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的短篇小说《在地下》（载《收获》2023年第6期），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我”，名叫狄二岸。与一般的叙述者不同，狄二岸其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虽然身为地铁的安保员，但却一直处于隐身的状态之中：“十二点十八分，狄二岸交完班，走出保安室。安保员同伴们从他身体中穿过，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而他也不能和他们打招呼，只是安静地目送他们远去，算是告别。”明明都是地铁的安保员，其他的同伴却不仅能够从狄二岸的身体中穿过，而且他还不能和自己的同伴们打招呼，之所以会是如此，关键在于，狄二岸其实早已是一位肉身不存在因而四处飘荡的亡灵。正因为他只是一个亡灵，所以才能够不仅长期生活在地下，而且还能够轻易地由人类世而穿越回到时光久远的过去，时不时地返回到“深时王国”：“狄二岸来到大鹏半岛的四代火山遗址，从这里开始了他当晚的旅行。他独自穿过岬湾海岸挂满海葵和层孔虫的海蚀崖，从那里折返，通过生物遗骸沉积而成的盐矿，依次去了咸头岭和大黄沙、屋背岭和九祥岭、红花园和铁仔山的地下遗址，它们分别是新石器时期、商代和汉代人人类活跃过的地方。”借助于狄二岸的穿越，邓一光意欲巧妙揭示呈现的，首先是位居大鹏半岛的深圳这块地域的遥远前世。却原来，据可靠的各种考古发掘，原本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渔村，后来崛起成为现代化大城市的深圳这个地方，其实早在新石器、商代、汉代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类在活动了。虽然看似只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闲笔，但如果考虑到邓一光晚近一个时期以来一直试图以小说的方式全方位书写表现深圳的积极努力，那么，诚所谓闲笔不闲，作家对深圳这一特定地域前世状况的人类学追述，就不能说没有意义。

问题在于，狄二岸好端端的一个年轻人，又怎么会成为一个四处游荡的亡灵呢？细溯其源，还是与发生于一九九三年八月五日清水河仓储区的一场大爆炸紧密相关：“一九九三年八月五日清水河仓储区大爆炸时，狄二岸和胡先生同在现场，那会儿胡先生还是一名记者，是个长发飘逸的年轻人。不同的是，胡先生赶到现场前，狄二岸已经被下午一点二十五分的第一次爆炸掀进一片废墟，身子炸得难以辨识。”清水河仓储区大爆炸，是深圳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次重大伤亡事故。爆炸现场有十五人现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很不幸的，当时年仅十九岁的狄二岸，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而永远被定格在了异乡的这块陌生土地上。但请注意，这一次大爆炸之所以能够获得有效的及时控制，其实与当时身为晚报记者的知识分子胡野秋先生以及身在现场的三千多男人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狄二岸几天后才知道，胡先生在第二次大爆炸时受了伤，自行车也丢失了，他忍着伤赶回报社，写下一篇新闻稿，《深圳在我眼前爆炸》。胡先生在稿子里写到现场的险情：六个过氧氢罐离大火仅十三米，如果第三次爆炸发生，必将引爆附近八个储量超一千吨的液化气罐、十八节液化气槽罐和加油站，威力将是广岛原子弹的两倍，大半个特区将夷为平地！‘苦心经营十四年的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难道真要毁于一旦？’”在当时，亏得有身在现场的“三千多个男人冲进了火场，用二百多吨水泥铺出一条隔离带，阻止住大火的继续蔓延”，否则，大爆炸的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以至于，连同早已在死亡后成为亡灵的狄二岸，多少年过去后都仍然在感慨不已：“他不知道人们是否给那三千多位无名男子塑了纪念碑，如果人们忘记了，应该补上，因为他们救下了这座城市，救下了一个时代。”尽管说现在的深圳的确也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现代化大城市，但从根本上说，正是诸如清水河仓储区大爆炸这样一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以及包括狄二岸、胡野秋，还有那三千多位无名男子的积极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也才换来了今日深圳的光鲜亮丽与繁荣昌盛。无论如何，在看到现代化大城市深圳光鲜亮丽一面的时候，我们不能遗忘了在它的建设和形成过程中，无数个建设者所作出的看似默默无闻的巨大贡献。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邓一光在《在地下》中对当年那场大爆炸的回忆性创伤描述，很大程度上应该被看作是富有良知的作家对深圳既往生命隐痛的一种真切书写。

