家族的背景、家庭生活的情形和父亲人生的故事及其细节，还有约请父亲少年好友、青年同伴访谈，特地踏勘父亲生前“走山内”“走凤凰”艰难讨生活的路线，专门拜访父亲曾经落脚的房东故友。经由这样用心用力的取材，作者集聚起关于父亲人生历程和个性精神较为丰富的材料，使父亲传记的写作有了“言之有物”的坚实基础。对于张竞生的传记写作，从对人物的在意到起意写作历时很久。张培忠与张竞生“相遇”于班会课上一次地方文史的讲座。“一次讲座……记住了一个名字——张竞生。”从此彼时的少年，“与张竞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张竞生，这个曾令多少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名字，因了一份乡土的情节，却使我一朝相遇，欲罢不能，一发而不可收拾，念兹在兹近三十年，积累考证近三十年，研究写作近十年。”在三部传记中，无疑张竞生的书写最具难度。因为传主得其某种污名，所以沉入烟尘很久，相关资料散逸淹没。张培忠不避事难，穷尽一切可能，悉心钩沉，广泛搜罗，寻得今天能够找见的有关张竞生的所有材料，主编出版了十卷本《张竞生集》。张竞生是一个在多个领域具有创获的杰出学者，并且参与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法国勤工俭学等重大历史活动。基于这样的特殊情况，为了更好地了解、理解传主的学术思想，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大端和细节，张培忠作了大量的阅读与研究。作品附录的“本书参考书目”有200种，涉面很广。而我们阅读这部传记中的许多章节，可以发现作者对所涉及的有关课题有深入的研究。由此可见，要写好像张竞生这样沉没于历史深处并且具有专业造诣的名人传记，就需要写作者最好既是传主史料的权威专家，又是对传主相关学科有所考察思考的研究者。显然在这些方面，张培忠是下足了苦功夫的。郑成功的写作也是一样，作者注重材料的“来历”和发现，曾两次到郑成功的出生地日本平户寻访踏勘，实地感受一代豪杰曾经有过的生命气息。张培忠用十多年的时间收集积累与郑成功相关的材料，“我是全球搜集资料，包括美国、荷兰等”，“通过搜集郑成功的史料，研究他的家谱，我发现他的曾祖母是澄海人，有潮汕血统”。以这样的耐力和眼力搜集材料，不仅使所得材料更为丰富，而且也能在开阔而深入的探寻中，获得见人之未见的新材料。同时，基于写作新主题的设置，作者注意研读《先王实录》《郑氏史料》等文献，从中提取有关海权战略、商业经营的具体记载，为作品的“海权”叙事提供相应的实证材料。为满足“跨界写作”的话语需要，作者进行大量的“跨界阅读”。《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附录有191种“参考文献”，其中就有海权理论首创者、美国海军战略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以及石家铸的《海权与中国》、美国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加拿大提姆·特拉弗斯的《海盗史》、英国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和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等一系列涉及多学科的著作。这些著作的读研，不仅打开了作者郑成功新写作所必需的新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为作品的新叙事置备了基本的话语体系。

三

非虚构文学的写作由于其非虚构性的规定，其文本的建构不能通过虚构实现，只能通过扎实的采访、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档案材料的阅读等，获得写作所需的素料。作品有赖于客观真实的材料生成具体的叙事内容。此类写作丰富的有价值的材料搜集，犹如屋宇建筑的备料。如果没有相应的材料置备，建筑后续的工序就无法展开。同时，非虚构写作材料的丰富性、有效性直接决定了作品的非虚构性，也影响到其文学性生成的品质。长期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的张培忠，对此不仅富有经验，也有理性的自觉。因得扎实厚实的材料基础，所以，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作品的营构和故事的叙说就显得调度有序，得心应手。

人物传记的价值，其核心价值自然体现为传主本身的价值。但传主本身的价值并不只是其人生的个体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在与时代关联中实现的。因此，优秀的传记文学既是传主的传记，也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传记。要之，读者在作品中能够遇见一个独具人生行路和心路的传主，也能透过传主读取一个时代的风云和流脉。即具有时代中的个人与个人中的时代某种双向“互动”性，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观照叙写中，人物的独特性得以呈现。我们阅读张培忠的三部传记作品，从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意味。

