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年夏，萧殷在暨南大学整理出版《萧殷自选集》

文 / 黄树森 于爱成

萧殷，广东龙川人，原名郑文生，笔名萧英。作家，文学评论家。广东文艺评论工作开拓者，《文艺报》创办人之一。1938年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曾任《新华日报》编委、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石家庄日报》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文艺报》编委，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暨南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广东省文联、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作品》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第一至三届理事。一生主要从事报刊编辑、文艺教学、文艺理论研究，对培养青年作家不遗余力。出版著作有小说散文集《月夜》，评论集《论文艺的真实性》《给文艺爱好者》《谈写作》《鳞爪集》《习艺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给文学青年》《萧殷文学评论集》和《萧殷自选集》等。

01.萧殷前半生的三个节点

1915年8月16日，萧殷出生于广东省龙川县佗城竹园里，原名郑文生。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当店员的哥哥和学校的教师帮助，于1932年在龙川中学读完初中。初中毕业后在小学担任教员，业余从事写作。1934年，处女作《疯子》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此后数年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香港报纸《珠江日报》副刊等共发表反映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小说30余篇，分别使用萧英、何远、黎政等笔名。1936年8月，与赖少其、杜埃、楼栖等一批进步青年汇集到白云山麓黄婆洞，酝酿成立“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并公开发表成立宣言。1936年12月，与赖少其等逃亡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防护团”，任战地记者。1937年，从上海撤退到武汉，参加范长江等组织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编辑机关刊物《新闻记者》月刊。1938年8月，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8年10月17日，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延安记者协会工作，后在中央党校任文艺研究员。

萧殷于1939年开始进入报社工作，先后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兼特派记者、《晋察冀日报》编委兼副主编。后于1946年在北平编辑《解放三日刊》，兼任新华社北平分社采访部主任。1948年，任《石家庄日报》副总编。1950年1月至1952年1月，任《文艺报》主编。1953年上半年，与陈涌共同负责《人民文学》编辑部全部工作。1953年，中国作家协会创办《文艺学习》月刊，指导青年人阅读和写作，萧殷任该刊编委。1962年1月，广东省作协《作品》杂志复刊（新一卷第一期），萧殷任主编。

正是从25岁开始作为人生的第一个节点，萧殷作为教员、记者、编辑、作家的混合身份开始确立。

1947年4月，萧殷调到华北联大文学系任教，负责讲授《创作方法论》等创作技法课程，重点讲解典型论，由此也确立了他的文学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定位。后于1950年1月至1952年1月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校外辅导老师。1955年，任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副所长。1958年9月由北京借调至暨南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可以说，他的职业和事业框架，在32岁时基本已经圈定范围。32岁是其人生的第二个节点。

辅导创作、指导创作、教授创作方法、负责中国作协的培训机构并完善培训机制，可见萧殷也是中国探索作家培养机制和体系的先驱，无论是作协体制还是学院体制，都从他这里受益良多。从讲义的编写、写作理论的探索，到课程的讲授、文学教育教材的编写，到自己作为一个理论批评家和编辑家，对创作论的研究，都体现了萧殷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卓越贡献和奠基作用。 

△ 萧殷著《谈写作》，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作为一位创作与理论兼擅的“大师型”评论家，萧殷文章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符合创作实际，成了青年作者最适时的创作辅导教材。从1947年到华北联大讲授《创作方法论》起，萧殷一直在研究文学创作规律问题，其中论述题材和主题的文章，涉及创作中非自觉性的复杂现象，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极少有人碰过的“禁区”。即使有人偶尔涉及，也是当反面例子举，而不像萧殷从正面肯定作家“不自觉地反映生活的真理”这一现象。他的写作论、创作论，一贯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20世纪60年代初，他深感庸俗社会学在广东盛行，因而发起和主持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关于于逢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表现了力挽狂澜的勇气。大讨论探讨的是理论问题，更是创作问题，是创作论，也是文学本体论，因此既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也具有对现实创作的巨大指导意义。

