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力斌：我并不认为生态散文在文学中就具有天然的优先性，我更看重的，是我们在自然生态散文中需表现和融入怎样的人文思想和现代关怀，这恐怕才是生态散文真正的价值，也就是说，应该追求与梭罗、陶渊明、王维不一样的东西，而这个正是你的散文提供的东西，我特别想探讨这方面的线索。

杨文丰：欲使生态散文表现和融入人文思想、现代关怀，首先作家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须有独特、深入的体认——这犹同相爱之人总得相知，要求作家须是一个有生态思想、忧患心、怜悯心的善良人，是深爱大自然，有人文关怀能力的人。

假如人类继续畸形依恋科技，持续人文失衡，亢奋过度，深陷“纵欲”，那么，在祸害自然的同时，还将进一步反噬己身。现代人与梭罗、陶渊明、王维在看待自然上已然不同，主要是当今世界，科技已似洪水一样冲击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人对自然的认识已史无前例，“占有”能力更大，对自然的情感也已复杂得多，这些，也必然导致生态作品中的认知应与前人有所不同——很显然，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品须增加科学背景下的人文思考，须注重对“科技神”的全面认识，既表现自然的大美，抒写自然的内在规律、永恒性及“父性、母性”，也要忧患人类在享受科技成果之同时，科技亦在异化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问题。因而，我期望生态散文中体现的人文思想和现代关怀，至少须产生这样的效应：可促进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敬畏自然，站对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呵护自然，自觉降低个人对自然的“占有度”，将个人理想从类同于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调整为追求“科学诗意的栖居”。

在《北京文学》发表的系列自然笔记中，我对这些问题，做过一些探索，我提出了空气伦理、宏观敬畏和微观敬畏、生态位、“小共生”与“整体共生”“生态人”“如何做‘人’”等理念。我追求尽可能地增大生态散文的“思想量”。

2005年发表《海殇后的沉思》，在文中我提出：“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母性委实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态。父性则是大自然的威严、金刚怒目、大自然的失衡态或非正常态、‘不平则鸣’态，是大自然的怒气冲天与角力搏击。” 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现该由“旧敬畏”转而建立“新敬畏”，“新敬畏是一种复合型的敬畏，是人类对自然之‘灵’——自然万物的科学本质和规律，对沧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顺应的敬畏；是能通过预警机制，自觉避让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将技术的阴影扫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对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是使当前日薄西山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能日益走向和谐的敬畏；是理应上升到宗教层面的敬畏……”

瑞士瓦尔斯有座洞穴式温泉，是建筑大师祖默托获建筑诺奖的代表性作品，在该温泉泡浴过后不久，我领悟这座被建筑人视为建筑圣殿的洞穴温泉，不就似人类母亲子宫内的羊水吗？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境界、最佳模式不就似“子宫式生态圣殿”吗？其所蕴含的孕育、温暖、互赖、包容、仁爱、感恩、敬畏、孝敬自然（母亲）等美好内涵，恐比“土地道德”观更具生动性、生长性和持续性，或许更具科学性。

师力斌：确实，生态散文不止于会让读者感受自然的美妙和神秘，而表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表现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认识和敬畏自然，保护和爱护自然，促进生态平衡，这些都是生态散文该共有的，但你的生态散文，却自觉地探索并提出生态伦理思想，呈现出真正的地球村理念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然而，生态观应该不全如诗歌灵感般产生，我以为至少会与作家直面生态问题有关。

牛顿从提出苹果为什么会落地这个问题，进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许多都肇始于发现问题，这说明，提出问题、直面问题，有时会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你的散文其中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冲着问题来写的，不是一味空洞地赞美自然，而是为了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甚至是思考难题，解决难题，这非常可贵。

杨文丰：这与我的生态写作观有关，我认为生态散文是蕴含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的作品，或者说是属于直面生态问题的审美文类。

生态问题分两种，一种是非人为的生态问题，如恐龙的灭绝也是生态问题，但当时人类还未诞生；另一种是人为的生态问题，即工业革命以来，人对自然之“作为”导致的生态问题。在上古的农业社会，古人很少受到人为生态问题的干扰，并没有普遍苦于生态问题。

古人吟咏的自然物，即便至美如王维的诗句，也只能是自然写作。自然写作的极致之美，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古诗词。汉语的象形性与基于形神的自然美有着天然的契合。自然写作主要表现自然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工业革命之前比较适合搞自然文学，当自然生态出现污染——生态问题多起来以后，你赞美的自然已是一个“病自然”，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病盆景》，曾将地球视作一个硕大的“病盆景”。我不太理解，病态的自然、病态的美，已似一个病人，你还能纯粹地、轻轻松松地赞美吗？——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如此的赞美，与赞美一位病人是如此之美，多少教人有些难受，甚至有些滑稽。

所以我认为，没有生态问题，就不可能有生态写作的出现。从文学史看，生态文学的经典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无不是直对生态问题，都是由于生态问题的触发。

