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到来时天快要黑了。那时，我正在村口的沙地玩耍。

他们一行三人，都挑着担子，摇摇摆摆从我面前经过。担子蒙着浅色的纱布。这是外乡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要到哪里去，这个夜晚，他们又将住在谁家？在一点点暗下来的巷子，我好奇地跟在他们后面。深灰的暮色落在他们的肩上、厚厚的衣服上和那些担子的纱布上。清明已经过去，夏天就潜伏在地平线，在墙角，在枝头伸展开去的嫩叶上。春天像即将大败的军队，在挣扎，在做着无济于事的反抗。

他们突然停下来，站在我家门前的巷子里喊我父亲的名字。那软软的、陌生的普通话像弹弓射出的石子，击中了我。他们居然是到我家里来的。父亲走出来，一脸笑容地和他们说话，领着他们，边往里走边侧身说，跨过门槛要小心。

父亲怎么会认识他们？父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认识他们？父亲总是沉默，从不对我们讲述他的过去。那时，我总喜欢缠着父亲问这问那，但父亲只是笑笑。后来，我成了父亲，我才明白了，所有的过往都只是过往，只有当下才是可以触摸。一个普通人的历史，和另一个普通人没有两样，只是时间地点和名字的变化罢了。

我离他们更近了，我就紧挨着父亲。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奇特的声音，从箱子里传出来，“嗡嗡嗡，嗡嗡嗡”，像风箱的声音，像我们玩的陀螺旋转时发出的声音。那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我紧紧盯着他们的担子。他们小心翼翼跨过门槛，小心翼翼进到我家里面的一间空屋子，用手托住肩膀上的扁担，往上举，转身，然后，小心翼翼地放下担子。

我看到纱布上有黑色的东西在爬行，飞起来，又落下去。我往后退，有些紧张。一个人笑着对我说，不用怕，这是蜜蜂，不会蛰人的。

他们是养蜂人。

那天晚上，他们就住在我家的那间屋子里，和蜜蜂在一起。他们和父亲在聊天喝茶时，我好几次想从床上爬起来，去看看那些蜜蜂，看看蜜蜂们晚上睡不睡觉，看看蜜蜂们是怎么样睡觉的，但我还是忍住了。我怕蜜蜂蛰我。村里的小伙伴去捅马蜂窝，经常被马蜂蛰得头都肿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已经走了，父亲告诉我，养蜂人都是这样的，追着春天的脚步，四处行走，哪里有成片的花，哪里就一定会有养蜂人的身影。我喝了父亲为我冲泡的蜂蜜水，非常清甜，和糖水不一样。都甜，但糖水的味道重、浊，蜂蜜水的味道轻、清。我想，做一个养蜂人多好呀，不仅可以到处走，还可以经常喝蜂蜜。我在心中责怪自己睡得太沉了，不然，我一定会央求他们带上我，我愿意跟着他们一起去追逐春天的脚步。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可是，吃午饭的时候，父亲又领着他们进了家门。他们垂头丧气，心事重重的。我很纳闷，发生什么事情了。昨晚，他们和父亲在一起还有说有笑的，一个上午，就全变了。我问父亲，父亲没有回答我，只是说，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胡乱打听。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去海边那片荔枝树的路上，被公社的民兵抓住了，怀疑他们是搞破坏活动的坏人。民兵把他们带往公社，最后是我父亲和大队书记去做了一番解释，才把他们领回家的。

午饭后，他们挑着担子，走了。

口袋里的肉丁

上午第三节课中间，我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偷偷溜出了教室，跑到学校外面的水沟边撒尿。

事情刚做了一半，我看到木老师从学校里走出来，一紧张，尿都撒在裤子上。那是过年时刚缝的新衣服。这一年，我就只有这条新裤子了。我长高了，这裤子还要给弟弟穿。我急得想哭，木老师在叫我。我听到了，但我没有理他。我不喜欢他。

木老师教我们语文，一年级是他教，现在二年级还是他教。每次上课，总是要叫我读课文、回答问题，还总跟我父亲说我下午逃课。我逃课是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肚子饿，饿得咕咕叫，饿得心慌。我回家找中午剩下的番薯，或者，到村外找别人没有挖走的、藏在地里的番薯、凉薯或者萝卜。父亲希望我好好读书，我常因此挨骂。

