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食”者，通“宴食”也。中国人常讲“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千余年来中国人的头等大事。饮食跟我们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舌尖上的记忆是深入骨髓的，以至于无论是宫廷庙堂还是草野民间，人们对吃都是孜孜以求。从古至今，作家对吃的文化便予以足够的关注，反映到文学上也是名家名作辈出，诸如《诗经》《楚辞》《齐民要术》等名著，诸如苏轼、兰陵笑笑生、李渔、袁枚、曹雪芹等古代名家，到现当代的梁实秋、汪曾祺、金庸、陆文夫、唐鲁孙、蔡澜、陈晓卿、胡竹峰、刘学刚等作家，其都有读之口舌生津的美食文学佳作。直至写出《北鸢》《朱雀》《瓦猫》等一批叫好叫座的小说后，当代青年作家葛亮历时六年，捧出一卷四十余万字，反映自民国年间到20世纪80年代半个多世纪的大时代变迁背景下，以两代厨师荣贻生与陈五举师徒成长印记为核心的家国故事。在该书中，美食文化与戏曲文化交相辉映，大时代背景与历史人物闪烁其间，小说人物与今天的“我们”常常时空对话，多变的艺术手法，让该书如闻戏曲绕梁三日不绝，如尝上海本帮菜与岭南“一盅两件”的活色生香。正可谓，江南岭南风日好，世道味道总关情。

本书是以作者葛亮化名为“毛生”的名字，作为港大教授开展茶楼文化研究项目，而对荣贻生与陈五举师徒的采访及沿着师徒早年在粤港奋斗成长的轨迹而渐次展开。也就是说，即便是作者运用了小说人物，可熟悉葛亮履历的都知道，毛生就是葛亮，他在小说中处处透露的个人信息，仿佛也不再回避自我的身份，就像不需要“红楼索引”一般，无须刻意对照，他就差直接把毛生换成葛亮了。比如在“引首”里他直接交代了缘何进行茶楼文化研究项目的选题：“当初来香港读书，家族长辈为我接风，便在这家同钦楼。那也是我第一次领略‘一盅两件’。”而文中多次提到的诸如反映自己嘴刁，老家南京寄来的咸水鸭一吃就知道换了师傅云云，都在昭示葛亮与毛生的关系。

这种作者直接参与到小说当中的笔法自然是早已有之，近来最直接的篇目当属王蒙新发表的小说《霞满天》，王老先生在小说一开篇就直接让自己现身说法：“在王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一拨男女大学生从大街上走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替他们觉得焦躁：他们年纪这样大了，还在一堂一堂地上课、做作业、考试……”姑且允许我直接挪用《小说选刊》配发的吴俊教授的评论，他认为：“叙事之间也不安分，作家时常就会跳出来，议论抒情说理，插叙倒叙，多次阻断情节推进，小说叙事的危险在其中样样都犯。犯了常规竟只好说是独一无二的下不为例。这是王蒙小说的能耐。”恰如《红楼梦》中大量诗词曲赋的融入，恰如《战争与和平》中作者大量的独白抒情，《霞满天》中王蒙直接跳出来的拦截情节的洪流，犹如葛亮在《燕食记》里以采访者的姿态合适或不合适——当然，还都是合适地出来和荣贻生与陈五举对话一样，这些小说因为这些笔法的融入，不仅没有影响小说的流畅性，反而给予读者足够的思考空间，实现旧人与今人的时空对话，显得别开生面，拓展了小说的张力。

《燕食记》中，毛生身为港大学者，他开展这个茶文化研究项目是要依托大量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的。由于荣贻生年事已高，他不可能处处陪着毛生，只能是还算健朗的陈五举陪着他在粤港地区将当年两代师徒发生的具有大事记性质的重要节点地点一一前往打卡。小说就在犹如电影蒙太奇手法的一次次今昔对比中来回切换，不断给读者带来沧海桑田之感。陈五举一路陪着毛生按照当年师徒发展的轨迹行走，具体的人、建筑、事件自然是虚构不得，但由于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眼前的陈五举也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很多细节自然是难以一一细致对应正确，这便需要毛生多方查证予以证实才能够真实再现当年的正确场景。当然，这类创作依然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