自然文学向生态文学“进化”，既是文学的发展、进步，也是自然和人类的紫色无奈和悲哀。

生态写作已是对自然写作的超越，生态写作的范围也远大于自然写作，是大可以进入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写作，生态写作具有广阔的创新可能性，生态写作因其生态思想理念之新，以及时代性、急迫性和融入前无古人的属于当代最先进、最美好的生态思想，具有先锋性。

在生态写作中，问题的表达自然须是审美的，能给人力量的。紫色的忧患也是一种力量。最有力量的生态散文写作，应是问题式的、思想家式的审美写作。生态危机四伏的地球村，呼唤作家们担当起使命。

师力斌：问题式的、思想家式的审美写作，我欣赏这个观点，鲁迅就是抱着改造国民性来写的。好作家一定也是思想家。你推崇爱默生的“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之说。忧患自然生态的忧患必然是大忧患，是心系人类命运的忧患。陈忠实先生对你的《病盆景》也曾有过类似的评价：“通过对病盆景所蕴含的病文化的深刻批判，直指人心之病，人性之病。笔锋凌厉，笔端多味。” 生态散文是否都有必要、有责任表现批判精神？这值得探究，而且，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需要艺术地处理。

杨文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中国人自古就有深重的忧患意识。忧患，源于真善美未能得到应有的待遇乃至被戕害而致的忧虑情感，在生态问题深重的尘世，忧患，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警惕，一种责任，还关涉图强的决心和勇气。批判精神面对的只能是负面的东西，是理性，是人必须持有的原则和立场。

作家写生态散文，直面生态问题，总要表达好恶臧否，批判精神难于缺失，而且，对恶化生态的行为，你也难于听之任之，批判精神总会诉诸笔墨。当然，对物事的批判须以生态平衡为标尺，有的批判是宽泛的，有的则比较具体。

批判须基于研究和认识。忧患其实是产生批判精神、产生思想的动力；最好的批判多是对忧患的回应。忧患与批判精神，都属生命体验，最适合通过追问和感兴表达。在当代作家中，孙犁先生最倡扬也最擅长感兴，他小说和散文中的感兴，情义深重，回味无穷。

如果说批判是“破”，那么“立”，即是作家在作品中提出的“真”。一般散文不一定写多少思想，可生态散文却断断得要表达作者的思想，作家应表达对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个性认识和审美思考，还要将文化因素和生命体验融灌其中。生态文学没有作家的思想，就无法挺起脊梁，充其量只是模式化的“流水线产品”。当然，在生态散文里提出的思想，还须有情感的温度。生态散文不可以忽略情感的力量。忧患的情感力量，可增强生态散文的抒情性，强化审美效应。

师主编左手写诗右手擅诗歌批评，研究杜甫与新诗的关系成就有目共睹，卓然一家，不久前出版了专著《杜甫与新诗》，杜甫的忧患与当今的生态忧患和批判意识，应有相通之处。

师力斌：杜甫被称为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影响深远，英国人将之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BBC还为此拍了纪录片。我从他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启示，愿意尊他为我新诗写作的老师。同时，他对现代新诗、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觉得需要解放思想，重新研究，认真向他学习。杜甫向来以忧患知名，但他的忧患主要还是忧国忧民，他诗歌当中对于自然是没有忧患的，大自然对于他更多的是怀抱，是恩惠。而今则大不相同，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已经达到危险的地步，不能不忧患了，比如巨大的二氧化炭排放、温室效应、冰川融化、生物灭绝等，都对全人类构成严峻挑战。你的写作正是在系统思考这些问题。

而作为中国人，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还是有自己的方式。中外生态文学在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同样会有所差别，因为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这与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不同有关。

杨文丰：在认识自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东方文化背景的思维方式，更有长处。与西方文化强调逻辑和分析的思维方式不同，东方文化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对环境公正和社会责任的关注，强调整体性、综合性。中国文化倾向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具有“圆镜式思维”，注重整体感悟，《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教人敬畏，认同人与自然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也倡行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共处。

西方文化注重分析思维，是敲碎圆镜的“分析碎片式思维”，视人与自然各自独立，《圣经》说神造出了人，并让人管理鱼、鸟、牲畜以及地上的一切昆虫，还将遍地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有核的果子，统统赐给人类作食物，这等于人对于自然万物具有掌控和改造的权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抗和征服的关系。如此而观，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适合生态文学创作。

师力斌：现在写自然美的散文不少，而你赞美自然也是与众不同的。你思考的尺度和境界是大的。

杨文丰：如果生态散文仅仅停留在对一座山、一条河、一个湖的摹写和赞美，对生态伦理的抒写乏善可陈，没有思想量的“增量”，是断然不够的。表达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对自然的爱，揭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影响，警示人类须呵护自然环境，以调准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和角色，呼吁对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有责任和担当等等，我认为都属于生态散文表现的范畴。