“为张竞生写传，就不应该局限于传主生平，而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中的主人公行年八十二岁，人生十分丰富复杂，作者对他的个人史程作了清晰的、全面的叙述。但这种叙述并不是平铺直叙的流水账，更不是仅就传主生平写作其个人史，而是抓住人物行事和精神的独特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特殊时代语境加以记写，因此，作品既有传主的生平行状，也有开阔的时代背景。全书共11章，《混沌初开》记写传主的出生和少年生活，彰显其卓尔不凡的性格生成，预设其人生命运的潮起潮落。《从晚晴园到总统府》章中“追随孙中山”“谋救汪精卫”“南方义和团首席秘书”等节，细写青年张竞生参与革命波澜起伏的人生故事。通过张竞生革命故事的叙述，照见历史风云人物彼时的行止动向，为南北议和、初立民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摄取了特写式的场景，提供了另一视角中的历史细节。《从巴黎到里昂》写张竞生留学法国之旅，他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为题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得里昂大学的博士学位。这一部分的叙事是多维度的，学业之外，也用许多笔墨描写张竞生“留学时代的浪漫史”，这既显示了人物性情中放浪的一面，也为后续的叙事作了铺垫。此外，“留法学生会与法华教育会”一节，则记写其担任中国留法学生会主席，积极参与法华教育会的活动，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京华岁月》两章是本传书写的重点篇章之一。1921年10月蔡元培聘请张竞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北京大学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兼容并包的学术生态，激扬起作为理想主义学者的创造力。张竞生因具体的人事，提出“爱情四定则”，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在北京大学首次开讲性学课，并且出版《恋爱的卫生》等专著，“致力于建构一个性的乌托邦”。系统研究“美治主义”，构想社会治理的“理想”模式。此外还鼓吹“情人政治”，征集出版《性史》，等等。这一部分的叙事十分饱满，主要突出了传主作为“文妖与先知”的一段惊世骇俗的人生传奇。既是时代环境不容，也是个人性格使然，张竞生的离经叛道，让他落到“江流”日下的境地，最终走向“颠沛流离”“废塾残阳”。《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对传主人生线索的叙述较为完整，同时又强化了对其独特性叙事，个人性与时代性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双向奔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可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陈平原的评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传主以及这部传记的独特价值。

基于不同传主各自的特质以及作品主题表达的不同预设，张培忠注意设计与之相应的叙述模式。《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题目很有解读的空间。其中的“郑成功收复台湾”，遵循的是已有的“民族英雄”述事模式，但很显然，这样的郑成功故事的重述，无法有效地调动起读者的阅读期待。而在其前置“海权1662”，则表明了作者在熟知题材的写作中，打开了新的视野，基于新的视野，开掘出题材中新的存在，揭示历史人物故事中内含的当代意义。这部作品的写作具有明显的学术化色彩。所谓学术化色彩，并不是颠覆传记故事性叙述的基本制式，而是在其中注入了学理的逻辑和深度的思考。“海权”是国家战略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张培忠将其导入郑成功传记的写作，其用意一是对郑成功的故事进行富有吸引力的新的解读，二是言说历史旨归于当代。这在作品的《引言》中有直接的说明。“历史启示现实。”在作者看来，“重铸成功精神和时代精神”，就是要“唤起中国的海权意识和忧患意识”。依照这样的写作意图，作品以“海权”作为叙事的要点，采用与之适配的宏大叙事模式。《引言》以马汉的海权论进入，据此纵览评说过往千百年世界历史的大势。第一章《明末海禁与海上贸易》，在明朝“锁国”与“欧洲人东来”的对比中说事。第二章《体系建立与郑氏崛起》，从商贸和军事的角度叙写郑氏集团的特点，突出其海商集团对于海权的基础意义。而最后一章《海权得失与战略启示》，则学术的特性更为鲜明，作品从“郑氏海权经验”“郑氏海权教训”和“海权战略启示”三个方面总结全篇，在书写方式上叙述与论述相结合，显示出作者对重要议题的思考深度。

与《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海权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书写迥然有异的，《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采用的是小微叙事的方式。这种“小微叙事”是由农民平凡的人生故事规定的。在纪实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关于重大工程、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等宏大的“国家叙事”。这样的写作自然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沉默的大多数才是构成生活日常的要素，而且也是托举着时代前行的力量，只是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地重大。《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的小微叙事，并不表示着与时代风景的隔绝，而恰恰是将“农民的一生”作为时代 “标本”，从一个标本里透视一段历史，细察出历史曾经的肌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本书所呈现的是半个世纪前后中国农村，特别是一个中国农民在山村、在底层，为了躲避贫困、解决温饱而奔波不息、艰难前行的生活景况”。在这部作品中，所谓小微叙事或微观叙事，其实关于农民之家的日常生活叙事，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他们的生存叙事。作品写道，“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的人生理想十分简单，就是‘志在吃饱’”。作为一家之长，其第一责任就是养家糊口，这其实是彼时一代父亲的责任担当。这样的叙事构成了文本的重要内容，其间满是灰暗艰辛，但也能感受到光亮和温暖，极具底层生活的质感。除此之外，作品在主线叙事之中融入潮汕地区的地方风俗风情的记写，如新屋建造及其仪式、男孩新生焖“分饭”的习俗等。凡此种种，使得作品兼具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多重意义。

