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萧殷先生。

我每天都见到萧殷先生。

这两句话听起来似乎颇为矛盾。

第一句话好理解，“我没有见过萧殷先生”，是因为萧殷先生仙逝的1983年，我还在江汉平原的乡下放牛。“我每天都见到萧殷先生”，则是因为，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三位《作品》杂志前辈主编的照片。一位是《作品》杂志创刊主编欧阳山先生，一位是大散文家秦牧先生，还有一位，则是萧殷先生。我坐在办公桌前，一抬头，总是能看见三位先生殷切的目光。而三位先生中，萧殷先生的目光是最明亮的，也是最犀利、最热忱的。每次看到他的目光，我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仿佛听见先生在说：“小子，《作品》这块金字招牌传到了你的手上，千万别辱没了它。”

我和萧殷先生，还不仅仅是《作品》杂志前辈主编和后辈主编的关系，论起来，我该叫萧殷先生“师爷”。作为外省入粤的打工青年，在写作之初，能得到广东省作协的诸多关照，得益于我的恩师吕雷先生。吕雷先生在任广东省作协专职副主席后曾提出，作协开会不要摆座签，不要论资排辈，不要按官阶高低落座，大家都是文友，想和谁坐在一起，就和谁坐在一起。他说，这是他的老师萧殷先生当年践行的传统，他希望广东省作协能赓续这一传统。

我从恩师口中多次听他说起萧殷先生，说萧殷先生如何热心帮助文学青年，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是两位青年才俊的人事还没有办妥；说萧殷先生如何有眼光，总是能在一个作家刚刚冒头甚至刚刚写出处女作的时候，就能判断出这个作家未来的潜力——这是一种长期做编辑训练出来的非凡的职业眼光。老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文学界，不仅有眼光的伯乐稀缺，愿意不遗余力扶持素人的情怀更稀缺。而萧殷先生就是这种极稀缺的、既有眼光又有情怀的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萧殷先生和王蒙先生的故事，正是这眼光和情怀的最好佐证。我的恩师每每说起他的恩师，总感慨萧殷先生是这世界上难得的好人。我的恩师也是这样的好人。恩师回忆，丁玲曾这样评价萧殷先生：“工作认真负责，从来不整人。”

《作品》杂志创刊号

这些听来的故事、读来的传说，于我而言，终究有些遥远。

前年，《作品》杂志装修《作品》陈列室，在整理《作品》杂志大事记的过程中，我发现，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杂志有三部作品获奖，分别是王蒙的《最宝贵的》、于土的《芙瑞达》。而同时获得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贾平凹的《满月儿》等名篇，这些作品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绕不过去的经典。1979年、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杂志又有两部作品获奖，而且都是文学新人的作品，一部是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一部是恩师吕雷的《海风轻轻吹》。于是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几年，是谁在做《作品》杂志的主编？我找到了萧殷先生。萧殷先生创造了《作品》杂志再也没能超越的辉煌，使《作品》杂志成为伤痕文学的重镇。

当时广东最重要的一些作家，如吕雷、陈国凯、杨干华、王杏元、程贤章、易准等等，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他们都是在萧殷先生的悉心扶植、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后来人众开新路，都道萧殷是我师。”这是诗人韦丘写给萧殷先生的。“都道萧殷是我师”，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作为编辑家，萧殷先生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座公认的高山。而我这个后辈，有幸每天在萧殷先生的凝视下，继续着编辑工作。高山仰止，大河前横。我不止一次在编辑会上对我们的年轻编辑同事们说，我们要学习前辈萧殷先生，一是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学养与职业水准，二是要努力提高我们的职业道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今天，我们纪念萧殷先生，研究萧殷先生，谈论萧殷先生，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在谈论萧殷先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也试着回答。

我想，我们不仅在谈论萧殷先生的慧眼，不仅在谈论萧殷先生的道德，我们还是在缅怀一种日渐式微的精神，一种快要被遗忘的师道，一种无论在何种境遇下坚持说真话的风骨。如果有一天，我们广东文学，或者中国文学的青年才俊，在说起他们的成长之路时，会像萧殷先生感怀鲁迅先生那样，会像王蒙先生、陈国凯先生、吕雷先生感恩萧殷先生那样，会像诗人韦丘先生所写的“后来人众开新路，都道萧殷是我师”那样，那真是广东文学之福，中国文学之福。

我坐在办公桌前，一抬头就能看到萧殷先生热忱的目光。我会长时间地琢磨这三位先生，而萧殷先生的目光，总是会让我想到恩师的目光，那样的清澈、热忱，让我不敢和他对视，怕对视出自己内心诸多的“小”来。

这些年，《作品》杂志的同仁很拼，《作品》杂志重新赢得了作家们的口碑，被称为青年作家的福地。我们不遗余力地发现新人、推荐新人，用前辈们的话说，是扶上马，送一程。我希望，我们这些人退休的时候，可以很自信地告慰萧殷先生，我们没有辜负他投来的殷切的目光。

（本文系在萧殷学术研讨会暨《萧殷全集》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