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21日，文化学者、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黄伟宗于今日凌晨逝世，享年89岁。

黄伟宗先生195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历任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编辑、广东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委员兼《作品》杂志编辑、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著有《黄伟宗文存》《珠江文化论》等作品。其总主编的《中国珠江文化史》填补了中国珠江流域文化史空白。曾获第三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第四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等。

2023年4月，广东省作家协会成立70周年之际，黄伟宗就“我亲历广东文坛的几度繁荣”，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现刊发如下，以示纪念。

我亲历广东文坛的几度繁荣

一一为庆祝广东省作家协会成立70周年而与羊城晚报记者廖瑀、孙磊的摄像访谈（2023年4月26日下午）

黄伟宗

羊城晚报：黄教授您好，我们是羊城晚报-作协宣传片摄制组，为庆祝广东省作家协会成立70周年而举办的摄像访谈拍片活动，特向您作个摄像访谈专辑，请予支持。

黄伟宗：好的！首先，我要向广东作协表示热列祝贺！下面请你们提问我作答吧！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会选择从事文学工作？当时的社会氛围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同时期有接触到哪些作家？

黄伟宗：我在幼年和读小学时，即受到家父古典文学教育、中学时受哥姐们影响，特别热爱五四文学，解放后参军在部队工作时，也是特别爱好文艺，深受鲁迅、巴金和高尔基，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影响，在《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文艺学习》等杂志启发下学习写作，并决心考大学中文系。1955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受到系统的语言文学教育，尤其敬仰陶潜、李清照、闻一多、朱自清，以及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著名象征派诗人、文艺理论家，是三十年代创造社和左联领导人）等品格高尚的学者型作家，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作家。

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于2023年1月18日慰问“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奖老作家黄伟宗

羊城晚报： 您的作品《欧阳山创作论》获得了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欧阳山的作品？

黄伟宗：我与欧阳山有数十年不解之缘！这个缘分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从向往到熟悉、从不平则鸣之呼喊到进行全方位研究的过程。我早在解放前读初中时候，经当时参加地下党工作的堂兄介绍，读到当时地下流传《人民文艺丛书》中的《高干大》，由此开始对解放区文艺和欧阳山的仰幕；1959年我大学毕业，刚到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工作时，即在《花地》上发表了首篇评论《三家巷》文章，后来又接连评论欧阳山的《苦斗》及《乡下奇人》《在软席卧车里》《骄傲的姑娘》《金牛和笑女》等短篇小说，均是我首先发表评论而时受文坛赞许，但不久即在1964年修正主义批判中首当其冲，后又在文革时期因这些作品均被诬为“毒草”而被打成“黑秀才”；粉碎四人帮后，由我首先在《作品》发表文章为《三家巷》平反，随后又应花城出版社和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之约，先后写出《欧阳山创作论》《欧阳山评传》，并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列入国家社科项目（吴宏聪教授主持的《华南作家研究》），并先后获广东省委宣传部庆祝建国十周年优秀作品奖，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我之所以对欧阳山如此长期研究，主要是始终认为他是广东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最有代表性、最有贡献、最有“粤味”的世纪革命作家。

《中国珠江文化史》

羊城晚报：《作品》杂志是当代文学期刊中的著名品牌，刊发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扶持过众多的文学新秀，也是广东文坛的一面旗帜。您也曾是广东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委员兼《作品》杂志编辑，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作品》杂志的办刊宗旨吗？经历了哪些变化？作品有什么特色？

黄伟宗: 据我所知，《作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解放初期和六十年代文革时期，分别名为《广东文艺》，又分别于六十年代初期（1961年）和七十年代后期（1977年7月）改名《作品》。此名的由来，是欧阳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为鲁迅办过以此为名的刊物。1953年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成立时，将省文联办的《广东文艺》改为作协办，改用《作品》之名，欧阳山任主编，刚从北京调回广州的《文艺报》主编萧殷任执行主编。文革时省文联和作协均被取消，由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办《广东文艺》，秦牧任主编。文革后复名《作品》，萧殷任主编。（注：这时省文联及各协会已恢复活动，作协正式改名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品》为其机关刊物）从这个历程上看，《作品》的繁荣时期，正是在萧殷主持工作的六十年代初期和七十年代后期。下面我分别叙述《作品》在这两个时期的主要业绩和风格特点。

