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花城文学院协办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系列活动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在广州举行。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湾区文学”展开研讨，其中关于湾区文学的新质——“前沿性”的论述引发关注。

不少学者强调，“前沿性”是向前看、指向未来的文学，在写作题材上，多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最常见的是科技元素。广东，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当前科技创新的前沿。今天科技的发展在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渗透至文学艺术创作、人文学科研究、文化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不断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重塑我们关于未来的想象维度。

何谓“前沿性”？科技会给文学的创作、生产及传播带来哪些变化？文学作品如何才能更好地书写科技时代的现实图景？对此，羊城晚报采访了几位专家学者——

陈晓明（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把失败和在失败中又站起来的精神写出来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确实有很多新的发展，非常精彩。一大批作家都不断有新作涌现，包括魏微、葛亮、王威廉、蔡东等，他们的作品都有很多新的特点，表现出对生活更深的一种挖掘。

这种对生活更深的洞察，也可以视为大湾区文学新的特质——前沿性。大湾区文学的前沿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它天然的特质。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处在时代的前沿。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思想、行为、价值观念都起到引领的作用。

这种前沿性在文学艺术上的体现，不仅仅是新的表现手法或形式，更是一种奋斗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品格。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梁晓声的《人世间》，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现在我们大湾区确实缺一部《平凡的世界》，缺一部《人世间》，我相信这正在酝酿、形成。

这种前沿性还包含了对今天科技的敏感性。大湾区也处于中国科技创新的前沿，对科技创新的书写可能蕴含了文学新的可能性，但是目前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

20年前，我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当时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日本很多70后作家的作品中几乎都有写到科技，但中国作家居然一个都没有。这点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日本作家已经考虑科技对人生活的侵入以及人和科技所发生的关系，而当时的中国作家尚未涉及这个题材。中国最早的跟科技有点关系的小说还是刘震云写的《手机》，但作者没有从科技方面进行探索，这是比较遗憾的。

这种科技上的前沿性，我觉得广东作家是最有可为的，因为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一种最直接的科技生活。这里既有像华为、腾讯等大型科技企业，也有很多中小科技企业，都非常有创新能力，这些科技企业的发展历程中肯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精彩的故事，值得关注和书写。

当然，文学不只是歌颂，不只是写成功的，不只是写辉煌的，文学它要写活生生的人物，写人们奋斗和创造的过程，要把失败和在失败中又站起来的精神写出来。

当年最可爱的人在上甘岭，那么今天谁是最可爱的人？我觉得就大湾区而言应该出在广东深圳，不用把这些人物写得多么高大上，而是要写出他们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生与精神。

徐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走出“乡愁”羁绊，走向大都市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与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完全不同，它既是传统的，又是未来的；既是中国本土的，又有世界性；既有殖民文化，又有岭南文化、客家文化、移民文化等，甚至还有流放文化，它是在不断“杂交”过程中形成，为中国作家的书写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富矿。

大湾区文学资源禀赋天成，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新高地，占据很大的优势。大湾区是前沿的，是现代的，又是历史的。尤其是它的现代性，和世界是完全接轨的。走进大湾区，特别是走进深圳这样的大都市，你能看到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创新，它是一个很高的坐标。

大湾区的工业、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世界水平相比最多只有一年的差距，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远远超越。强势的工业和科技发展，一定要伴随强势的话语权，希望我们的大湾区乃至中国文学界，在强势经济的环境下，能够推出更多向世界有力发声的作品。

很多中国作家太熟悉乡村中国，还停留在书写炊烟袅袅的乡愁。这需要作家转型，从自己熟悉的乡村小巷、小城市走向国际大都市，走进像深圳这样创造了中国奇迹的大都市中，走到创业者中。当代有追求的作家应该跟大湾区的发展、命运同频共振。