1947年，他在《冀中导报》编发作为学生的徐光耀处女作小说《周玉章》并加按语推介，开始展现他对年轻作者的热心关注和指导扶持。这是他一生扶持指导若干青年作者的一个起点，初步体现了他识才爱才惜才育才，愿做人梯愿做嫁衣，甘心奉献孜孜不倦培育新人的宝贵品质和高尚情怀。

正如萧殷夫人陶萍在《萧殷文学书简·后记》中说到的，萧殷“在40余年的工作中，曾经担任过八个报刊编辑”“为编辑部写给文学青年的复信不计其数”“大约用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看稿子写复信”。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三分之二的时间”之外，萧殷还要承担对青年学生和作者的教课授业工作。正是以这样多渠道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方式，从多个方面、不同层面全面深入而脚踏实地介入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事业和精神生活，用自己的文学知识和写作知识手把手地开启了一代代文学新人的文学之门。仅就广东而言，跟萧殷有师生之谊的知名作家、评论家就有陈国凯、饶芃子、黄树森、黄伟宗、易准、吕雷、程贤章、黄培亮、沈仁康、蔡运桂、谢望新、李钟声、谭日超、钟永华等，受到萧殷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培养的作家、评论家以及文学作者更是不计其数。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萧殷出席会议并担任会务工作。随后，被分配至刚刚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协前身）工作。萧殷从此进入作协系统工作。他的后半生因此与作协、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作协系统（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领导力量。 

1949年是萧殷一个新的、也是人生的第三个节点。当年12月，萧殷发表《作品的感染力》一文，发出自己的文学见解和关于艺术形象的理论主张——何为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为何？提出的问题，既关创作论，也关本体论。对于创作规律，他视为底线，毕生坚持，鲜有含糊。

王蒙在怀念萧殷的文章中说，萧殷在同他的一次谈话中涉及一位被批判的作家，萧殷说：“我向来是实事求是的。那位作家说过什么话，我听见了……有的人，一会儿说是问题严重，一会儿又说是没问题，把什么都否定了……这种人真是品质成问题！”可见，萧殷之所以能够坚持己见，并不是趁一时之愤，而是有着自己一以贯之的思想作为根基的。对一部作品有不同的看法今天看来完全是正常的现象，但在当时那种政治背景下，萧殷能作出那样的批评和判断，充分表现出一种严肃较真的学术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无可讳言，萧殷毕竟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语境和所处的工作位置，从而做出并不是自己认可的工作性质的理论呼吁。比如，他写于1951年的《论“赶任务”》一文，就是一篇为配合中心工作做辩护的文章，此文提倡文艺为中心工作服务，否认了文学的多种功能。

我们不妨看看也是在《论“赶任务”》同期萧殷所写的文章，比如，《论艺术的真实》。该文谈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既批判机械论（机械地描摹生活中的实有现象）、爬行论（爬行的经验主义者），也批判“机械的集中”和“数学家法式的集中”，因为“离开了具体的社会环境，人物的性格就无法捉摸。离开了一定历史的（阶级的）矛盾及其发展的真实状态去表现某种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萧殷明确提出，艺术形象的创造，只能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渠道来实现。

萧殷在《萧殷自选集》自序中，曾对自己从事数十年文学理论批评做出如下总结性评价：“尽管在不同时期，创作中出现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不同，但都是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在真实性、思想性同艺术性的关系上，在人物、环境和情节的关系上等脱离了正轨。因而，这30多年来，我也就是针对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反反复复地阐述这些基本规律。如此‘炒冷饭’的活动，连我自己也感到味同嚼蜡。但以这30多年不同时期所写的文章看来，特别是对形象创造的规律，其基本观点始终保持着一致；当然不能说在大风大浪中，自己晕眩，好在晕头转向不久，能很快地醒悟过来，避免了踏上错误的岔道，这是值得庆幸的。”这段夫子自道，正也道出了萧殷文学批评理论实践的自主性、自律性、现实针对性和不妥协的底线思维。