先说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时正是刚结束三年经济困难进行调整时期，广东文坛当时有两个阵地：一是羊城晚报文艺副刊《花地》，一是《作品》月刊。前者是省委领导的大报，发行量大，《花地》副刊篇幅也大，每天版面近万字，每月30万字（与巴金在上海主办的双月刊《收获》每期发稿字数相当），此外，还有每周一次整版的《文艺评论》专版，相对而言《作品》版面规模较小。所以，当时省委宣传部要求两者密切合作，并采取组织措施，要时任羊城晚报总编辑杨奇参加作协党组，由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萧殷直接领导羊城晚报《文艺评论》版（我任责任编辑，故我又属萧殷直接领导），并且，作协领导欧阳山、周钢鸣、萧殷、陈残云、秦牧等还是羊城晚报顾问并是《花地》评奖委员会委员。所以，好些文学活动都是两者合作进行的，如1962年举办的全国首次文艺副刊评奖——《花地》业余作者评奖，以及组建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广东代表团，都是两者共同进行的。当时获得《文艺报》称为“岭南散文”之《花地》笔谈散文专版，尤其是影响全国的关于小说《金沙洲》的讨论等，也都是共同进行的文坛大事。特别是当时广东重大的文艺作品，如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秦牧的《艺海拾贝》等，都先后在《花地》和《作品》上选载。可见当时两者密切地合作为广东文坛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陈国凯等一批青年作家都是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作品而进入广东文坛的，我也在这期间作为《花地》编辑而与《作品》共事结下不解之缘。

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了粉碎“”四人帮”的新时期，迎来了第二个文艺春天。当时因被诬为“造谣放毒”的羊城晚报被封闭尚未复刊，刚恢复原名的《作品》承担了复苏广东文坛的主要任务。当时我在《作品》编辑部理论组任编辑，并负责作协刚成立的文艺评论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在欧阳山、萧殷直接领导下工作，主要负责清除四人帮的“三突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等流毒，为被诬陷的所谓“黑八论”、“写中间人物论”，以及《三家巷》等作品的平反工作，起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全国掀起“伤痕文学”热潮的时候，《作品》连续发表了陈国凯的小说《我应该怎么办》，以及当时尚在新疆流放的王蒙写的《最宝贵的》等作品，好评如潮，影响很大，使《作品》发行量一下跃升百万份以上。随即又在连续兴起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等文艺思潮中急流勇进；《广州文艺》等报刊；也同时展开了关于悲剧和创作方法多样化的讨论，使广东文坛风生水起，欣欣向荣，被中央媒体报道赋予当时文坛“三活跃”（思想活跃、组织活跃、创作活跃）的赞誉。当时我也有幸耳闻目睹或亲历亲为这些广东文坛盛事，尤其是为周扬在广州作报告时作纪录并整理记录稿在人民日报发表两个整版，还应人民日报之约，发表为“写中间人物论”平反的长篇论文，促进了为其首倡者邵荃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著名文艺评论家）平反昭雪，迄今仍铭记于心。

从以上两个繁荣时期可见，《作品》杂志和广东文坛，是具有紧跟时代、在风口浪尖中与时俱进的光荣历史传统和风格特点的，值得永久弘扬。

羊城晚报：您长期深耕珠江文化、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本土文化及文学现象出现哪些转变呢？

黄伟宗:这个问题很有深度。去年第三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在对我作出《黄伟宗：珠江文化学术体系构建者》定位的评价中，曾指出我“无论是对珠江文化、海上丝绸之路的长期深耕，还是为地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黄伟宗的治学历程，映射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本土文化从自觉意识苏醒走向坚定文化自信的跋涉演进历程。这些成果不仅是广东地域文化研究不断活跃、深入的明证，其壮大过程也堪称浩瀚珠江‘广纳众流成就自身’的生动写照”。这个评价，我想就我自己而言，只能说是体现我们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学术团队的历程，不能代表广东文化学术界的全部，充其量也只能说在一定角度或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本土文化从自觉意识苏醒走向坚定文化自信的跋涉演进历程”而已。回顾我们学术团队，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始以来的30余年治学历程，也的确是从自觉到自信、又从自信到自觉、在自觉中自信、在自信中自觉的反复迭进中走过来的。大致上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初期。是珠江文化研究的萌起奠基期。我们开始是在有关电视片无视中国有海洋文化和珠江文化的存在，并且当时流传广东是“文化沙漠”“广东文坛静悄悄”等舆论的背景下，根据珠江水系遍及中国南部地域的实际，从岭南文化的水文化内涵和欧阳山、陈残云等南粤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发现珠江文化江海一体特质，开创并提出珠江文化概念，率先开拓了珠江文化研究领域，萌发了研究开发珠江文化的自觉性；由于当时我受聘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并任省参事室广东文化组长，组成了珠江文化研究学术团队，由此确立了“五结合”方针（即：参事文史工作与文化研究开发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田野考察与文案研究结合，古代文化研究与现代文化研究结合，文化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结合），以及“走万里路，献千言策，著百种书”的学术目标。在这段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考察了珠江源头的云南曲靖，珠江进入广东的主干流西江、北江、东江水道，并发现了被长期尘封的南江文化带；在西江进入广东的门户封开，以及广西梧州，发现划分广东和广西的“广”之所在与由来，发现广信文化、广府文化、粤语文化的发祥地，在粤北梅关珠玑巷及广西贺州发现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驿道文化，分别在台山广海湾和梅县松口发现广府人和客家人移民海外的出海港等；还在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研究中，陆续发现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也有相应的文化学术体系，即：黄河文化的始祖是黄帝，长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珠江文化的始祖是舜帝；黄河文化的哲圣是孔子，长江文化的哲圣是老子，珠江文化的哲圣是惠能；黄河文化的形象似龙，长江文化的形象似凤，珠江文化的形象似多龙争珠；黄河文化的风格和特质似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诗），长江文化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词），珠江文化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诗）；在总体上构建了“茫茫九派流中国”（毛泽东词）的大江大河文化学术体系。并且在进行这些考察的过程中，每有新的发现即以新闻报道、考察报告、学术论文、文化散文等方式在报刊发表，并举办学术论坛和出版专著。陆续编辑出版了以《珠江文化论》《珠江文化系论》为代表的《珠江文化丛书》书系，为萌起珠江文化研究提出学术依据，奠定了学术基础；同时为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和泛珠三角（9十2）经济合作区提供文化支撑而作出了铺垫；并以实际的发现和成果，匡正了对广东文化是“文化沙漠”的偏见，以“自讨苦吃”和“填补空白”的自觉努力，达到了初步的文化自信。

