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开年大戏《索爱》上演，这是作家张欣首次跨界编剧，将自己的电影文学剧本搬上舞台。这部作品是张欣对文学的全新探索，聚焦原生家庭创伤，为观众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当代都市人的情感生活与精神世界。

张欣是一位与中国当代都市同步成长的作家，被誉为“最早找到文学上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她的作品多反映南方沿海城市白领女性的生活，以独特的价值观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可。张欣的散文集《泡沫集》展示了她对人心和人性的深入关注，而长篇小说《不在梅边在柳边》和《终极底牌》则出色地描绘了繁华都市中人性的沧桑和考验。

在《索爱》这部原创情感心理话剧中，张欣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观念转化为戏剧语言，让都市中凝聚的情感点亮成一盏灯。她说，都市文学不写猎奇，也不再遵循过去的套路写人们对物质的你争我夺，而是写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东西。

近日，张欣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一直“灌水”的作家精神会逐渐萎缩

羊城晚报：为何选择跨界创作话剧《索爱》？

张欣：我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对戏剧并不陌生。因此有合适的题材，写一部话剧很正常，没有特殊之处。

羊城晚报：为什么题材聚焦原生家庭的创伤？

张欣：关于选材，我以往主要写现实主义。我们一直在说文学反映现实，但是具体做起来，每个作家的关注点都不同。

这次创作，我书写一个缺失爱的家庭，写每个人在寻找爱的过程中的成长。我会更主动地关注普通人身上的情感，而对宏大叙事比较警惕。如果都是宏大的叙事，细微的东西就会流失掉。我认为记录这些很具体的个人遭际和情感的心路历程非常有意义。

羊城晚报：在处理现实题材的细微之处时，您怎么把握虚构和非虚构？

张欣：看这个题材适合什么，就用什么办法去写。但因为我是小说家，所以我偏向虚构。近几年非虚构非常盛行，它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大家也非常需要真实。但我认为虚构和非虚构是一体两面，虚构非常考验作家。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写作，包括投身网络文学，看起来这条路好走，但我认为是越来越难了。

羊城晚报：为什么觉得写作这条路越来越难？

张欣：因为没有人关注你说什么。每个人都想说，都不想当听众，所以变成所有人都在说。但真正引起我们深思，以及特别触动我们的作品还是比较少。

小说创作并不是越写就越熟、越熟就越不吃力。创作永远都是归零的，你写完一部就不能再复制。如果只是搭个架子，一直灌水，这样的作家会逐渐精神萎缩，也并非真正的创作者应有的行为。

我有时会觉得越写越不知道该怎么写，或者经常被这些问题所困扰，但仍然要不断克服并将好的内容呈现出来。小说最重要的是呈现能力，每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在思考如何突破自己，如何把内容呈现得更精准。

要写出读者内心深处的疼痛

羊城晚报：您最近关注的写作题材发生变化了吗？

张欣：我还是比较关注都市生活。前段时间的小说写民国时期的广州，也一样是城市书写，在《花城》杂志发表，书还没出版。我认为作家需要展开一个自己能写的范畴，并且持续发力。

写都市小说，广州可以借鉴的东西并不多，不像北京、上海。要挖掘我们这边的地域风貌和人的潜质，实际上还是蛮难的。我是江苏人，从小来到广州，在这生活了很多年，但与地道的广州人相比，认知上还是隔着一层。因此，我也是用外地人的眼光看待现在和过去的生活，也要慢慢了解、接近这个城市和这里人的特质。

羊城晚报：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来书写广州？

张欣：在广州生活，和你真正动笔创作关乎广州的小说，两种感觉不一样。你越是认为你离这个城市很近，和这里的人特别熟悉，你越写不出来。因为你没有更深入地往前走一步。我在三四十岁时，很想写一个关于广州的故事，但我写不出来，我找不到人物身上的魂。然而，过去留下的北京、上海的作品是很容易看到“魂”的。虽然张爱玲也写过香港，但她的上海戏仍然很丰富。

同样是写城市，你需要找到个性和骨子里的气质。我用了很长时间都找不着，我们对广州的描述太外化了，总是永庆坊、人字拖、美食等，这些因素本身并非文学，文学必须见“人”。

我们并非不能写醒狮、龙舟，但如果里面没有人，很难让读者了解这个活生生的社会和里面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找不到“入魂”的感觉。

很多作家也在探索，写出来的人物非常有气息。但也有很多写作没有给广大读者留下印象。这仍然是一个如何呈现的问题。当然，无论是我这样的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大家都在努力寻找突破瓶颈的机会。

