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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精神的张扬 ——读李志良长篇小说《青莲》
更新时间:2024-01-04 作者:马忠来源:广东文坛
长篇小说《青莲》是作家李志良历时五年潜心创作的一部长篇力作。小说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也呈现出鲜明的岭南地域文化色彩。沉于小说文本的研读,不仅被作家细腻笔触所塑造的鲜活人物形象,以及跌宕回环的故事情节所震撼,更是为作家那份对小说地域文化叙事姿态的坚守而感动。
粤北青莲,古称“青龙镇”。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20世纪90年代以前,青莲是南北水路交汇的重要港口,享有“小佛山”之誉。在这里,广府商人荟集,标准的广州话成了青莲街人际交往的官话,广府人嗜戏如命的雅兴也慢慢移植到青莲人的身上。谈粤剧、唱粤剧、品粵剧,成了青莲人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和生活时尚,甚至于他们吵架都要搬出粤剧唱段来嘲讽对方。青莲首次亮相,仿佛是从典籍中走出的:“‘咣——咣——咣——’浑厚的五更锣声飘荡在狭长而逼仄的青莲整香街里……”小说开篇以一种内视角的写作手法,借助打更人胜伯的眼睛向读者展示了寒冬淡月下的青莲外景,这是一幅全景素描图。农耕文明和水乡文化在这里汇集,一切具有地域参考意义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及细节,找到了坐标体系。
显然,《青莲》是一部“作为文化的小说”。那么,“历史文化”之“历史”二字又是怎样体现的呢?这就涉及情节的问题。《青莲》既写了当下,也写了历史,或曰“昔日”。就故事而言,起始于抗日战争时期,迄止于新世纪,时间跨度近七十年。小说以粤剧伶人靓少德一家三代串联起的戏剧人生作为坐标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流逝与更迭中,展现的不仅仅是粤剧在此与民众的微观际遇, 更有青莲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民俗世象, 和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的思想、情感与心理。小说将何念祖、张三、温葱莲、柳依依、柳宗亮、赵笑媚、癫仔海、张广发、张水养等人物置于故事的中心, 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塑造, 来揭示和表现青莲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在人物思想、感情、性格、心理上的折射。虽然作品涉及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时间、空间均有大幅度的延伸和位移,情节和人物的戏剧性却也在开阔的时空,以及主人公命运沉浮中,得到从容裕如的叙述和耐心细致的刻画。
任何历史进程和时代风云都必然离不开具体的人,人的历史是大历史不可分割的落脚点。《青莲》着力探寻和表现的并非历史脉络、趋势和规律,甚至有意放弃历史的宏大、壮阔,而以敏感的心灵来感受、认知和描绘众多“个人”面对命运的挣扎,突出对历史、世界中“人”的生存状态及其不可预料的命运之描述,更像一种对存在之境的考辨。这在主人公靓少德身上体现最为明显。他不仅承载着粤剧文化的精神品格,更承载着人类共同情感的普遍性表达。作为粤剧名角,靓少徳携母带妹逃难到了青莲镇,虽然被日军飞机炸伤了腿,但对粤剧不离不弃。他在青莲成立粤剧社,赴四乡演出,并成立童子班,培养后人……靓少德不仅以粤剧“八和”理念化解各类矛盾,而且每当关键时刻,都能表现出一种生而为人的骨气。小说以靓少德这一个体生命的厚度,为我们指明了自我救赎的方向。因此,小说从某种程度上回归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尽管人类的处境和命运千差万别,但每一个人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都会经历命运的责难,靓少德的命运不正是千千万万人命运的缩影吗?
我们说一部没有“好看”的、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的小说是很难拥有广泛读者的。青莲,这个名字及其历史本身, 为小说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故事载体, 作者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 将发生在青莲这个“戏棚”里的故事和“乐韵”写得丝丝入扣, 悬念迭出。应该说, 小说的故事性、可读性是较强的。难能可贵的是, 作者并没有让故事淹没人物,而是在对故事的叙述中,浓墨重彩地表现人物: 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 各种人物的反应;在身陷“孤岛”的绝境中的众生相; 患难中的爱情、亲情和友情;非常情境下人们对生死、金钱、荣誉的重新认识……既生动地塑造了各色人物, 而这一切又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文化风俗人情特征; 还突出了青莲人在大灾大难中的勇敢、坚毅、善良、仁慈、相濡以沫、以德报怨等“共同的文化性格心理”, 从而凸现了青莲此地文化独特而鲜明的核心价值。当然,地域文化书写绝不是一张简单的标签或一种刻意的附会,它应该是与创作者个体生命经验的高度融合,又带着一种理论上的自觉意识。青莲人文历史深厚,小说中描写的榕树码头、豆腐社码头、广州会馆、尚书祠等古码头和古建筑,以及古镇风光与民俗文化,搓香、打铁、阉鸡、做豆腐、刨竹青等民间手艺与商业活动也同样丰富,渗透到小说人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作者眷恋与审视的张力中不断丰富其意义,并营造出耐人寻味的文学审美空间。
作为一个杂糅诸多矛盾性因素的复杂文本,《青莲》同样具有粤剧的元素。一方面,小说有着理念成分,如悲与喜、美与丑的辩证,道德教化意蕴和关于粤剧艺术表演等的知识性、观念性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粤剧角色行当的配置,小说的主导情节围绕某种思想观念或意识的冲突展开。一些行文表述也与粤剧有关,比如将青莲的解放,世道变了谓之“唱新戏”,等等。另一方面,作家又力图破解粤剧程式对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等的限制,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完整性、生动性和情节的连贯性、明晰性,力求以鲜活生动、柔韧泼辣的语言,讲清故事的来龙去脉,勾画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的人物心理、情感。于是,在粤剧的观念化、程式化与小说的形象化、生动性之间形成了一种释放与约束、开放与封闭的充满矛盾的复杂关系。而这一切无不看出小说遵循着严谨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掺杂运用方言俚语的小说叙事特色,彰显了小说地域文化特征,从而使作品具有较强个性的艺术特色和辨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