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圹》中，记忆成为连接现实与过去时空之间的桥梁，事件的发生缘由和发展路径在人物追忆往昔的回顾之中得以重现；与此同时，遗忘也在所难免，事件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其曾经存在的痕迹变得漫漶不清。这种意义上，《双圹》是一篇关于记忆与遗忘的小说：主人公“我”经记忆之途，沿着来路不断地向过去回返；但由于“我”的记忆始终是“局部清晰整体又模糊”，因此需要借助他人的提醒、解释进行补白，才有可能将片段式的思绪依循确切的顺序拼合起来。

在叙述中，无论是林紫，还是玉梅，当她们从虚构世界的“生活之流”里脱离出来之后，便成为了被他人特别是亲属反复回忆的对象。恰恰因为逝者的骤然离世属于“意外”或“变数”，所以不可避免地对在世的亲人造成了冲击——最起码如何面对、如何接受至亲至爱的死亡就需要他们经历一段艰难、痛苦而又漫长的适应过程。外人时不时的叹惋之辞或闲言碎语，也会让当事人心中有关逝者的记忆变得更加难以磨灭。所以，“我”一听到杨属谈论姐姐之死，就感到“头皮发麻”，陷入了长时间的回忆之中。和“我”家的不幸比起来，杨汉集的遭遇有过之而无不及，玉梅的死酿成了他那种“活死人”似的生活方式。往事虽已尘封，关于逝者的记忆却始终鲜活和沉重，并牢牢地扎根于感受过切身之痛的当事人的脑海中。

那么，对于旁观的局外人来说，他们不曾亲历过这些不幸的事件，相关的记忆则达不到没齿难忘的程度。就像杨属记不住“我”姐姐的名字，“我”也记不清发生在杨汉集身上的车祸。至于“我”的遗忘，具体原因有二：一是，往事距今三十余年，时间相隔久远，而“我”的诸多记忆在流逝的时间中不断地模糊、变形，乃至错位、消失。二是，姐姐的去世就像一座大坝一样横亘在“我”记忆的上游，阻碍了“我”溯游而上的行动。这既是“我”童年记忆的起点，又是“我”向着往事回返的终点。于是，“我”的记忆日渐趋于模糊化与碎片化，遗忘开始发生；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正是记忆与遗忘的消长往复，构成了小说的内在张力和深刻意蕴。

从第五章开始，杨属的那句重复多次的“有些事你可能忘了”就像是一种暗示，也像是一个谜语。究竟是哪些事？陈再见对此有意存而不论，直至第十二章才揭晓了“被遮蔽的真相”。借由杨属回忆的补充，“我”终于得以重新激活一段了无印象的过往：回顾杨汉集的坎坷人生，其悲剧命运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放映电影《少林寺》的夜晚——讨要胶片未果的杨属、“我”、王文英在杨汉集的拖拉机的轮胎上动了手脚，接着那场给杨汉集招致了诸多不幸的车祸就发生了。这段往事对于在幼时搬离海东的“我”来说，就像是拼图上一块不知何时缺失了的“拼块”，甚至还被其它错位的记忆覆盖了原本属于它的位置。与之相反，杨属长期生活在双塘村，亲眼见证了杨汉集从安生服业到家破人亡的整个过程，实在是欲“忘”而不能。如果说遗忘能够使主体在作恶之后免于道德内疚，那么记忆则使其难以摆脱巨大的心理压力。多年以来，杨属将自己定位为罪魁祸首，不停地审判自我、审视命运，以近乎于滑坡式的推导加剧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不安之感。

故事进行到这里，记忆、遗忘不单指涉过去的维度，记忆与遗忘的发生还同主体的当下、未来绞合在一起。当然，陈再见也不止一次地运用倒叙的叙述方式以及在作品中表现记忆的现实意义。比如，收录于《青面鱼》的中篇小说《弃儿》的主题之一就关乎源于旧事的“癔症”。而《双圹》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异质”的记忆植入使得自我认知遭到颠覆。原先因为遗忘，“我”认为自己的举动大体上是合乎德性的，不会像杨属一样承受“有罪之人”本该背负的精神重担。现如今，“我”从这失而复现的记忆中觉察到罪恶，从罪恶中观照出曾经犯下罪过的“我”，进而振荡了之前形成的持续、稳定的自我意识，也重塑了个人“此身此时此地”的经验。换言之，随着事件的来龙去脉恢复完整并再度进入“我”的记忆，一种根本性的倒错相伴而生：“我”由为杨汉集提供援助的局外人变成了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局内人。“清白”的自我确认不过是建立在对罪行遗忘的基础上，当不堪的“污点”被披露出来，“我”也注定要直面此前浑然不觉的“人性之恶”。

罪与罚往往如影随形，不难推测出，“我”将无法再客观地看待杨汉集前后起落的人生经历，更遑论心安理得地接受杨汉集对“我”一家的感激。小说最后，奢华热闹的同学会散会了，苦守秘密多年的杨属、刚刚得知真相的“我”和不知是遗忘还是回避事实的王文英，三人沿着相同的路途去双塘村看望饱经风霜的杨汉集。“在路上”的意象本身就对应着“未完成态”，这似乎意味着总有无处安放的记忆——它们或已褪色终将消逝，或长久盘踞在心头——不断地被建构和唤醒，而生者不可避免地要背负起那些隐秘而沉重的往事，在茫茫的人生路途中继续前行，以期完成未尽的解脱与救赎。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