或许与狄二岸本人的生性善良紧密相关，尽管他的肉身早在一九九三年的时候就已经化为乌有，但他的亡灵却仍然总是想着要帮助依然艰难生存着的人们：“他要回去了，回到清水河仓储区的地下。那场大爆炸之后，他一直留在深时王国里，在拥有一百三十个亿年前地球诞生时的古老场景里安静地生活，等待地面上人们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到了二〇二〇年年初的时候，隐伏许久的狄二岸，之所以要主动站出来帮助人类，是因为从这个时候起，人类又遭遇到了COVID-19疫情的突然袭击：“三年前疫情爆发，人们很惊慌，手足无措。狄二岸为他们着急，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关在墓室一般的家里，或者被别的什么人往分类垃圾站里塞。”面对如此一种情境，狄二岸觉得自己是时候站出来了。在想着尽可能帮助人类的同时，“他想告诉人们，地下是自由的，他们完全可以进入地下，像他一样尽情地奔跑，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于是他选择了当一名地铁安保员，帮助人们在地下奔跑。”但其实，早已成为亡灵的狄二岸根本就不知道，虽然说身为亡灵的自己在地下活得完全可以自由自在，但那些深圳的普通市民们之所以被迫进入地下，却完全是为日常生活所迫的缘故。倘若借用叙述者的话来说，就是：“当地面上的城市以各种方式控制人们命运时，地下城市正快速在城市大象的每个部位建立起秘密基地。”因为“城市并不爱所有人，它在崛起时不光托起了目光如炬的财富者，也陷落无数打拼者的无效梦想，在地下行走的人们大多属于后者。”试想想，那些总是处于养尊处优状态之中的达官贵人们，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成日价在地铁里挤来挤去。也因此，借助于亡灵狄二岸的独特视角，邓一光所真切书写着的依然是从凌晨五点半就已经开始，一直到午夜二十四时十八分才能够得以终结的深圳普通市民们充满生命隐痛的日常生活状态。

比如，那些如同狄二岸一样成天钻在地下的地铁安保员们，早上五点半的时候就要被迫起床且不说，关键的问题是，他们那很不理想的付出和收入严重不平衡状况：“公司准点派单送来加蛋米汉堡和小米粥早餐，安保员们没滋没味吃着，一边吐槽对职业生涯的不满：每天十五公里巡程，二十二项指标考核，每月底薪二千八，五险最低档，加班一小时补十二块，非全勤每天扣二十……”比如，那些竟然可以在地铁里睡回笼觉的普通市民们：“七点二十分，地铁早高峰到了，不知道打哪儿冒出那么多人，车厢瞬间就挤满了。”“不止两位汉子在早高峰的地铁上睡觉，此刻，车厢基本成为千家万户的延伸卧室。人们抱着竖杆，吊着挂手杆，靠在车厢厢体上，悬挂在人群中，纷纷进入回笼觉模式，直到列车停靠某个站台。车门开启的一瞬间，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立刻睁开眼睛，捕蝇草一般弹向车门，随着人群挤下车，眨眼消失掉。”这一方面，一种极端的状态是一些中年妇女：“她们会在排队过安检时睡着，而轮到她们过闸时神招醒，熟练地刷卡过闸，抢到扶梯左边，小跑着超过其他人，冲下人头攒动的站台。”毫无疑问，这些普通市民们之所以能够养成如此一种睡地铁回笼觉的神奇功夫，端赖于平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态太过于紧张，以至于觉仿佛永远都睡不够的缘故。再比如，发生在车厢里的那一场性骚扰“误会”。那一桩纠纷的形成，主要因为那位年龄很大的老者，严重误解了一对小情侣的地铁行为：“狄二岸赶来解决纠纷，弄清楚‘衣冠楚楚‘和’衣裳单薄‘是一对情侣，两人在家里关了大半年，关出了异常情绪，防控解除后心血来潮，决定玩一场地铁pla the role。”没想到的是，他们俩偏偏就遇上了这位特别认真的老者，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其实必要的地铁纠纷。尽管只是一场不必要的地铁纠纷，但由此而折射出的一个问题却是，因为被管控日久的缘故，很多人的精神上已经出现了不容回避的严重异常状态。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情况之外，也还有萍水相逢者一种相濡以沫状态的存在。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那位长发青年和中年女工之间。当长发青年无论如何都无法获得亲朋的谅解，金钱窘迫到连一张回家的高铁车票都购买不起的时候，是这位萍水相逢的中年女工，在下车后快速转给了他一张从深圳北站到株洲西站的高铁票钱。因此而引发的一个感人场景就是，面对哭泣着的长发青年，“女工不好意思地紧了紧口罩鼻夹，背着沉重的行李匆匆走到前面去。长发青年追上去，抢过女工的行李背在身上，两人一言不发，去了扶梯方向。”虽然说如此一种相濡以沫的场景的确非常感人，但由此而折射出的问题，却既是长发青年家人的过于薄情寡义，也是竟然存在了三年之久的COVID-19疫情的过于严重。

虽然只是一个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但《在地下》的思想艺术包容量却非常之大。总而言之，作家邓一光能够巧妙地借助于狄二岸这样一位亡灵观察者的设定，真切地书写出深圳的生命隐痛，无论如何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理当获得我们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