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华杰是打工青年出身，但他的小说不局限于打工题材。在他出版长篇非虚构作品《世界微尘里》之前，只读他的中短篇集《赊佛》和长篇小说《春潮》的话，很难意识到这个作者与其他从乡村去到城市生活的青年作家有何区别。在我看来，今天讨论青年作家的创作，“打工”的身份不再能构成一种阅读的诱惑力或经验的冲击力，甚至不再具有独特性。当前，每个城市青年都有着强烈的“打工人”意识，莫华杰与他同时代青年作家的身份，包括他们的城市体验或乡土情感，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因为这种“无差别”，我阅读莫华杰的中短篇小说时，也不再关心作者的打工身份，而是关注小说的南方特质及其城乡结构问题。

《春潮》是个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创业故事，人物要不断地往来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其城乡结构尤其明显。《世界微尘里》记叙的是作者离开家乡去到东莞打工的人生经历，明显的乡下人进城叙事，人物在东莞打工时也不断地回望故乡，这里的城乡结构不仅仅是故事上的由乡下进到城市，更是人物内心的怀乡情感和入城希望上的。《赊佛》讲乡村赊佛传统的消逝，小说中已经入城的“我”享受着大城市的生活，拒绝回老家继承父亲、家族的赊佛职业，这是现代城市生活对传统乡村习俗的阻断。《替生》写的是“我”作为城里人去乡下认亲的故事，小说表现的是城市人的狭隘与乡村老人的淳朴。《冬至》写农村老人离开东莞回到广西农村的故事，写农村老人对城市生活的眷恋。《远山》让一个偏僻山村的朴质青年进城体验了几天城市生活，典型的城乡叙事结构，将乡村世外桃源化，而把现代都市欲望化、符号化。《香火》没有直接写城市，但城市是作为一种发达的、财富的象征性力量作用于乡村世界。小说中的狗生，年少时卷走全村电费去到城市，二十年后回到农村，用他在城市获得的金钱欺骗和玩弄着故乡村民的感情和信仰。还有《后事遗症》，现代城市的企业老板，要经常回乡村老家“送死”，有着清晰的城乡结构。这里的“送死”，是说老家农村若有老人去世，在城市的后人也要回去出席葬礼、帮忙送葬，否则自家老人去世就会陷入无人帮忙的麻烦。这部小说除开详细描述了乡村的丧葬传统，更让这种传统直接介入到城市生活，并且成为了一个现代城市家庭无法生育、事业受阻的“理由”，传统进入城市成了迷信，令人感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作家都写过乡下人进城的故事，都会不同程度地采用城乡叙事结构，这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文学表现。莫华杰的城乡叙事，在叙事形式等方面并没有多少新颖性，但有一点，这里的城乡叙事不再是单向度的乡下人进城，而是城市与乡村的互看互通，既有进城故事，更有返乡事迹，甚至主要是人物的由城返乡带动故事的发展。像《赊佛》这篇，作为乡村传统、家族职业的赊佛习俗，在小说中是一种隐形的、强大的力量，召唤着叙述者“我”回乡继承父业，小说最后是“我”送父亲骨灰返乡。还有《冬至》，是很典型的由城返乡的故事。“我在东莞待了六年多，身心早已融入城市，对那些五彩斑斓的灯火念念不忘。人是群居动物，都向往繁华热闹的都市，活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神经都容易活跃起来，心情也就不一样。从城市回到乡下，就像一条大海的鱼儿游到了小河里，少了许多乐趣。”直白的城乡生活比较，所要表达的是人物对城市热闹生活的怀念，这与之前很多作家的进城故事形成了大的差异，它不再是表现农民对城市的不习惯和排斥感，不再是讲述城市的“罪恶”。连老人都被城市生活所同化，开始认同城市的繁华与熙攘。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农民不再将城市视作罪恶之地，他们对城市已不再陌生。农民的进城与再返乡，不会是简单地回到他们进城之前的那个“乡”，必然带来新的乡土认知和生活感受。如何让返乡的农民重新认同乡土生活？莫华杰在《冬至》这篇小说里，重点写了动物对人的纯粹感情，让人物重新感受到一种最自然、最质朴的情感关系，而不是城市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金钱、利益关系。

《冬至》这篇让人物返乡、重新找回乡土世界淳朴感情的故事，启发我们重新认知莫华杰城乡叙事的文学价值，尤其他很多小说为何还要将乡村浪漫化？这不是重复讲述城市化之前的乡土故事，这是讲述城市化之后的乡土故事，可以视作新乡土文学的一种表现。莫华杰的新乡土写作，是想为当代的城市青年“重构”一个值得返回的乡村。这个“重构”，包括重新看到乡村世界的自然风景，也包括用文学的方式再造乡村社会的人情风俗。在这个“重构”乡土的文学实践中，也充分凸显了莫华杰作为南方作家的优势。莫华杰的乡土叙事，在人物故事层面关联着乡村与城市之外，在叙述中也突出展示了南方乡土世界的自然风景和风俗传统。像《赊佛》这篇，召唤叙述者回乡继承父业的力量，不是这个职业能带来多少收益，而是这个职业意味着的文化传统及其承载的乡村人情。包括《后事遗症》中，回乡“送死”的传统习俗，莫华杰并没有把它写成一种迷信或者陋习，而是写出这种风俗背后乡村世界最朴素的情感和信仰。“赊佛”和“送死”，这些南方偏僻乡村的祭祀风俗，还没有被现代社会的权力和资本吞噬，至今还维持着一些相对纯粹的人情关系和价值体系，它们对于现代城市人而言，不是简单的世外桃源想象，莫华杰其实是将这些实际性的乡土存在，转化成了精神力量，用以“重建”一个值得留下的城市。

重构乡村，重建城市，莫华杰的南方叙述让这种双向的再造变得可能。“赊佛”“送死”是南方山村古老的风俗传统，莫华杰更多的小说则有意无意地呈现着南方乡村的自然风景。如《春潮》里无处不在的南方动植物，包括非虚构作品《世界微尘里》讲述的工厂记忆，也是藏在山林深坳处；还有《远山》，让城市青年回到自然之家，直接展示南方山村的原始风景。同时，莫华杰也写乡村世界野蛮落后的一面，如《碑伤》《香火》《蝙蝠洞》等，这些故事又从反思和批评乡村陋习的维度扩展着他的南方叙事。莫华杰不是刻意把南方乡土诗意化，而是不自觉地将南方塑造成了观察当代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文学镜像。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并不是简单地让城市文明改造乡土文明，而是乡村与城市相互影响的文化互渗过程。乡村和城市，都是复杂的多面的。莫华杰小说的城乡结构为的是让乡村与城市相互补益，而风景、风俗方面的南方特征，让这种补益变得可能。莫华杰以南方乡村的淳朴和纯粹疗愈着现代城市的功利和无情，也以城市现代文明改造乡村社会的野蛮，这是新乡土文学，也是新南方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