02.萧殷的后半生和广东文坛“黄金十年”

1960年是一个重要年头，是萧殷人生的第四个节点，同时也是广东文坛的一个新起点。这一年，萧殷回到了广东。先是夏天下放到故乡龙川体验生活，创作长篇小说，然后于当年11月当选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从此深刻介入了广东的文学进程，浓墨重彩地进入了广东文学史的叙事时空。

黄伟宗说:“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广东文学有两度辉煌时期:一是20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期，主要是1959年至1963年的五年间;二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期，主要是1978年至1982年的五年间。”广东文坛这两个“五年”的辉煌，黄伟宗认为萧殷是“领军人物之一”。这样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领域广东文坛在两个“五年”期间的双翼齐飞、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离不开萧殷作为作家协会当家人的策划组织、作为《作品》杂志主办人的阵地建设、作为理论家编辑家教育家的推介引导，称萧殷为两个“五年”广东文坛的灵魂和核心，并不为过。

第一个“五年”，实际上应该从萧殷1960年当选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到1964年作关于戏剧创作的报告提出出生干剥削阶级的人物(包括知识分子)也能在舞台上成为正面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时期。这期间，萧殷正式从中国作家协会调任广东省作协，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兼任《作品》月刊主编，主管《羊城晚报》文艺评论版。五年间，他以《作品》和《羊城晚报》为主要阵地，创作与批评两管齐下、两相兼顾，推动了创作和批评的齐头并进。同时创造性探索文学评奖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早在1962年就由《羊城晚报》创办《花地》优秀作品评奖，当时全国文艺界的奖项只有《大众电影》刚开始举办的优秀影片“百花奖”，由报刊举办的文学作品评奖，《花地》为全国首创。评奖委员会由前辈名家组成，获奖作品由名家撰写文章分析长处短处，起到很好的示范和辅导作用，陈国凯、杨干华、程贤章、唐瑜、余松岩、谭日超等就是通过获奖正式步入文坛的。当然，这五年最引人注目且已被写进各种当代文学史的事件，就是萧殷组织开展了对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对文学创作上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倾向进行了理论清理和严肃辨析。

关于《金沙洲》的讨论，是1961年上半年在《羊城晚报》文艺评论版上开展的。据同年《文艺报》发表该报记者所作的《一次引人深思的讨论》报道，这次讨论在《羊城晚报》发表评论和读者来信24篇，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一、怎样理解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也即艺术典型如何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反映一定时代的特征。争论中实际上接触到是否“一个阶级在一个历史时期只有一个典型”的问题。二、分析文艺作品时，是以固定的政治概念拿到复杂的文艺现象上去硬套，还是按生活的真实，尊重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文艺作品究竟怎样反映时代的本质和主流。

这场由萧殷主持的大讨论，最后以连续发表广东省作协文艺理论组(包括易准、曾敏之、黄树森)写的《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艺术构思和作品效果为什么会脱节》《文艺批评的歧路》等文章结束。同年第8期《文艺报》转载了《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全文。这场讨论以深刻而系统的典型理论，批评了文艺批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同时又对文艺规律(主要是形象创造规律)进行了深入探索，是以文艺规律解决当时具体问题的批评实践。事后被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评述其价值和意义，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黄伟宗评价这场讨论为“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有队伍、有计划、有水平、有成效地进行文学评论活动”。