湾区文学的书写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所熟悉的打工仔，也要关注那些受过很好的学术教育，在华为、腾讯、科大讯飞、比亚迪等大企业里从事国际一流科学创新、创造的年轻人，体验这些人的科技生活、文化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学会用他们的语言、生活方式、思考方式来书写中国文学。

所以中国的作家一定要走出自己心灵的羁绊，与国际高度融合接轨。如果我们的文学与居于世界前沿的大湾区失之交臂，这不单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遗憾，也是我们大湾区乃至中国作家的遗憾。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

岭南作家要有“从我开始”的胆量

比起“前沿性”，我更喜欢用“前瞻性”这个词。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优势不在过去，而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应该具有未来主义的品质。

艺术要有一些开新的气魄。最近中国的科幻文学开始热起来，也开始有了影响，刘慈欣的书在美国就销量巨大，这让美国人认识到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面。由此我想到，把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要有未来和前瞻的眼界。

岭南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在于1840年以后的现代文化，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是领风骚的。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就是现代文化，这才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只有通过强调现代文化，才能真正把岭南文化做得有特色，做得与众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要有新气象，也不妨从岭南的现代文化中找寻资源。重点不是追忆、回望，而是面对现在和未来。

如何站稳当下，处理好当下的复杂经验，并且通过当下的复杂经验看到某种正在到来的文学样式或文学气息，这是岭南作家要重点着力思考的问题。就岭南文学而言，缺少一种领风骚的气场和气魄，很少能够有一种“从我开始”的胆略，去创造新的写作方式或者文学样式，这是我们当下要面对的极大困境。

像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文化来到这块土地，这种经验的跨度，是可以激荡出很多新的东西的，写好了这个，可以说就能写好真正的中国故事。广东其实已经有了非常丰富驳杂且充满生机的生活样态，但是作家并不是有经验就能写出好作品，你用什么角度进入，用什么思想来统摄和引领，这才是真正体现一个作家处理经验的实力所在。

但是很多人对时代的理解还是非常表面的。所以希望作家可以沉潜下来，沉思、咀嚼、琢磨、钻进去，要抓住这个时代的核心，思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配和影响着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的内在的变化。

张燕玲（《南方文坛》杂志原主编）：

科幻题材为新南方写作注入新的可能性

在“新南方写作”的实践中，近期涌现的融汇湾区前沿科技与南方生活想象的科幻作品，如陈崇正、王威廉的系列科幻小说，他们为新南方写作注入了新的文学元素和可能性。

陈崇正继《悬浮术》之后的《美人城手记》，就是植根潮汕平原与科技岭南，有丰富的时代气质和美学形态，文学性和科幻融合，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举，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寓言性科幻小说。他以宏大的艺术野心，独自在潮汕平原忧心忡忡地推演湾区的最新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对未来人类与社会的改变。

这个南方故事深潜着一种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充满活力和思想重量。犹如诺兰影片《奥本海默》所呈现的景象，当奥本海默按下原子弹按钮，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小说把湾区时代最新科技如智能躯体、AI生命、硅基生命、梦境买卖，尤其大湾区特有的程序员、高仿工艺，以及自由贸易精神等，与本土的潮汕文化高度融合，并以科幻小说中不常见的细腻，甚至有些抒情的笔致，虚拟现实美人城里的故事，告诉读者新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动摇了人的概念。

早在百年前，梁启超、鲁迅等大家就翻译或者写过科幻小说，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布道者。《美人城手记》对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哲学思考与文学想象，充满艺术活力和思想重量。可以说这个南方寓言为新南方写作注入新的时代命题和文学可能性，令我们感受到科幻小说的艺术魅力及创作难度。

当下科技的飞速发展有巨量的新知识需要学习，这对科幻文学是一种挑战，文学想象不仅要对科技现实有足够的观察，“还需要回到现代文学中的启蒙传统、回到当代中国的现场”，可见，新南方写作是一种扎根生活，厚植中华文化根脉和世界视野的美学多样化写作，它既是地方性的文学想象，也是世界性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