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丁，1934年生人。原名范汉生，河南汝阳人，少时在家乡和开封读书，后到武汉、广东从事过多种工作，曾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花城》杂志主编。特殊的成长和工作经历，使范若丁成为新时期诸多文学活动的参与者、组织者、见证者。他参与了《花城》杂志创刊和艰难奋斗的前十年，发掘并见证了一大批优秀作家的成长，组织策划了许多重量级的文学活动，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前辈和作家发生过或文学或人生的关联。

一、“作品之外的另一个文学世界”

《编辑部内外》一书的开篇《风雨十年花城事——一个刊物的创业史》是由范若丁口述、申霞艳整理编写的《花城》杂志创刊前十年的工作回忆录，内容丰富翔实，涉及《花城》如何创刊（缘起高鹤会议），刊名如何确定（受秦牧散文集《花城》的启发），《花城》的三位开创性资深编辑李士非、易征、林振名和副社长苏晨以及编辑吕文、林贤治、李晴、叶曙明、舒大沅、岑毅鸣、李梦飞等团队群像，《花城》如何迎来早春，如何名声高涨及伴随而来的风波迭起，“四大名旦”之说与成立花城出版社，杨沫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之风波，编辑部内部争论与不该发生的误解，编辑部作为“作家的避难所”之说，建立坚实的编辑队伍和优秀的作者队伍继续攀登的历程，《花城》的省内外作家群体，《花城》文学奖的设立，在解构和碰撞中转型的艰难探索和反思，等等。

范若丁在《花城》编辑部前十年的工作经历，见证刊物、编辑和作家之间因为文学而搭建起的桥梁，而产生的惺惺相惜的情谊，“像史料一般勾勒出作品之外的另一个文学世界”。《花城》引人注目的成绩背后，无数作家、作品因《花城》而名声大噪的背后，是刊物、编辑和作家共同成长、互相照亮的温暖场域，其中的细节是珍贵且少为人知的，需要打捞和钩沉。在这方面，范若丁的写作为我们呈现了丰富的面向，是对现当代文学史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史的重要补充。

《背影渐远》可看作是对《编辑部内外》一书的文学性补充。在这本回忆性的散文集中，范若丁叙写了自己与叶圣陶、巴金、沈从文、端木蕻良、孙犁、杨沫、秦牧、白桦、王蒙、戴厚英、张中行、遇罗锦等作家前辈们“亦师亦友”的交往经历。

叶圣陶的《日记三抄》是再版多次的文学畅销书，他的《稻草人》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背影渐远》一书的第一篇，是范若丁回忆与叶圣陶先生交往的散文《童心上一片不凋的绿荫》。1981年7月，范若丁和《花城》杂志的两个编辑为《日记三抄》的出版事宜，去拜望这位声名卓著的作家、教育家和出版家叶圣陶。叶圣陶住在北京深巷一个四合院里，在采访过程中，他分享了一些出版旧事，传授了许多编辑经验，“很关心出版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后来《日记三抄》如约与读者见面了，那是叶圣陶日记的第一次结集出版，“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为研究作者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海、激流和巴金》记录范若丁和同事访问巴金的经历，及其《序跋集》的出版过程。巴金住在上海武康路一座带庭院的西式小楼上，“头发已经苍白”，“方阔的脸上架着一副大眼镜”。巴金谈到自己的第一个责任编辑是叶圣陶，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灭亡》就是叶圣陶发的稿，丁玲的第一篇小说《梦珂》也是叶先生编发在1927年的《小说月报》上的，如果没有叶圣陶，也就没有巴金后面的文学生涯。《沈从文的不尽乡思》一文写1981年春，受花城出版社约请，沈从文偕夫人张兆和到广州看《沈从文文集》清样期间，逗留广州“日夜埋头工作”的经历。《孙犁印象》一文中，六十九岁的孙犁“视力已经不佳了，但精神还好”，平时基本上“足不出户，闹市隐居”，但心从未闭锁。《张中行的宽容与决绝》一文中，杨沫在80年代初回忆自己与张中行分手时的情景，为我们还原了一个青涩、多愁善感的少女杨沫的形象。《泪别秦牧》写了“不务虚名，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求实缜密、待人宽厚的秦牧形象，写他“早已离开出版界，但仍关心着出版工作”，提醒编辑们“出书多也要把好校对关，一篇好文章里边有一个错别字，就像一碟好菜里有一只苍蝇一样”。

这些文学史背后的故事，令读者重返80年代的文学语境，切身感受前辈们当时自我诘问、自我反省、自我突围等精神境况，予人精神的力量。白桦、高晓松、王蒙、张一弓、龙应台、戴厚英、遇罗锦、张洁、霍达、顾笑言、张笑天、陆文夫、周梅森、叶蔚林、柯云路、雪珂、路遥、苏晨、林贤治、李士非、易征、岑桑、苏华、雷铎、章以武、左夫、艾云等等，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一部部创造了影响力的作品，伴随着范若丁走过了80年代的文学辉煌期，许多作家与编辑部有关的趣事、轶事，甚至琐碎和纷争，也如黄河淘沙留下的珍珠，串联起《编辑部内外》和《背影渐远》这两本书的逻辑情节，是对新时期乃至现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要补充，还原出一个昂扬的文学生态场域，建构起一幅丰富多维的文学图景。他的书写，勾勒出新时期文学行踪的一个侧面，为“重返80年代”议题提供了丰富史料和多维视角，再现当时文人的精神气质和个性风范，以及他们复杂的政治文化心态，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和发掘。