我们不一定硬要写出广州的《繁花》，它是一种地域文化特有的，你不可能去走别人走过的路；但我们可以努力找出广州本土的东西。作家不能有二手生活，必须自己查资料，自己去想，这个城市让你印象最深的人物是什么？他们身上的魂到底是什么？要自己找到才行。

羊城晚报：这要求作家“田野调查”的功夫够硬？

张欣：是的，但思考更为重要。作家需要反复思考你要表达什么，是什么支撑这个人物这样走过来的，为什么会感动你？现在根本不缺故事，今天听到一个好故事，我这样的老作家不可能直接写出去，不然呈现的东西会比较表面。驾轻就熟的东西写多了就容易有套路。

真正的作家要避开热闹，避开热门写作。表面看似热闹的事情，实际上它有更深刻的原因，你需要写出读者内心深处的疼痛。

过于注重意义反而会出现偏差

羊城晚报：城市化的进程伴随阵痛，如今有不少社会学、人类学学者也在关注都市生活中或宏观或微观的问题，同样关照个体的境况。在创作过程中，您会以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眼光对都市生活进行观察、对话、思考、书写吗？

张欣：你说的偏重学者型作家。我应该想不了那么深远，因为我还是侧重文学的角度。我们对写作的理解应该更加下沉，而不能总是上升。“下沉”非常重要：我们了解多少人的艰辛故事和喜怒哀乐？了解一个打工人每天如何生活、如何解决三餐问题？他最后要回家乡吗？文学应该更加下沉。

有时候过于注重意义反而会出现偏差。但也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完全照搬生活的样子，这也不是文学。所以，我认为都市写作的难度也在于此。

羊城晚报：“下沉”是指关注到人内心深处、灵魂深处的东西吗？

张欣：正如我之前所说，生活中有许多假象，有时每个人所呈现的与实际的东西存在差距。互联网提供了很多便捷，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即人与人之间存在隔膜。我随便碰到一个人都说自己“社恐”。后来我发现这几乎变成了都市生活普遍讨论的问题，此外还包括对恋爱、成功、贫穷、孤独、焦虑等的讨论。

那么这些讨论背后的痛点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你必须要相信有“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一定相信真情和真诚的力量。

以前我们可能更多关注一个人是不是成功，或者关注没吃没喝没地方住、饥寒交迫的人。现在更要关注“精神上的黑死病”，关注时代的大虚无、大空洞。现在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任何焦虑的人，很多人都觉得无力。这些问题非常现实，因此我认为都市文学任重道远。

都市文学不是写猎奇的东西，也不是像过去的套路一样写人们对物质的你争我夺，而是写能够触及我们灵魂深处的东西。这需要作品能够抚慰人心，如果连痛点也找不到，就别提心灵的抚慰。

情感是苍茫人生中的一盏灯

羊城晚报：您以前说过书写会让您自身得到疗愈？

张欣：书写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索爱》的剧本创作就是一个例子，有时候你碰到一件事，你想知道这件事的走向是什么，这是一方面；通过这件事情，你想发声，你想表达你的想法，这是另一方面。

我们对于家庭的塑造后来变得很常规化，总是觉得一个家庭后来都会分解，各走各的路，这种做法不对。

所以我认为文学创作的高度不在于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而在于写一件事时，这件事是否触动了你，让你想要传达些什么。一定要有触及人性的东西。我们老说有些港台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流露出赤裸裸的对金钱的热爱，但这就是最接近人性的，所以作品就好看。当然，有的人也有神性的一面。不论如何，关键是一定要打动你。所以不能从一个模式出发，非要拔高某个人物，这种写作就很难治愈自己。而是从普通人的想法和高度出发，让人物最后与自己和解，就会有治愈的效果。

羊城晚报：您以后会更加关注这种书写方向吗？

张欣：我认为文学肯定要越来越关心我们的精神健康、精神世界。都市文学不是一张包装纸，阅读好的都市文学，即使你什么都没得到，也温暖了你的心。我写《索爱》也提到了一个观点，即情感是苍茫人生中的一盏灯。

羊城晚报：正因如此，您近些年作品从揭露冷酷、批判阴暗面逐渐回归到关注人性温暖？

张欣：这是一个过程。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转变观点，最初认为揭露阴暗更深刻，认为玫瑰色理想主义的东西很矫情，后来回归到关注人们的困境，连接人们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