《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一文，比较充分地概括了萧殷对于典型形象这一概念内涵的看法。这篇文章虽然是钍对《金沙洲》的讨论而写的，但理论色彩却一分突出，首先批评了当时讨论典型问题的几种倾向：一是把艺术典型仅仅归结为社会的阶级的本质特征，而丢掉了典型的个性特征;一是把艺术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看成数学的总和，两者只有外在的联系，而不是有机的统一体;三是把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割裂开来，离开了典型环境而孤立地分析人物性格，或者以生活的主流来硬套作品中的典型环境，把典型环境抽象化和简单化，结果也和前者一样，抽空了作品的典型环境的具体内容，使人物性格游离干环境之外。这样他就为建构自己关于典型理论确立了一个展开论争的对立面。批评典型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并不是萧殷的目的，他的目的在干通过对那些不正确的观点的批评来确立自己的典型问题的观点。在萧殷看来，典型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所谓“熟悉的陌生人”，即“使读者感到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萧殷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看法，那是因为他认为“文学艺术总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的。所谓个别，就是具体的典型形象。只有通过具体的、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才能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社会(阶级)的本质和规律”。在这里，萧殷坚持了对于典型形象来说极为重要的两个方面或两极:一是具体的、鲜明的个性；二是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或者阶级的本质和规律。

这场讨论，也是萧殷典型理论的一次总张目、总表述。在萧殷的文学理论主张中，典型理论也是他的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一个枢纽。萧殷视典型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问题、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写出了《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事件的个别性与艺术的典型性》《脱离典型环境去追求性格，行吗?》《关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谈谈人物的个性化》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他对典型问题的看法。同时，他在参加有关长篇小说和多幕剧的讨论中也一再地阐明他对典型问题的主张，在回答青年作者的问题并指导他们创作时也不失时机地阐发典型理论问题。

当然，萧殷的典型理论关于典型形象要“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社会或者阶级的本质和规律”之说，可能会产生一定异议，但如果把问题置于当时具体的时代环境、政治气氛和学术背景之下考虑，这些异议其实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萧殷典型理论问题的障碍。其实，当时的萧殷从文艺规律出发，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典型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简单片面的理解都会使批评陷入错误。他特别强调艺术典型有着丰富的内容，认为典型不等于多数，也不等于主流，他希望文学创作中有理想人物的典型出现，但也看到了典型问题的复杂性，甚至指出对这个问题作全面系统的研究我们还没有这种能力，等等。因此，我们今天既要看到萧殷的文艺理论观点历久弥新的一面，也应该看到在当时政治气候下所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的探索勇气和敢于直言的科学精神。

第二个“五年”，是从1978年底组织在顺德和广州召开文艺界座谈会，研究当前文艺形势、文艺战线的主要倾向，清理极“左”思潮干扰的祸害为标志，直到1983年他的去世。起先，尽管早在1971年就被安排主持刚恢复活动的广东省作协日常工作，任刚恢复原名的《作品》目刊主编，并兼任新成立的文艺评论委员会主任;1972年初冬，参加在清远举办的全省文艺创作学习班的辅导工作，明确提出反对“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但很快就被作为“文艺黑线回潮”而受到追查。正式揭开广东文坛文学复兴的序幕，要等到全面拨乱反正之后。

1978-1983年“五年”间，萧殷作为广东文坛的思想灵魂和组织核心，带头对“四人帮”文艺黑线及其余毒进行了全面批判和清理。1978年12月29日，《南方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一文，这是在全国最早否定“文艺黑线”论的文章，极大地推动和促进全国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此文由萧殷策划组织，黄树森执笔。在他的统领下，广东报刊在全国最早批判“三突出”“根本任务论”“文艺黑线专政论”“反写真人真事论”，清算“阴谋文艺”；在全国最早为《三家巷》《苦斗》《艺海拾贝》等被诬陷的作品及其作者平反;在全国最早发起关于爱情描写的讨论，“冲破禁区”；在全国最早发表陈国凯、孔捷生、吕雷等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作品；在全国最早恢复文艺团体组织及活动，召开创作座谈会，大胆邀请刚刚复出的周扬、夏衍、林默涵、张光年莅会发表讲话，并将他们的报告公开发表；此外，还率先倡导正常的批评，举办《开门红》《姻缘》《我应该怎么办》等“伤痕文学”的讨论，举办关于“歌颂与暴露”“向前看”的讨论，举办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创作方法多样化和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意识流”“朦胧诗”等问题的讨论；《作品》杂志还率先发表尚未完全“落实政策”的“右派”作家王蒙等的作品。以上种种举措，使广东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思想解放的渊薮和大本营，《作品》成为全国最受欢迎期刊之一，广东因此也被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称赞为“三个活跃”——思想活跃、创作活跃、组织活跃的地区。