二、在良知和伦理注视下的写作

中国文学历来有知人论世的传统，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情感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作品，是活的文本和鲜活的研究对象。离开范若丁与作家们交往的文艺现场，纯粹谈他的创作，是狭隘的；无视范若丁的文学创作，只谈他作为编辑促进文学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和意义，也是偏颇的。作为编辑的范若丁，是作家之师、之友，是那个为作品做“嫁衣裳”的人。但或许是因为职业禀赋，或为人谦逊低调，或淡泊名利的性格使然，作为作家的范若丁，他的作品的光芒似乎被遮蔽了。

从新时期广东出版的第一本文艺书籍《并未逝去的岁月》，到后面的一系列散文集《相思红》《暖雪》《皂角树》《记忆的尊严》和长篇小说《旧京，旧京》《莫斯科郊外》，再到近年的《失梦庄园》《记忆的尊严》《难忘桃金娘》《背影渐远》和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黄河三部曲”《滔滔黄河》等，曾两度获得广东省鲁迅文艺（文学）奖、两度获得秦牧散文奖的范若丁一直笔耕不辍，跋涉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范若丁的写作，是忠实于内心、面向心灵的写作。长期浸淫在浓厚的文学和文化范围中，耳濡目染，加上从童年时期开始的阅读和积累，注定范若丁的作品，一出手便不平凡。他的文字，澄明干净又敞亮，字里行间散发着槐花的香味。豫地的四月，是槐花盛开的季节，一串串洁白的花朵，笑傲枝头，明媚的阳光洒在槐花上、槐叶间，随着温煦的风摇啊摇，摇出一地的斑驳光影，窸窸窣窣，仿佛有时间载着神明匆匆走过。范若丁的散文，也如槐花一样，散发着清香，令人过目难忘。

范若丁对祖国山河、对豫地故乡、对社会生活、对与作家们交往的书写，充满着激情和感情。他的写作，谦逊而不失气象，葆有伦理和良知。他写黄河：“站在岸上，几乎听不到涛声，也看不到波浪，但你不能不在心里感应着一种轰鸣，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黄河。”这样的文字，干净得如同四月的槐花，没有炫目的词汇，也没有诘屈典故的修饰，但我们不能不在字里行间感应到作者眼中的黄河气象，感应到黄河的傲然风骨。他写旧京街道上赶马的母亲：“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城里的炊烟悠然地越过干枯的树枝飘香天空。匆匆来往的行人，不约而同地望向手抡大鞭的女赶车人，目光惊异惶惑。”没有正面写母亲，但母亲身上那种末世狂花、乱世佳人的风范跃然眼前。他写旧京小油坊街：“紫色的薄雾渐渐笼罩了炊烟浮动的古城，在黄昏姗姗步来的那一刻强睁开睡眼的路灯，照得苍茫的街道依然沉入灰暗；空气中隐隐飘散着酸菜与煤烟混合的味道，杂乱的脚步声、车铃声在匆匆来去的暗影中汇成一股股浊流四处奔突。” 寥寥数笔，又扶起了旧京人的精气神和高贵的文化气质——那根植于基因的高贵气质是延续千年而不绝衰的。他写寡妇表婶夜嫁：“那一夜，我暗暗哭了，不是为哪一个人而哭，而是为人的羞耻哭。我第一次感到这世界充满了羞辱。”写他的奶妈陈干娘：“两年后，陈干娘同厨房的大师傅相好，生出许多闲言碎语。 特别是大娘，总在人前人后阴阳怪气地贬责陈干娘。忽然，人们都感到陈干娘不干净了，连我都感到陈干娘不干净了。”范若丁以平等的视角对她们的命运投以关注和同情的目光，与她们同喜同悲。这种平民化的视角，既不同于鲁迅先生的俯瞰式批判，也不同于沈从文的仰望式赞美，范若丁的写作是平视的，对底层众生和边缘群体尤其是热眼关注的。他平视和关注着他的城市，他的民众，其写作也被良知和伦理注视着。他悉心钩沉了豫西地区的风物乡俗，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对亲人的批判，对国运坎坷下小人物命运的同情，对多维人性的反思——他往往沉湎于童年经历、庄园旧事、豫地风情的反复书写，执着地倾心于纯文学素养和情怀的建构。他的黄河，他的桃金娘，他的乳母陈干娘，他的秀表姐，他的生活在旧京街道上的街坊、故旧和友伴们，他的落考的大哥，他的大姨老师，他的刀客，他的暖雪，他的皂角树，他的回不去的“庄园”，以及他的“记忆的尊严”，那些蹲守在故乡的孤独的灵魂等，都汇聚在他洗练的文字中，澄明而又沧桑，灵动而不失稳重，散发着超然况味。

范若丁就这样反复地吟咏，反复地书写，为旧京城里无名的小人物立传，为家乡豫地的黄河与田野立传，为暖雪和秋风立传，他的悲悯情怀观照着那些如蝼蚁苟活但又具有坚韧博大内心的人们。

质言之，范若丁的笔下乾坤，始终没有离开“文学”这一主题，他的工作和生活离不开文学，离不开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们，文学早已注入他的血脉和灵魂，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文学创作，自觉遵循纯文学写作的应然品格，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随大流。在商业化写作和碎片化阅读的当下，范若丁的写作或许是传统的、小众的，但他的作品显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坚守纯文学的立场，以葆守良知和伦理的姿态，以平民化的视角，钩沉文学的记忆，反思为人的尊严，敞开为文的悲悯情怀，构建起一幅多维的、遗世独立的文学图景。范若丁的作品，应当被我们看见和记住，它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起滔滔黄河的反复淘洗和粗粝山风的漫卷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