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部小说里的情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村里人吃不饱饭，路边的树皮都被扒下来吃光了，无论男女老少，都饿得两眼放光。巧的是，这个村子有一条穿村而过的长河，河里翻腾着数量庞大的鱼群。饶是如此，饥饿的村人却没有打过它们的主意。

终于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个村里第一个吃鱼的村民，从河里捞上来鱼，将鱼剖开、取出内脏、洗净，放进盛了河水的锅里煮，放没放调料我们无从得知，但这第一个吃鱼的人，却在水煮开后，尝到了平生第一口鲜美的鱼汤。鱼可吃的消息在村子里迅速传开，有了更多的村人喝到了鲜鱼汤，吃上了比草根树皮强过百倍的新鲜鱼肉。

倘若鱼是硬通货，普天之下，当然也总有它们流通不到、不受欢迎的地方。必有不吃鱼的人，不吃鱼的民族，将禁食鱼肉奉为信条，并为之持守终生。

中国有“无鱼不成席”的俗话。我们平常讲盛宴，用一桌子的鸡鸭鱼肉来形容。种类各异的鱼，成为寻常百姓家最常见的荤食，占领着他们一日三餐的饭桌。

无论富贵或者贫贱，大年三十的年夜饭饭桌上都要摆上一条鱼，寓意“年年有余”。鱼头要朝向饭桌上的主位，鱼尾则朝向桌子下方的客席。我印象里，祖母在每次吃年夜饭时，对一条鱼摆放的位置都有着近乎苛刻的讲究，她会再三叮嘱我们这些端菜上桌的小辈，“鱼头鱼尾一定要摆得顺顺序序”。对于“顺顺序序”这样的习俗，祖母简直是奉若传家宝。平常日子里，我们抬出一张小方桌放在堂屋或者廊下吃饭，祖母照例要吩咐，小方桌要摆放得顺顺序序，木纹的朝向要按着木头纹路的方向来摆，顺顺序序才能一切平安，做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

过年的时候，我们对老人的嘱咐还是很乐意去听的，看到外祖母在堂屋里逡巡，看到她的视线盯着我们手里将要摆放下去的盘子，有时候我故意逗她，将装着鱼的盘子横着摆，就是想听到她说一句：“阿宝，鱼的位置放错了哟。”我于是又嘻嘻地笑着，将鱼按照她说的“顺顺序序”重新摆好。不过年不过节的平常日子，祖母看到我们将桌子的位置摆放错，她也是会说的，“阿宝，桌子的位置不对哟”，就走近了要亲自动手摆正。我看着这架势，若是忤逆了祖母的意思，这顿饭怕是吃不安了，就赶紧将那桌子顺顺序序地摆好。

我的故乡已算得上是南方的一片水乡泽国了，它的腹心流淌着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一直到现在，那条用作灌溉的河流，长圩河，弯弯曲曲地连接着我祖母和我外祖母各自的几个儿女所在的镇上。两姓的亲人，用着同一条河流里的水在浣洗衣服、淘米洗菜和灌溉农田。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河里的水是可以直接两手掬着喝的。到我们出生的时候，有了化肥和农药，粮食的产量是上去了，水却不再清了，再也不能自在地捧着河里的水直接饮用。但河里的鱼，我们还是会买来吃，照常地处理内脏、切洗，心里并不存什么芥蒂。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父母肩上有三个孩子和一个老人的重担，日子过得拮据，饭桌上很少见到肉食。那年月，村里的杀猪匠、卖鱼的小贩每天清晨会在村子里唱着叫卖，人还在被窝里，就被这号子叫得梦醒，懒觉也睡不成。

家里称肉买菜这类事，父亲从不过问，一直是我母亲在张罗。猪肉比鱼要贵，我们的饭桌上见到鱼的次数要比见到猪肉多。村里有能人养鱼卖鱼，论辈分，我要叫二伯。二伯那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瘦瘦高高的一个老头，待人和蔼，说话时声音又响又亮。父亲说，二伯一家承包了那段长圩河，为了渔获的微薄收入每天起早贪黑。

我的记忆里，长圩河靠近我家责任田的河岸上，立着一个红砖草顶的雨棚，承包长圩河养鱼的人换了几茬，雨棚几易其主翻修数次，依然坚挺不倒。二伯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捕鱼这件事自然指望不上他们。六十多岁已过花甲，换城里人早已经退休养老了，二伯还得继续卖这把老骨头的力气。一到夏天捕鱼旺季的时候，二伯一个人顶着蚊子的叮咬，在雨棚里睡半宿。夜里三四点，正是别人睡得香甜的时候，二伯却要从逼仄的雨棚里爬起身来，用一束手电筒的白光，划开黑夜的幕布，开始一天繁忙的劳动。

我小时候，见过他们那种捕鱼的网。我们那儿的人，管这种网叫“迷魂阵”：一个呈“T”字形的渔网，网的中间有铁圈，直径一环接着一环地瘦下去，到了尾巴会用尼龙绳扎住口，最长的部位直径大约有七八十公分。网中间会留有给鱼钻进去的网口，里面会设有漏斗形的机关，鱼从大口进去容易，再想从小口出来却不可能了。

