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春早，花树争发。3月25日下午，《陈晓明文集》新书发布会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学路径”学术研讨会在穗举办。

本书作者、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及来自省内外文学创作与评论界近30位专家，共聚花城，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地打造，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活动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广东人民出版社、《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花城文学院联合承办，与会的专家、学者就《陈晓明文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交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在致辞中表示，晓明教授长期保持英雄主义气质和浪漫主义情怀，他的文学批评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这在当代批评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这套文集以鲜明的全球视角，审视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过去与未来，怀着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书写中国文学史，展示了一名具有探索精神的学者所应有的学术勇气和历史胆识。”李敬泽说。

“对于学者来说，一生最重要的就是留下的文字可以完整地印刷出版，对我来说真是一生的安慰。”在活动尾声，陈晓明教授动情地表示，自己今年65岁了，曾担任过无数场研讨会嘉宾讨论别人的作品，这是生平第一次开自己的研讨会。

“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学者说了很多溢美之词，都是对我的鼓励和关爱，我非常地感动，觉得这辈子做了一件对得住自己的事情。做得好与不好，只能世人评说。但是我确实倾尽了全心做了我喜欢做的事情，无怨无悔。”陈晓明教授说。

同日上午，陈晓明教授受聘成为花城文学院联席院长，借此契机，南方+记者专访陈晓明教授。

南方+：陈老师好。祝贺您受聘为花城文学院联席院长。您和《花城》、和广州的渊源，是不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陈晓明：谢谢。是的，我和《花城》杂志的联系是很早以前了。80年代末期，那时《花城》的田瑛、文能都还年轻，到北京去找我约稿。我当时还在读博。我看到个统计，那会儿全国总共有不到500个博士，所以我们发文章不像现在博士这么困难——刊物也都很愿意发表我们的文章，觉得年轻有朝气，有新的想法，能发现新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跟中国的改革开放、跟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是联系一起的。《花城》追求文学创新，追求思想创新，所以我最早就应该是1989年在《花城》发过文章，2万多字长文。

说起来，我跟广州和广东的渊源确实非常深。2003年，我拿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第一届的年度文学评论家，是我年轻时最大的一个荣誉了。当时我才43岁，觉得自己蛮老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风华正茂。

回顾学术生涯：

不断给自己做加法

南方+：广东人民出版社要发布《陈晓明文集》。这套文集，对您的文学评论生涯和学术道路是一个回顾和展望，在大湾区的桥头堡来举办这次新书发布，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陈晓明：刚才还说自己40出头，那么今年我就64了，按我们南方人的算法，是65岁。联合国的划分，65岁就是老年了。我很惭愧，是觉得自己做的工作这么少。

我特别感激广东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真的，是怀着深深的感激。他们出我的文集，八卷本，每一卷都五六十万字，有的超过60万字，所以合起来有460多万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体量。

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其实我就是本着一个原则，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明白，人都讲究踏实和厚道。做人做事跟种地一样，少一锄头，地里庄稼就长不好。我从10岁跟父母到农村劳动，后来又去当知青，几乎所有的农活都会做。这种农村经历对我的学术生涯是起了非常大作用的，做过农民，你就知道必须实干，埋头苦干。

所以说，回首我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不敢说取得什么成绩，但是自己真是老老实实地下苦功。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如果讲开荒，可能我算挖得比较多的，起早贪黑，没有节假日，这么多年一心都在读书写作上。

后来我也有好多年做行政工作。比如跟谢冕老师负责北大的中国诗歌研究院，谢老师做院长，我做执行院长。承蒙谢老师器重，我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其实也蛮吃力的。后来我做北大中文系主任又做了将近5年。

这些都是我50到60岁时做的事。很多人50岁以后就做减法了，我还是有一点农民的品性，不断地在给自己做加法。60岁之后，我又在修订《中国大陆文学主潮》，原书60万字，修订之后又加了10多万字，这次也收录在这套文集中。