需要特别点出的，还有萧殷对广东文艺理论批评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规划。他以身作则亲手铸造并深刻影响了广东的理论批评风气和学术精神，培养了广东两代文学评论家，构建了广东文艺批评的基本队伍，创办了广东省作协的理论研究部门，并于1983年创办中国第一份文艺理论月刊《当代文坛报》并拟亲自担任主编，因身体极度衰弱并于当年去世，《当代文坛报》的担子落到黄树森和易准身上，这份高峰期发行量达到130万份的刊物，1997年因故终刊，也成为广东文学批评“沦落”、队伍整体“溃散”的一个标志。

萧殷在《自选集》自序中，对文学评论、对创作与评论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表述：“我一向认为，无论是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史、中外文学批评史、中外作家作品研究、文学编辑工作、文学教学工作，以及文学领导工作等，尽管它们彼此的研究对象或工作性质很不相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为繁荣创作、发展创作效劳的，倘离开这最终的目的，这些工作就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文学评论，更是从作品或创作实践中引出来，又回过头去指导创作实践的。因此，文学评论工作直接关系到创作活动的盛衰，是创作活动最亲密的伙伴。"

03.现当代中国杰出知识者的一个样本 

1955年春，青年作者王蒙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萧也牧陪同下拜访萧殷，请求指正处女作《青春万岁》，萧殷肯定了这部作品，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将一本《与青年习作者谈创作》的小册子赠送给王蒙。1957年，《青春万岁》在出版社已经打好清样，但因为作者王蒙被划为“右派”分子，此书停止出版。萧殷直呼“可惜”，并一直保存着这本没有封面的清样。1982年2月，王蒙访美归来，途经香港，和某报记者谈话时说：“1954年，我把《青春万岁》第一稿交出来，说老实话，很不像样子，吴小武(即萧也牧)看后，请萧殷看，结果萧殷看了以后，非常重视，如果以中国过去的观点说，我的第一个恩师是萧殷，是萧殷发现了我的。”

萧殷肯定《青春之歌》、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辩护，体现了对王蒙的一种特别常识和认可。实际上，萧殷与王蒙的关系非常有象征意义，体现了一种精神上的共通。表面上是长辈对年轻人的呵护爱护保护和常识扶持，深层次则是一种精神的高度共振和惺惺相惜，意气相投。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青春之歌》，再到“文革”结束复出后王蒙第一个作品《最宝贵的》在萧殷主持的《作品》发表，从而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创作方法的一种轰动效应，并进而制造了当代文学的新风暴，既说明了萧殷的眼光和判断力，以及惊人的智彗高度，也说明了王蒙之于萧殷的重要性，萧殷实际上是看到了王蒙身上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代表性和可能性。实际上也是如此。一部当代文学史，如果将“文革”十年算作一段空白，分为“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90年代以来后新时期文学以及2000年后新世纪文学四个阶段的话，起码有两个阶段王蒙是其中的关键角色。

某种意义上讲，萧殷和王蒙外于同样的一种文学史境遇——他们其实都属于在当代文学中上不好轻易定义、不好简单安置的人物。他们都背负着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化的历史资源，并有着旺盛的创造活力，积极介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过程。无论萧殷还是王蒙，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形成和传统知识分子艰难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艰难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讲，萧殷和王蒙的身份和意识形态认同，更多源自一种正统传承，也出自一种理性精神的选择和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扬弃。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胡适、曾虚白到萧殷、王蒙，其实都具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可以进入政府，也可以回到专业岗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传统型参加社会治理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就一定没有公共性的坚持批评本位的独立知识分子重要。但萧殷和王蒙这类明白的“补天性”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推动之功和对民族国家的发展，反而可能是更切实有效的。

