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出版社推出鲍十全新长篇小说《我是扮演者》。该作品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演员孟千夫的从业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故事。

在日记中，孟千夫对自己扮演的每个角色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思考，不论是帝王、灾民和饥民、知识分子、乡绅地主，还是士兵、下岗工人、小偷、杀人凶手、黑社会成员……把他扮演的角色串联起来，相当于一部别样的中国社会史。主人公深入且专注于自己的角色，他坚持把自己称作“扮演者”，直到生命结束。

《我是扮演者》的文本具有探索性，叙述富有张力，内容与结构均有一定的创新性，阅读时给人带来强烈的新奇感。

“写我想写的，写我能写的。不想写的东西我不会去写！”鲍十经常这样说。小说创作一直是鲍十的“业余”工作，他的主业是文学期刊编辑。三年前，他退休了，“退休后有时间了，我就想认真地写那么几部作品”。

新作选择以演员、电影来贯穿历史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择演员这样的题材、写一个似乎“入戏太深”的演员？

鲍十：用一个演员演电影这种方式来结构我的小说，跟我所要表达的主题是有关系的。

文学介入生活、介入社会的角度有很多，可以用传统的方式，比如讲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通过人物的命运来表达主题。但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东西，显然用这种传统的方式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在创作初期，我想把中国历史“兜”一下，通过对历史的扫描反思一些东西。所以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演话剧、唱歌的方式，最后采用了现在这个办法，用一个演员，他演了多部电影，把整部小说串联起来。

这个演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在写他的时候，不能完全按照作者的意思来左右他。他爱读书，小时候经历过一些事情，成长环境等各种因素决定他成为这样一个人：敏感、多思、有修养。作为体验派的演员他要去演，要投入，入戏很深，这也决定了他会受到外部环境、受到所扮演角色的影响和伤害。

羊城晚报：您的早期作品《纪念》曾被张艺谋执导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此次选择电影作为创作素材，和第一次“触电”有关系吗？

鲍十：应该说也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可能因为我接触过电影，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种形式，但没有更深的关系了。

羊城晚报：您是想通过演员的悲剧来传递什么？

鲍十：客观来说是反思他所不适应的、不能接受的东西。

实际上小说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写这个演员，一部分是通过写他所演的电影来写历史。我最初的想法是通过他来写我要写的故事，但写一个人，他必须要活起来，他必须得有自己那一套，你就得尊重他行动的逻辑。他在演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伤害，他又不接受，纠结到最后就导致他的悲剧。

羊城晚报：书中演员孟千夫说：“把我扮演过的角色串联起来，差不多就是一部五花八门的中国历史。”其实您写这本书是否有这样的野心，把中国历史的真实样貌撕开给读者看？

鲍十：不能说是野心，只是有这个意识。小说的初衷就是把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事情，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让读者思考。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如果不好好反思，那是很可惜的。

“跨界”创作仍重在表达内心感受

羊城晚报：有人评论您这本小说带着先锋色彩。从写作题材上看，它跟以往相比有不同吧？

鲍十：我是农村出身的，从小在农村长大，高考之后才进了城。我对农村生活的印象非常深，这也影响到我的写作，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写乡土。后来也写了城市的生活，到了广州之后又写了一些关于广州的，这两年写了几篇关于海岛的小说。

《我是扮演者》在我的写作中是个另类，我自己给它定义为一种跨界，突然写了个演员，写了一个文艺人士，对我来说是一种跨界体验。

我说不准它是否属于先锋写作，我以前的写作基本都是按照传统的方法，通过一个故事来传达我的思考。这部长篇采用的是一种碎片化的表现方式，一部电影等于是一个碎片，可以把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当成一个个碎片，最后把碎片拼接到一起，就会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状态。我以后再写肯定还会有新的呈现方式，但是对文学的认识不会变，文学本质的情感、精神、人性的外化，这是文学真正的内核。

羊城晚报：在构思的时候做了哪些功课？

鲍十：小说框架有了之后，我查了很多资料，包括读一些历史书和回忆性的文章，读了好多。我必须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让小说充实起来，让它真正成为一部作品。

羊城晚报：也有评论家认为您构想中的电影有“第四代”的痕迹。书中主角孟千夫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表演，恰好迎来中国电影“第四代”浪潮，在选材和写作中您参考过那个时代的群体特征吗？

鲍十：我没想过。可能读者从我小说所写的那些电影，能感觉到“第四代”导演的风格，但我不是有意要贴近“第四代”，我所想的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羊城晚报：以前跨界编剧的经验对您现在创作这部小说也会有帮助？