第二阶段，2000年至2010年，是学术定型时期。虽然在前期取得了不少的发现和成果，但我们仍自感尚有许多不足，尚有许多尚未发现、尚未开拓的文化空间和学术领域。于是，我们在前期取得自信成果的基础上，以更高的自觉和自信去努力开拓进取。首先是在海上丝绸之路领域上。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考察封开时，从班固《汉书·地理志》中知道，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在广信（今封开梧州）设岭南首府时，派黄门译长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出海外做珠宝生意的记载。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海上丝路的记载，可惜一直未有人到此地进行海上丝路始发港的实地考察。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学术空间。我即于2000年6月28日（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日）率领多学科专家团前往考察，在徐闻发现了比联合国原确认的南宋泉州古巷还早得多的西汉海丝古港，将中国海上丝路史推前了1300多年。随即在湛江举办了国际性学术论证会，确认了这一重大学术成果，并出版了《珠江文化丛书海上丝路专辑》和《海上丝路新里程》等专著，予以学术定位。另一方面，我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已先后编撰出版《长江文化史》与《黄河文化史》为榜样，在省领导支持下，编撰了300万字的大型史著《中国珠江文化史》，于2010年在珠江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时，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被南方日报誉为“填补珠江文化空白”之作，受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致信鼓励。这两项成果，可谓这十年从自觉到自信的成果代表，并是这段学术定型期的标志。

第三阶段，2011年至2015年，是扩大发展期。在完成《中国珠江文化史》之后，我们更自觉而自信地向海洋文化扩大发展原订学术课题，因为我们意识到珠江文化具有特强的海洋性，是以江海一体为特质的地域文化。整个地域都濒临南海，出海口有八个“门”，真可谓 珠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由此，我们即持续以《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为课题，在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经济出版社的支持下，于2016年出版了包括：《中国南海海洋文化论》（《中国南海海洋文化史》《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传》《中国南海古人类文考》《中国南海商贸文化志》《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在内的6部书系。出版不久荣获国家优秀出版物奖。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正好在这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伟大号召，我很快接到了省参事室和中山大学党委分别发来省委办公厅的约稿通知，提交了自2000年以来我们从发现徐闻古港后，由省政府批准成立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十多年来的考察报告，即受到时任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的重视和批示，省政府还为项目组批出重点项目专款，支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的研究和出版。2015年春，胡春华书记还将这套书系的首篇《开拓篇》作为出访东盟三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礼品。

第四阶段，2016年至2023年，是构建体系期。《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是个大项目，除我们在2015年完成首篇《开拓篇》外，尚有《星座篇》《要览篇》《史料篇》《港口篇》，共5篇30种，近千万字，均于2020年陆续完成出版。与此同时，我们还与佛山南海区委区政府及广东旅游出版社合作，编撰出版了《珠江—南海文化书系》。这也是一个大型书系工程，包括三个书链：第一是珠江文明论坛书链，含《珠江文明八代灯塔》《养生文明与生态文明》《珠江文派与记住乡愁》《珠江学派与理学心学》《珠派南学与珠江文明》。第二是珠江文派书链，含《珠江文流》《珠江文典》《珠江文粹》《珠江文潮》《珠江诗派》《珠江文评》《珠江文港》《珠江文海》《珠江民歌》《珠江民艺》《珠江民俗》。第三是珠江学派（千年南学）书链，含《珠江上古学说学派》《珠江中古学说学派》《珠江近古学说学派》《珠江近代学说学派》《珠江现代学说学派》《珠江当代学说学派》。三书链共22种，近千万字。均是对珠江文明、珠江文派、珠江学派作出首次梳理的首创系统书系。

