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潮汕地区怀有很深的情感。我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第一次田野考察是到潮州的凤凰山考察当地的茶农。那是我跟潮汕的第一次结缘，从那以后，我去潮汕地区有十几次，对潮汕文化有了越来越深入的印象，还写了一篇散文《在潮州的风中呼吸》。潮州文脉自韩愈到来后便绵延不绝，及至当代依然如此，甚至有了大气象。

一个地方突然有个别天才出现，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像在潮汕地区这样涌现出那么多的学者大家与文坛新秀从饶宗颐到陈平原、洪子诚，再到广东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培忠，青年评论家陈培浩，青年作家林渊液、陈崇正、林培源、陈润庭等等这一定是“非正常”的现象，是需要去研究的。我们的问题不妨换一个方向来问，不要问为什么潮汕人离开了潮汕地区会有更大的作为，而是问为什么潮汕地区能涌现出这么多的才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好的问题。因为这些学者在走出潮汕之前，他们共享了潮汕的地方文化，有了相近的早期教育，这使得他们能够将故乡文脉的星火在更高的平台上燃起夺目的光芒。

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侨乡文化，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大。“侨乡”这个概念，不是民间概念，而是一个国家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少有侨乡这样的说法，那时更多的是华侨的概念。“侨乡”这个说法是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打造出的一个乡愁符号，由此来唤醒、来维系跟海外侨民的情感联系。我觉得这反映了侨文化背后一个很深的意蕴，那就是边界的问题。侨是作为国家边界形成过程中的衍生物。前现代国家的边界并非像今天被铁丝电网拦着这样清晰，古代国家的治理技术没办法做到如此精确，中央的权力越到边疆地区，它的控制力就越弱。因此，边界地带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更何况，在古代，中华文化圈相当具有影响力，接壤的国家也有着差不多的文化认同，这更是让心理的边界变得模糊。这就导致边陲地区经常处于一种杂糅共生的文化当中。因此，侨文化反映了一种天下意识跟国家观念之间的历时变化。直到现代的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人们才把边界守得那么严，让边界的人口流动性遭遇了根本性的限制，而冷战则让边界成为极为敏感与重要的权力象征。因此，我们要思考的是，在侨文化背后所蕴含的这样一种从敞开到封闭、再重新敞开的历史大变迁过程。

林岗教授提到，改革开放后，侨民从海外回来之后，又把那些传统的文化带回来了，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对侨民来说，他们有着更强的文化认同，因为他们在海外找不到这种认同感，失去了这种认同感。侨民中流行的一句话叫：“离土不离家。”这个家便是对故乡的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而故乡早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他们的文化认同感还来自出海回眸时的情感与记忆。

如果我们仔细去放大侨民的生活，我们会看到很多奇怪的现象，甚至有太多的悲剧。比如侨民在出海之前要有一个当地的婚姻，但他出海之后可能一生都不会再回来，在南洋找到新的伴侣，只是寄钱回家，那么他在故乡的妻子便要独守空房一辈子，这对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是一种悲剧。这种情况还算好的，甚至还有一些很难被现代人接受的方式。侨民从小就出海了，他长大了要结婚，但根据这种文化认同，他的原配妻子必须是故乡人，可他人在海外又回不来，怎么办呢？他的亲人会帮他在故乡举行一场没有新郎参加的婚礼，新娘会抱着一只公鸡拜堂，那只公鸡就是新郎的象征。从今天陌生化的视角来看，这就是一场人与鸡之间的婚礼，是非常荒诞的。

但这些故事，还是很打动我，因为我在其中发现了非常浓烈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认同感是如此的重要，在侨民当中，这种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性有时候甚至都压过了对生存的实际需要。这种文化认同感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意义的建构。假如让我来写关于侨民的作品的话，这种意义的建构与寻觅会非常触动我。它让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人不单靠面包活着。人活着是有意义的，那些出海谋生之人，那些普通人的人生，都有一个意义的建构。这种意义建构的机制形成了独特的侨文化的内核。我觉得写作一定要把这个意义建构过程给展示出来，赋予它更高的象征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