夏天的时候，二伯三四点起床，收网拣鱼花费两三个小时，到了六点钟已是清晨，能看到红彤彤的新日了。捕鱼者二伯随即又切换成卖鱼的小贩，他的吆喝声最先在我们自己的村子里飘荡传开，左右前后的村邻此起彼伏的“买鱼哦”的应和声像鸟鸣交织，我似乎看到白色的鱼群在半空中热闹地飞翔，天一点点地亮起来。

卖鱼声常有，但我家吃鱼的日子却不常有。那时候，一个礼拜能吃上一回鱼，我们姐弟仨就已经很满足了。母亲的红烧鱼做得好，四五斤重的水鲢，开膛破肚剔除内脏，先用热香油煎，再加入适量的水、香料、酱油、干辣椒和盐等调料，等待收汁，快要盛上来时放入香菜、葱段增加香味和调色。母亲的厨艺，我们姐弟仨都公认是乡宴的一流水准。一尾品相完整的红烧鱼，摆放在盘子里放着光芒，散发着腾腾的热气和扑鼻的香味，光看红烧鱼的颜色，就足以令人食指大动。

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母亲一做红烧鱼，我就有一个保留节目：让母亲在盛鱼的时候，在锅里留一勺的鱼汤，如果那天红饶鱼里放了平菇，那也一定要留上几片。锅底剩着一勺鱼汤，盛一碗米饭倒进去翻炒，几分钟后一碗鱼汤拌饭就可以出锅。这样的一碗饭，米粒浸透鱼肉汤汁，简直天上美味。有红烧鱼这样的硬菜，我是要连吃三大碗米饭才会放下碗筷的。

我记忆里，家里做红烧鱼最常用的是水鲢和胖头鱼，有时也会用鲫鱼。这三种鱼相较草鱼、青鱼价格要低一些，因为经济实惠，成了母亲最常做的鱼类。草鱼、青鱼母亲偶尔也会买来红烧或者做汆鱼片，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觉得味道比水鲢、胖头鱼有多好。我印象深刻的一次吃鱼经历，反而倒是一条不好的鱼。

这条鱼的捕获者是母亲，准确地说，不是捕获而是捞取。那是个夏日，母亲顶着烈日在田里打理庄稼，我家庄稼地的旁边就是那条长圩河。母亲在田垄尽头的田埂上，看到河岸附近的水面上飘着一条肚皮翻白的水鲢。那条水鲢后来被证实是一条死鱼，从水鲢的颜色和味道来看，死的时间不长，有一点微微的腥臭味。这条水鲢起码有三四斤重，母亲用手指去戳那条水鲢的尸体，肉质紧实，还算新鲜。

那是个食物匮乏金钱短缺的年代。母亲凭着自己的经验，得出的判断是这条鱼是可以吃的。于是那天的饭桌上，我们第一次吃到那种味道不同凡响的鱼：有一点点的臭味，但是在母亲精心的烹调下，这股臭味也散发出一股别样的香，鱼肉吃起来已经不那么鲜嫩，可是在香油、辣椒和酱油香味的掩映下，别有一番风味，与平时吃过的鱼比起来自是不同，吃得我回味悠长，欲罢不能。

很多年后，我们姐弟三人谈起往事，都对这次吃鱼的经历津津有味地回味不已。母亲烹调死鱼的事迹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堪称一绝的传奇，只可惜后来再也没有一条死鱼能让母亲施展化腐朽为神奇的绝妙厨艺，又或者母亲这之后再看到水里飘着的死鱼，考虑到饮食的健康卫生问题而视而不见了。这份童年的回忆，却一直让我魂牵梦萦。工作以后，我在外出聚餐时，才品尝到了臭鳜鱼这道徽菜主角，其薄弱的味与香，只能让我感叹这盘菜味道的不正宗，反而让我更加怀念母亲当年欣喜若狂地从河里捞上来，再精心烹制端上饭桌的那条水鲢。

再也回不去的童年，又或许再也品尝不到那香气扑鼻的臭鱼！

我在广州参加工作以后，朋友聚个餐，少不了会点上一条鱼。在以美食著名的广州，汇聚了天下各路菜系，湘菜、川菜、粤菜的招牌随处可见，几乎占领了整个广州城。

在广州比较有名的一家川菜馆，里面的特色招牌菜酸菜鱼，配菜丰富，油多料多，又麻又辣，令人印象深刻。酸菜鱼的做法，是将一整条鱼化整为零，切成一片一片的鱼肉，鱼肉口感又嫩又滑，除了麻椒壳吃起来要吐来吐去比较费事，整道菜的水准令人赞叹。除了酸菜鱼，在广州吃到的烤鱼也很惊艳，锡箔纸包着烤制好的鱼，配菜一般要放上豆皮、土豆、洋葱、芹菜、金针菇之类。烤鱼表皮烤得焦干，浸了汤汁，吃起来比红烧鱼又多了滋味。而粤菜里鱼的做法又别是一格，以清蒸为主，蒸好的鱼浇淋上等的酱油，再不用其他佐料，鱼肉味道鲜嫩，入口难忘。

记忆里最入心的情景是，在羊城略冷的冬天，三五好友找一家川菜馆，要三五支啤酒，也不贪杯，一道川菜鱼上来，鲜红的辣椒铺满盘底，热气缭绕，雾气漫散开来，朋友们举杯交错，谈笑间响彻四座，嘴唇辣得通红，口里直发嘘声，筷子却依然夹着鱼肉大快朵颐，就着酒，悠悠地将心事诉说来。

吃鱼的岁月慢慢地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