在前面我说及生态散文创作至少会涉及五个层面，对这五个层面，如果能够较深入地思考，无论是思想还是审美，都关涉全人类。我追求“大生态散文写作”，大生态散文涉及的“三态”问题，相互契合，都与人类紧密相连，都是人类共同面对或沉湎其中的问题。如果不能从人类共同面对问题的视角加以审视，我想，再怎么写，也只能写成小生态散文。当下，全球性物种灭绝、核污染等均属“三态”问题，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师力斌：生态恶化已成为全球面对的问题，忧患我们面对的全球性的问题，是生态散文视野广阔的地方。你的散文明显有地球村意识，这与你曾读气象类专业，该有内在联系，大气环流，寒潮季风，也是全球尺度的。

杨文丰：生态散文反映的生态问题，不受地域限制，在地球上有共通性、普遍性，生态散文提供的思考，对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可能产生启示。大的生态问题，其全球性更明显，比如大气污染，就无法局限在哪一个国，空气覆盖在地球表面，总要流动，即便珊瑚白化，主因是碳排放，也是全球面对的生态问题。生态散文的内容表现出全球性，是由面对问题的特质所决定的，这是紫色的无奈，一种“苦缘”。

生态散文的全球性，其实也是由生态文学的特质决定的。2000年我发表过《论生态文学的特质》，提出生态文学具有文学性、表现自然性、生态意识性、立体视角与多元文化性、永恒性和全球性这些特质，至于生态文学的“全球性”，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体现：一是生态文学表现的疆域是全球性的。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生态文学面对全世界，拥抱的是整个地球和人类，地球村有多大生态文学的疆域就有多大，甚至可以超出地球村而出现太空生态文学。因而可以认为，生态文学已是这个地球上最广袤、内涵最丰厚、最有无限可能性的文学；二是生态文学所关注的问题都与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存有关，是全人类共虑的问题；三是生态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逻辑上讲也属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全人类所共同拥有。

生态散文的全球性，离不开作家的地球村意识，这里会顾及两个要素：一是视角，也就是要有全球性视角，另一个是选材的尺度，因为题材的尺度将制约思维，而大选材的思维尺度、空间尺度，较容易涉及全球性。如果作家有地球村意识，那么，表现在作品中的忧患、抒写、诘问和批判相应也多会是大尺度的。有地球村意识，有大视角，大视野，也比较利于写大生态散文，作品中的我也更易臻入“大我”。大生态散文与小生态散文之所以不可同日而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思考尺度。

我很幸运，1978年考入了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农业气象学专业，现在回看，在母校我手绘天气图，做天气预报实习，上专业课，面对的天气图，多是横跨东西方展示南北半球的，老师指点风云，所讲述的大气对地球的包容、大气运动的波诡云谲、雨带在地球上有规律的移动，这些，本身就是全球尺度的，这些学习经历，潜移默化，想来会涵养我的写作视域和观察尺度。

师力斌：你2009年获得《散文选刊》首届华文最佳散文奖的生态散文《病盆景》，思想性、科学性、生态性、问题性兼具，该文还将地球村“升华”为一个硕大的“病盆景”，《病盆景》无疑是象征的，多义的，我认为这应该是你创立的文学意象，因为其可以涵盖你的系列生态散文内涵，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创造出表征自己作品风格的文学意象，国内的生态文学创作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而以你的创作和观察，你对当前国内生态散文创作存在哪些问题，必然有自己的看法，对国内的生态写作也会有自己的期待。

杨文丰：个人认为，当前国内的生态散文创作，整体而观，审美性和思想深度还远不够，对自然散文与生态散文的区分也还存在误区，不少作家、批评家对生态散文文体功能的认识，尚有待加深。生态散文是需要反思、忧患、自我审视和承载批判省思的文体，如何最大程度地挖掘题材元素的审美潜力，如何让作品的内涵和意义达到最大化，如何探索并写出自己的散文哲学，等等，这些值得我们认真探索。散文是除诗之外最注重情感表达的文体，即便是情感表达的力度、浓度和深度，也仍值得深入的研究和把握，这其间离不开科学精神——当今这个时代，科学精神并未过时。

中国的生态文学，显然需要有鲜明的“中国风格”，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而该如何建构中国风格的生态散文？这里关涉传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而在当下，我们还需要思考科技如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挑战、新机遇、新思路，比如会如何迭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作家，我们还需思考如何借助技术之力更好地关注和审美表达“三态”问题。

“生命共同体意识，是今日文学最具先锋精神的思想根柢”（施战军：《生态文学兴盛的时代到来》），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仍在危及人类，生态写作已成最具现代性的写作，生态学庶几成显学，所以，有理由相信生态写作将成为最具当代性的先锋写作。如此的前景，将对从事生态写作的我们，提出更高要求，比如生态作家须日渐使自己成为“生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