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给我们一度沉闷的文艺批评注入了难得的生机与活力。然而，由于许多批评家过于偏信和推崇西方文论，于是剑走偏锋，拾人牙慧，言必称“西”，忽视了传统文化之根。检视近些年的文艺批评，援引西方文论的多，关注古典文论的少。一些批评家撰写批评文本，必从西方国家那里引入理论资源，好像不提弗洛伊德、拉康、科林伍德等理论名流，都不好意思在批评界混了。可以说，这与我们对传统文论的重视不够有关，这显然不利于进一步建构中国特色文艺批评理论体系。

再看我们现在的一些学术刊物，刊发出来的很多大块文章，引经据典，虚张声势，唯独没有作者自己的见解现身。在一些学院派的批评文本中，看不到传统文论、传统批评话语，他们羞于再提曹丕、陆机、刘勰、李渔、刘熙载、王国维等人的名字，而不加节制地让西方文论生僻的概念、术语在其文章中驰骋。尽管作家和读者读起来一头雾水，但批评者依然我行我素、引以为豪。诚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的，“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他们对西方文化、西学概念视若至宝，说起解构主义、布拉格学派、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视觉文化等如数家珍。

以开阔的视野来学习、包容西学，这本是好事，也有利于我们以新的视野展开学术批评。但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忘掉了自己的“根本”。这个“根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传统文论，它与我们的历史文化、精神体验有着复杂的关联；二是我们当下鲜活的现实生活，活生生的文学现场。如果引进来的西方文论，能够经过我们有效消化，并进而获得对当下文学生活的阐释力，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当然，我们的目标也不止于此。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基于当下的文学实践，将中西已有的文论进行“熔铸”，建构起契合当下中国的崭新文论话语。于是问题来了：理想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怎样的？文艺评论应该通过怎样的渠道吸取力量、恢复元气？这是摆在每一位文艺批评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诚然，当年鲁迅先生亦曾说自己只看外国的东西，但殊不知，这是他对当时国内文艺批评失真状态的失望和不满所致。鲁迅这么讲，并不证明他对传统文化、本国文艺理论持全盘否定态度，也不代表他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不予重视。事实上，鲁迅先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在他诸多杂文式批评文章里，随处可见对于传统文化理论的继承和运用。在鲁迅后期杂文、书信中，他在对陶渊明作品进行分析时，巧妙而贴切地引用了陶渊明的诗句，指出陶诗“既有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对陶渊明的评论，从文章题目中的“魏晋风度”来看，也颇具传统文化色彩，没有丝毫的西洋味儿，彰显了他的传统文化造诣的深厚和笃实。

置身文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中国文学原有的理论体系资源受到挑战，乃至需要补充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和襟怀适当吸收西方理论资源，丰富与深化中国文艺理论库存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必须与进一步重视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和继承发展相结合。我们需要在中西文化结合、互补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批评体系进行不断完善与科学重建。

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批评体系，对文艺事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欲达此目标，先要摆正文艺批评与传统文论的关系。文艺批评与传统文论的关系，应当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理论批评界对“批判”维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而对“继承”维度则相对忽略。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说：“国民之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而其怀也，思理朗然。如监明镜。故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也不死。”“时时进光明之途”，即不固守传统；而“时时念辉煌之旧有”，则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因此，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理论、传统文艺批评的继承与发展。

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批评体系，是一项浩大工程，需要一大批具有建构思路和诚意的文艺理论批评精英的持续勘探，“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些工作，苦则苦矣，难则难矣，但它是必须做、值得做的事。每一位有志于此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都应该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光荣使命，共同探索着前行。

古语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人类的特点与优长，就是善于思考。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我们有着丰富的文论传统，理应在文论建构上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于当下中国文艺理论界而言，最重要的是原创性理论体系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积极吸取传统文论中那些有生命力的资源，积极化用诗言志、诗缘情、通感说、文气说、风骨说、味论、童心说、境界说等文论，也要吸取西方从传统到现代的各种文论资源，并基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实进行新的创造。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可以说，鲁迅此言，是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正确思路。

（作者系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