这两大书系以及此前完成的《中国珠江文化史》《中国南海文化丛书》《惠能禅学丛书》等20个书系，不仅标志着百种《珠江文化丛书》的完成，而且意味着全面完成了珠江文化的文化学术体系，系统地体现了珠江文化学术团队从自觉到自信的进程和成果，同时也意味着在一定角度或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广东本土文化从自觉到自信的进程。

特有意思的是，也正在这个时期，广东文坛先后树起了“粤派批评”和“文学粤军”的大旗，又开创了新的繁荣盛况，涌现了一大批新生作家群和评论家群，出版了许多鸿篇巨制，优秀作品，如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评选2022年度二十部好书，我省作家占3部，分别是葛亮的长篇小说《燕食记》、魏微的《烟霞里》、庞贝的《乌江引》。与此同时，省作协这几年也囊括了已参评的所有全国文学大奖，其中冯娜的《无数灯火选中的夜》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实现该奖历史上零的突破；胡永红的《上学谣》，吴岩的《中国轨道号》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全国18部得奖，广东占2部）；葛亮的《飞发》、蔡东的《月光下》获鲁迅文学奖；曾平标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陈继明的《平安批》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张培忠、陈启文、王十月等13名作家集体创作的百万字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等7部作品获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目前正在向茅盾文学奖进军。这个大好态势，正好与我们出版的“珠江文派”“珠江诗派”“珠江文评”“珠江学派”书系相互对应，并且同时以实际的丰硕成果和繁荣景象，回答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是否有“岭南文派”、广东文坛是否“静悄悄”或“文化沙漠”的质疑和论争，同时也共同鲜明地标志着广东本土文化文学从自觉到自信的重大转变之进程和进展。

羊城晚报： 近年来，广东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您也一直为地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您对新时期广东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服务三支队伍建设有什么看法建议呢？

黄伟宗：这三支队伍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必须互相配合，相互增长。对此，我认为本届作协都做得甚好。在文学服务方面，对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组织与建设工作成绩尤其显著，特别是创办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组织编写了《广东文学通史》的大型文学史著和进行广东文学馆建设，都是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工程。但我认为作协工作的根本，是在促创作、出作品，尤其重要的是抓好反映本土历史和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早在1980年，我曾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到北京香山参加首届茅盾文学评奖的评选工作。当时知道前辈作家茅盾献出毕生稿费设立这个全国最高文学奖项，是他认为长篇小说是一个国家文学创作水平和繁荣的标志，每个民族每个地方文学的标志也是如此。当然，这不是说文学评论、文学服务工作不重要，也不是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或电影、电视、舞台剧本创作不重要，都是重要的，不过是强调长篇小说是重中之重而己。

羊城晚报：多年来广东省作家协会坚持办报、刊、网，打造文学思想的交流阵地，您认为这对于文学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报纸或者刊物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呢？

黄伟宗：广东文化界和省作协办有多种刊物，各有分工，都发挥了应有作用，应当持续发展。希望各个刊物都能发挥培养本土新人、发出时代新声的作用。作家成长靠写作品，不写不成才；写出作品不能发表，既不能成才，也不能长进，这就要靠编辑的慧眼和扶持培养。每个报刊都应有发现和培养新人的任务；同时又有发出时代新声的职责，报刊（包括网络媒体）都是培养新人、传播新声、发表新作的阵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始终是繁荣文艺和学术的方针，也是办刊的宗旨。

羊城晚报： 每个时期的作品都有着独特的时代印记，您认为当前的社会现状催生出的作品特色是什么？您对广东文学的新生力量有着什么样的期望呢？

黄伟宗：文学的土壤是生活，生活的灵魂是文化，文化的精髓是时代精神和人情风俗。十九世纪著名法国美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过，文艺作品中“艺术的等级取决于作品中表现时代精神和人情风俗的等级”。这句至理名言，对于大型艺术品创作（如长篇小说）尤其如此。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红高粱》（莫言）是如此，获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陈忠实）、《白门柳》（刘斯奋）也是如此。广东作家的优势是敏感快捷，社会流行“快餐文化”，浅尝辄止，欠缺耐心和深度。希望青年作家既要发挥优势，又要沉得住气，耐得寂寞，苦心经营，持之以恒，以鲁迅倡导的“韧性”精神，创作出无愧时代、无愧广东的优秀作品来！

谢谢羊城晚报和广东作协！谢谢大家！

（2023年五一劳动节假期改就）

2023年1月18日，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刘春慰问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黄伟宗老师，黄老师展示获奖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