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生存的手段，不是人生的目的。”这句话印在《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书腰。该书于今年4月份出版，1个月后加印，目前销量超过4万册。正如新书宣传文案所述，这部非虚构作品集囊括了“一个‘底层’打工人的20年”。胡安焉记录了他所从事过的19份工作，有保安、面包店学徒、夜班拣货工人，还有便利店店员、网店工作人员、服装店导购……

一场新书分享活动上，主办方安排彭剑斌与胡安焉对谈。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彭剑斌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业务员，他乘坐长途巴士，经过贵州、浙江、广东的盘山公路，白天销售商品，晚上在廉价旅馆的床上写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集《寂静连绵的山脉》也于今年出版。

今年年初，“北漂”打工者范雨素推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久别重逢》，57岁的武汉体育学院保安李世伟推出长篇小说《村庄的大地》。3月，作家塞壬推出了新作《无尘车间》。该书是她深入工厂80天，真实记录下打工者生活的非虚构作品。4月，“外卖诗人”王计兵推出了新诗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这里有诗歌、散文，还有小说、纪实文学，几乎集齐了“打工文学”的主要文体。

这让人联想起10年前的盛况。2013年，《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阅读周报》发表头条文章《打工文学30余年蜕变：野百合也有春天》。那时，“打工文学”是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涌现出以郑小琼、王十月等为代表的一批“打工作家”。10年后，这股关于“打工文学”的热潮要回归了吗？

偶 然

在成为“打工作家”之前，胡安焉并不了解“打工文学”。2009年，他开始写小说，模仿过塞林格、卡佛、卡夫卡，写了几十万字。他把文章发表在网上，小说并不从工作取材，读者不多。直到2017年，他的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在豆瓣上获得关注，才获得出版机会。

新书出版后，有主办方安排胡安焉与王计兵、范雨素对谈。他提前查了资料，查完之后发现彼此的轨迹各不相同。

1988年，19岁的王计兵踏上远赴沈阳打工的列车，这一年他开始写作。因为2018年日杂店生意下滑，他开始送外卖。2019年，他的《白纸黑字》获得国际微诗大赛金奖。2022年，王计兵写的小诗《赶时间的人》在微博上发布，点击量超过2000万次。这是他写作30余年来第一次为大众所知。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成为“外卖诗人”之前，王计兵已经当了许多年诗人。

范雨素生于1973年，12岁在老家做乡村小学民办教师。如果她不离开老家，一直做下去，能转为正式教师。20岁时，她无法忍受乡村枯燥的日子，开始了“北漂”生活。2014年，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课，范雨素听了一年，开始写小说《久别重逢》。2017年，“正午故事”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我是范雨素》后，范雨素走红。

“只能说是巧合，对我也好，对王计兵也好，对范雨素也好，都是一个巧合。”胡安焉说，网络的普及的确让他这样的写作者有了被更多人了解的机会。

标 签

在新书分享会的海报上，对范雨素和胡安焉的介绍一致——打工人、写作者，并不是“打工作家”。在《人物》杂志的采访中，范雨素提到一场活动邀请，海报上要写“民间诗人”。她说：“可别这么写，写农民工行吗？”最后，海报上写了“《我是范雨素》的作者”。

这与范雨素的童年经历有关。她的大哥自小想当作家，导致她一听到作家、文学家这种字眼，就像起了湿疹一样害怕，感觉作家就是失败者的象征。范雨素只是想通过写作满足表达欲望，她从不觉得自己是作家，只是“撞大运了”。

胡安焉也不认为自己是“打工作家”，他只是写下了自己的工作经历。他的第二本书签了出版合同，还是以个人经历为主。接下来，他想回到小说写作上，内容不再围绕工作来写。

这并不是个例。

2010年，“打工文学”代表作家王十月凭借《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他将“打工作家”的标签比作身上的胎记，那是他写作的开始。对于这个标签，他不拒绝，也不主动拥抱。“标签”在划定一个清晰界限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作品。

十几年前，作家塞壬抗拒“打工作家”的标签，恨不能将“我写的不是打工文学”贴脑门上。她解释，自己没有打过一天工，写的是“漂泊文学”。2020年，塞壬选择进入工厂体验生活，是因为她感到“颓败、虚空、麻木”，灵魂日渐干枯。当她面对三位打工作家的作品时，丧失了共情能力，无法提笔写下推荐语。塞壬希望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找到生命之重。

20世纪80年代，一批又一批外来打工者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文学”浮出历史地表。在城市化进程中，兴起的“城市文学”扩大版图，“打工文学”像“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过渡地带”，处在被“城市文学”“收编”的夹缝中。

文 学

和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后，范雨素辞去了月薪6000元的育儿嫂工作，用半年时间专门写长篇。她在纸上写小说，几百万字写在稿纸上，摞起来有十几斤重。皮村文学小组的志愿者帮她把手写稿录入转成电子文档。“我写故我在！”范雨素认为，著述和繁衍是仅有的能对抗死亡的两种方式。她感谢互联网，它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写作，都能留下自己的文字，都能被看见。

1992年，王计兵在稿纸上写下20万字的小说手稿。在山东打工时，他每天晚上在纸上记录下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每完成一篇就念给工友听。念完后，王计兵随手把纸丢进灶台，第二天伙夫用这张纸引火。后来，家里买了电脑，王计兵就在QQ空间上写日志，因为不熟练电脑操作，也是为了节省打字时间，他的日志变得精简，有时只有几句话。这是他写诗的起点。

几十年来，文学长久地陪伴着王计兵，他对文学无话不说。文学是他心里最亲密的人，“每一次写作就像照一次镜子，都是我对自我的一次对话、审视和定位，她会不断地提醒我要做一个对话，不断地修正我的过失”。

“我应该做我喜欢和擅长的事，比如说写作。”胡安焉解释，他这么说，是相较于他在生意中那种糟糕的体验而言。写作对他来说更适合，它不需要与别人合作，不需要与客户打交道，不需要去交际。他可以独立完成，不断去磨炼、去提升。

与其他方式相比，写作是人们在生活中更容易获取的一种表达方式。正如“皮村文学小组”指导老师张慧瑜在《劳动者的星辰》序言里写的那样：“文学是相对低成本、廉价的文化媒介，每一位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劳动者只要掌握基本的文字能力就能创作文学，这使得新工人也有可能借用文学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

2023年7月7日下午，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颁奖活动在深圳市光明区文化馆举行。此次全国各地投稿共有572篇，最终产生小说、散文、诗歌三个类别的金奖各1名、银奖各2名、铜奖各3名，以及优秀奖各10名。如果把人生当作一场旅途，那么“打工文学”就像一个车站——总有人来到这里，有人会留下，有人会远行，也有人兜兜转转，离开后再度返回。

“打工文学”为什么有着长久的魅力？在豆瓣上，胡安焉文章下的一条评论或许可以回答。网友晓林777留言：“并不是作者打动了我，而是生活打动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