近现代以来，脱胎于传统士人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被迫转化，在三个领域内各自认领一方空间或两者兼备或在三者之间游刃有余，即或从政，或述学，或做文化批判，分别对应于政治人物、教授学者、媒体舆论家三种角色。但三者之间，实则也并不好截然分开，所以不过问社会政治的纯学者并不好找。从政或议政，其实才是近现代以来知识者的普遍命运。如原定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就先后创办了《新月》和《独立评论》，直接议政，发起人权问题、民权作用、对日外交方针、民主与独裁等一系列论争，直接影响当局的政治决策。政治家要求文学和学术为政治服务，这是必然逻辑；但有意思的是，中国学者自己反而对“脱离政治”的学术不太热心，即使从事这种研究也经常表达某种负罪感。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徘徊干政治与文学、学术之间的这种纠结，并非只是受制干近现代中国积贫积弱所引起的启蒙与救亡的冲突，更深刻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关于事功的“出世与入世”、道德的“器识与文章”、著述的“经世致用与雕虫小技”，都落脚于有用还是无用。作为知识分子的文人学者，如其作品无关世用、功用，往往引发创作者自己的于心不安。“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是传统十大夫和近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写照，是基因、遗传密码，是集体无意识。作为在政治人物、学者、媒体人三种身份兼具的一位人物，萧殷也兼备了政治敏感性与现实可操作性、原则性与灵活性、严谨性与规范性、独立思考与底线立场、传播力和影响力等几对相辅相成的重要特征。

这一点程文超看得准，在写于1994年的《令人颤栗的人生过程——萧殷的文学评论》一文中，这位天才的文学评论家表达了对萧殷这位前辈的深切理解和同情，并献上自己真诚而深切的敬意，文中说：“在无可回避的特定历史、文化过程中，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萧殷是杰出的，也是平凡的。重要的是，他思考过。他在思考中同祖国和人民一道，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思考，作为一个行动，是萧殷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完成。对他来说，这就够了。对我们来说，更是一笔宝贵财富。这笔财富给我们诸多启示。”

另一位学者傅修海的评论也深得我心，在《萧殷的批评态度》一文中，他对程文超的理解感同身受，“作为一个独树一帜的文论家，萧殷无疑是他那一代人的时代语境下的文学批评家的典型。我们不能用过于学术和学理层面的规范要求他，但我们可以怀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尽量贴近语境和心境，去聆听他的文学发现与体悟，去辨析他的理论洞见与智慧闪现，去感受他的点点滴滴的融入与掘进。如此，我们便可以在这个典型的时代语境下的文学思考者和批评家的文字中，感受到生长在实际革命层面的文学识见，体会艰难存留于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的文学情怀，进而理解他的真与美，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善。”

作为萧殷的弟子，萧殷常常批评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是问题，而是问号。萧殷常常敲打我们不要脱离实际，坐而论道，弃用公式化、概念化、违背艺术规律的批评处方。萧殷常常要求我们对每份退稿都要写评语，对作者和读者要谦虚谨慎，怀敬畏之心。我在1986年6月《当代文坛报》的《编后偶记》中曾写道:“斯人已逝，风范犹存。萧殷是非的分明，胸襟的坦荡，神韵的慈蔼，人格的正直，作风的平易，治学的严谨，我们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忘怀的。”

今年适值萧殷去世40周年，抚今忆昔，让人感慨万千，不禁生出今夕何夕之叹。这正是我们要追怀并确认萧殷之于现当代中国的独有意义，并在今天格外纪念并怀念萧殷先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