鲍十：客观上肯定是有帮助。在《我的父亲母亲》之前我是没写过电影剧本的，那么有了这部作品以后，我就知道电影剧本怎么写了，起码知道了一些基本的东西。

羊城晚报：这次写“另类”的题材，您希望能达到怎样的突破？

鲍十：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个人想得最多还是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包括对文学的理解，也包括对文学的责任。

戏剧性太强也会“充满套路”

羊城晚报：距离您上一次写长篇小说已经有20年了，后来您可能更多写短篇，为什么隔了这么久又开始写长篇？

鲍十：主要的原因是没时间，退休之前我一直在做编辑，有十几年，我的创作实际上一直处于业余状态。每天一到单位有各种杂事，到家就累得不行，根本没有大块时间来写长一点的作品，只好写一些中短篇。一个短篇也得断断续续地写个十来天。所以这么多年没写长篇的原因主要是时间问题，也许这是一个借口。

羊城晚报：这一部小说您酝酿了多久？

鲍十：最早是个中篇《扮演者手记》，2014年在《花城》杂志发表。后来我慢慢把它写成长篇。因为有好多文友看了之后都说好，说它“另类”，跟当下的小说有些不同。受到这些鼓励，我就想完善它，结果就写成了长篇。从中篇到现在成稿出版，这8年多时间我也没有办法用全部精力去写。

羊城晚报：编辑的身份能为您写小说提供什么新的视角或帮助？

鲍十：我还真想谈谈这个问题。从30来岁就做编辑，一直到退休，我得看多少稿子？这种看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厌倦的过程，很多小说大概都是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些人物，充满雷同。通过阅读稿子，我对文学有了自己的判断。我后来非常厌恶那种拿腔作调，讲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很多小说都是这个德性，充斥着所谓爱恨、决裂、伤感等，大概逃不脱这些套路，思考的容量非常小。

后来，我就非常推崇那种不像小说的小说。越像小说实际上越没劲，它的情节确实非常完整，两个人相遇了，闹矛盾了，又和好了，又闹矛盾了，最后和好了，或者最后分开了；或者一个人一开始很潦倒，碰到谁就醒悟了，奋斗了，最后成功了，又失败了，戏剧性太强，充满套路。

我后来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小说，包括自己写作时，明明可以写那种读起来很带劲的情节，但我不想那样写，就把它打散一点，让它看起来不像小说。

羊城晚报：不像小说的小说是怎样的？

鲍十：它可能更多表现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很细微的那些东西，那种真挚和真诚。太强的戏剧性可能会把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压住了，或者舍弃了。

好的小说给影视作品提供好的基础

羊城晚报：文学改编影视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之后，您在写作时会多一些考虑影视化的可能吗？

鲍十：没考虑过。包括已经拍成电影的《纪念》，正在影视化的《岛叙事》，还有卖出版权的《子洲的故事》，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都没有考虑影视化，偶然就撞到而已。导演或者编剧、策划看到了，觉得有拍成电影的可能性，就来找上门了。我的关注点还是在文学上。

羊城晚报：正在影视化的作品，您担任了编剧或者文学策划吗？

鲍十：《岛叙事》我做策划，几个人坐在一块谈剧本的改编。

羊城晚报：这跟小说创作有什么感受不一样的地方？

鲍十：策划就是大家互相碰撞，要综合大家的意见，不完全是自己的。这些不同的想法都是有益的，对我有所启发，思路更开了。

羊城晚报：那对小说创作会不会有您说的这种启发？

鲍十：写小说是另一回事，写小说你就会把那些东西放到一边了，进入的是小说的语境。电影和文学差异还是很大的。简单来说，写小说我坐在这里可以想到老家东北，可以想到南极，但是电影不行，电影要面对一个画面，做不到那么自由。

羊城晚报：您认为小说家能为编剧行业带来什么？

鲍十：真正意义上的好的小说家，其作品都是经过充分的发酵。他写一个东西，会在内心反复地酝酿，对细节非常较真，比如人物所处的环境、人物的性格，会非常认真对待。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成色肯定很好，放到影视圈里边，会给影视提供非常好的基础和方向。我个人认为一些好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是对电影的贡献。

羊城晚报：您接下来在创作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计划？

鲍十：我目前就是写几篇别人约的中短篇稿子，这期间我也在写一部长篇。现在退休后有时间了，我就想认真地写那么几部作品。

 原文载于2023年10月22日《羊城晚报》A7百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