文学凝聚人心

引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想象

南方+：您是文学评论大家，著作等身，学养深厚，这次做花城文学院的联席院长，您会在未来文学院的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晓明：花城文学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尤其在广州这样的南方城市。花城文学院不单是广州的，也是岭南的，也是大湾区的，所以说非常有必要，意义非常大。

对于我来说，花城文学院是凝聚作家、评论家、读者、文学爱好者的地方。我用文学评论家这个概念，在西方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不是要批评，不是教育别人的意思，而是谈论最优秀的作品。文学也好，文化也好，它就是一个金字塔，底座要非常大，只有说你怀有对塔尖的向往，才能造就成金字塔。所以我想，文化是有这种结构和形态的。

花城文学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使我们的文化能够更加有建设性、更加适应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发展，我想，文学评论家应该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南方+：您是最早关注海外华语文学的评论家之一。在您的计划当中，会不会借着花城文学院的成立，做更多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引入，比如推动海内外华语文学的互动？

陈晓明：对，我想这是有必要的。疫情三年了，很多文化交往文化交流都遇到了阻碍，我们要一步步去重建起来。花城文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不只是邀请国内著名的作家评论家，我们来这里和大家来对话，来面对面地讨论问题，还应该有国际化的一种交流。

那么，我们可以先从大湾区做起，从港澳台的文化交流方面可以多做一些工作，对我们中华文化的认同、交流和沟通很有意义。我们应该有这种眼光和视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广州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重镇。

文学高质量发展

作家要更深地了解这个时代

南方+：广东各领域都在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那么，在文学领域，您觉得作家可以怎样去参与其中？

陈晓明：过去理解文学的高质量是一种个性化的创造，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文学、文明和社会的这种关系会更加密切。我觉得高质量发展的文学，应该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面应该很广的，文学品质非常高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恰恰需要我们的作家更深地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以及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不是口号，是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之上，文学的表现始终是个性化、情感化和形象化，你才会称之为文学。

在这个意义上，广东的作家在这方面有一种优势，这里原来就是改革开放的前列，现在也理所当然的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前沿，也应该培养出更多的一流的作家。我相信，花城文学院一步步地做，会见到成果。当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建设不是一两年就见成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南方+：近年来有一个概念，叫新南方写作。您出生在南方，又在北方生活多年，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有什么特别感触吗？

陈晓明：说起来很有意思，大概20多年前范小天在南京拍一部电影，请了黄蜀芹和我有一个对话。当时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新南方风格”。今天讲“新南方写作”，是在大湾区这样一个大背景底下，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可能时机也更成熟，基础也更雄厚，应该说期待也是更容易实现了。

其实在美国，就有南方哥特小说、南方风格。中国地大物博，南北方的特色其实非常鲜明，像革命年代，欧阳山的《三家巷》，南方风格非常鲜明，而北方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艺术水准在那个年代应该是写得最好的。他们分别代表了南北不同的风格，都可以诞生伟大的作品。

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地方性没有特别的重提。但是我觉得，地方性的特色，是文学中不可磨灭的一种印记，也是作家身上独有的一种气质，是非常可贵的元素。我觉得是应该保留的，应该去强调的。

文学写作风格，是自然而然地形成，才可能更好。我们可以作为一种话题来讨论，但是并不强求，对吧？比如说，北方的作家来到南方，南北交融之后又会出现一种新风格。

“新南方写作”可以作为一种话题，作为一种理论，但这不是我们的某种唯一的目标，只是可能在这样一个名称底下，有更丰富、更多样的东西出现。这是这个平台的一个作用。

南方+：这些年，有很多作家来到广东，有很多作品也都是岭南题材。您对广东的文学写作是一个怎样的评价？

陈晓明：我其实挺关注广东作家。像深圳的蔡东，雪漠在东莞，王威廉在广州，都是北方到南方的作家。他们身上就有南北交流的痕迹，不仅独特，也是多样。

在中国的南方，地域确实能培育你的生活感受，你的性格气质，反映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我们通常会用纤细、阴柔、情调、韵致、抒情等来表述南方，我想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有价值的，不应该被抹去。（来源：南方+  作者 黄楚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