四

“传记文学”这一命名提示我们“传记”与“文学”在这里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传记文学是史实，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传记”而无“文学”作品就会行之不远。传记文学的文学性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其中的要素，但不是它的全部。“‘新传记’的革命性不言而喻。首先是传记观念的转变。‘新传记’认为，传记不是静止的、没有关联的历史纪录的堆砌，而是传记作家按照他／她个人的理解而表述的文学形象。其次是写作方向的改变。‘新传记’提倡的是形象工程，而不是所谓的原始记录。不单纯传主的行动（action，即传主的业绩）应当是传记摹写的目标，传主的性格尤其应为传记摹写的重点。第三是写作方法的改变。传记应当写性格，塑形象，因此‘新传记’主张‘传记作者的重点放在艺术设计、小说形式、心理解释和戏剧连续性上’”。这一段表述虽然指说的是英国的“新传记”，但对当代传记写作文学性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在张培忠这里，他对传记写作，乃至非虚构写作的文学生成，也有着自己清晰的认知。“第一，非虚构跟虚构相同之处就是都必须塑造人物形象，而且要栩栩如生”，“但是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他只能用真实的细节来呈现”；“第二，要解决好真实性和文学性的问题”，“要穷尽一切办法挖掘史料”，挖掘“真实的细节”，“挖掘然后还原”，“真实的故事比虚构更精彩、更动人”；“第三，就是在创作过程中，还要调动文学的手段”，“大的走向、大的事件不能够虚构”，但在其间，“可以想象发挥”。在张培忠以上的言说中，包含了非虚构写作文学性的基本议题，即非虚构与虚构一样，作为叙事文学样式，都要“以人为本”，通过叙事塑造人物；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基础存在于它的真实性之中，作者应当致力于对真实故事中精彩、动人的情节、细节的发现和挖掘；非虚构写作必须坚持其客观真实的大原则，但也需要运用想象等手段强化文学性的表达。这些都是得非虚构文学写作大要的言之有理之说。

故事性是叙事性文学写作文学性置备的基础。故事性强是张培忠传记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这得之于作者对传主长期的史料、材料的搜集、研究和挖掘。作者所写的人物都是很有故事的人物，不消说郑成功洪波巨澜的人生就是一部历史大片，张竞生的一生也是一出由个人性格与时代大势演绎的命运传奇，就是“永远在路上”的父亲，他一生的艰难行走，也可以说是反映特定时期粤东北山民生存生活世相的电视连续剧。构成故事叙事的是人物、情节和环境，传记反映的是客观存在的人物，所以在基本的真实性方面，张培忠能注意据于历史，拒绝恣意演义，但传记又是语言文学的写作形式，需要形象性和现场感，所以作者又不拘泥于史实（其实许多具体的场景也没有史料的实录记载），而是根据人物的逻辑、时代的逻辑、场景的逻辑，进行适度的拟想，以建构真实生动形象可感的故事在场。《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记写有张竞生与李大钊、蔡元培、胡适、梁启超等人交往的情形。在张竞生自传体随笔集《浮生漫谈》中有一篇《与李大钊同事时》，回忆他对李大钊的印象，篇幅很短。在张培忠的传记中以“革命本色”一节书写两人的联系，其中既有基于《与李大钊同事时》和其他有关史料的写实，也有根据人物和场景的可能所作的“情景再现”。作者的想象是节制的，但想象的导入了强化了故事发生的现场感。在《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中，还有一些“闲笔”的运用也很能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如记写1922年3月4日梁启超与胡适的“打哲学对台”，名教授间的趣味轶事，让人既感知到他们的学问，又看到他们的性情。

在传记文学的写作中，传主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文学性达成的关键。而能走进读者记忆里一定是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因此传主的性格叙事是传记文学成为文学传记的必要条件。《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中传主张竞生的形象再现采用的就是典型的性格叙事。张竞生初名“江流”，学名“公室”，后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取字，自名“竞生”，这些名字似乎昭示了他人生行走特质的代码。在作者的笔下，张竞生不是一个随遇而适的静安之人，而是一个敢于搏击大潮的“弄潮儿”；不是一个愿意经营个人小天地的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心怀天下、志在社会“孤独的寻梦人”。这样的“寻梦人”亦即“先时人物”，“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三者为本，自余则皆枝叶焉耳”。作品通过关于人物与时代互动的基本叙事，写实张竞生“理想”“热诚”和“胆气”的主导性格。《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则是以小微的生活叙事写活了父亲的形象，尤其注重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凸显父亲对儿子的关爱。“在我究竟报考高中还是报考中师的问题上，父亲与舅父有过明显的分歧。”舅父觉得外甥学习成绩好，将来考了大学更有前程，父亲则坚持要儿子报考中师。“其时的父亲已经沉疴在身，为了应对命运的不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也是最保险的规划。”这样的文字平实，但极有感染力，其中深蕴着父亲的大爱。父亲在儿子的心中酿造成醇厚的老酒，得之于心，应之于笔。感动了作者的细节，也深深打动了我们。这部作品多的是这种见生活更见人性的素朴记事。不仅如此，作品多文本的叙事，也有效地丰富了文学性表现形式。文本主体是作者的叙事《永远在路上》，另有书信《致父亲书》《母亲的口述历史》和《中师日记》，此外，还配有人物、场景和物件的照片。这样的立体建构，各种形式之间实现了真实性和文学性的互补。

本文原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

丁晓原，文学博士，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出版《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媒体生态与现代散文》《新中国报告文学史料与研究》等十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评论200多篇。获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