木老师走了，我整个人放松下来，正要转身离开，又听到他在叫我，我站在校门口，一动也没动，看着他。他向我走来，小声对我说，放学了不要走，等他。他找我会有什么事，还这么神神秘秘的，好像怕声音稍大被别人偷听到。我猜想他又向我父亲告状了。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放学，同学像出笼的鸟，扑打着翅膀争先恐后地走了。教室里只剩我一个人，平时显得拥挤的屋子，这一刻空空荡荡的，让我觉得害怕，有种半夜独自一人走到野外的感觉。我赶紧起身，我要去找木老师。这个时候，我闻到了一个香味，猪肉炒大蒜的香味。肉的香味，蒜的香味，混合在一起的肉蒜香味。我傻傻地站在教室里，忍不住咽下了口水。太香了。这究竟是来自谁家？

除了春节，平时，我几乎闻不到肉香味，更不要说还有大蒜的香。我撑大鼻子，走出教室，站在学校中间的天井，我看到老师们都在办公室，木老师在那里，其他老师也在那里，但我没有看到父亲。

香味更浓郁，一层一层，在天井里荡漾、盘旋；一层一层，向我扑过来，又退回去。在春天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金黄的色彩。在金黄的外面，镶嵌着一圈醉人的翠绿。我用力地吸，肚子更饿了。

木老师从办公室出来，叫着我的名字，然后，指着小厨房对我说，你爸爸在那里。我走过去，父亲正站在灶台上，手中握着锅铲。他转过头，笑着对我说，等会多吃点。我挪不开脚步了，依着门框，看着父亲。父亲盖上锅盖，说，等会吃猪肉大蒜焖饭。我没有说话，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第一碗我吃得很快，三下两下一碗饭就进了肚子。在走向灶台装第二碗饭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心里跟自己说，不要急，慢慢吃，我要多吃几碗，我要记住这个味道。我知道，父亲他们这样凑钱聚餐，一年绝对不会超过两次。每家人的生活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艰难。第二碗饭快吃完时，我突然想起了弟弟。弟弟还小，还没上学，就在家里。他肯定和我一样，想吃肉，想吃这样的猪肉大蒜焖饭。

装第三碗饭时，我用铲子偷偷地、用力地压，装一铲，压平，再装一铲，再压平。碗里的饭垒得高高的，像一座小山峰。我端着碗，不再回到椅子上，而是走出去，经过天井，进了教室。在那里，我把父亲切得小小的肉丁挑出来，放进左边的口袋。我把饭捏成团，放进右边的口袋。两边的口袋鼓鼓的，我用小手压了压、拍了拍。肉和饭的热气，在我的腿上蔓延。肉和饭的香味，在我的身子上飘荡。

回到家，弟弟笑得鼻涕和口水都出来了。我的新裤子，到处都是油。

柴火

在春天，总会发生许多好玩、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比如，有一天，我家里吃不上饭了，不是没番薯，而是没有能把那一锅番薯煮熟的柴火。

父母很急，一家那么多人怎么办？总不能像村东那家人一样，把屋顶的茅草掏下来当柴火，等到夏天雨大了，他们家里地上没一寸是干的；也不能像村西那户，把椅子桌子劈了烧了，然后一家人坐在地上吃饭；更不能像民兵营长那样，把报纸呀孩子的书呀塞进灶膛里，父亲绝对不允许我们对书、纸、字有丝毫的不敬。母亲开始唠叨、埋怨，责怪父亲冬天时没有去准备更多的木材，责怪父亲不应该把那担储藏了一冬的稻草借给村里的五保户。骂完了父亲，母亲又开始数落我们了，说我们就是贪玩懒惰，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勤快，每次都能挑回满满一担的柴火。父亲没有说话，倚着门，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半个月，不大，但很密，地上墙壁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什么狗屁“春雨贵如油”，我巴不得天天出大太阳。母亲不说话了，赌气地靠着灶壁，脸拉得很长。父亲回头看了看我们，突然动了动身子，跑进雨中。我知道，他去跟别人借柴火了。

村里每家每户的柴火都是差不多的。生产队分的稻草是最主要的柴火。挑稻草是非常辛苦的活，但一般都是妇女和孩子们干的。被水浸泡过的稻草很重，田埂又窄，歪歪扭扭走在上面，一不小心，人和稻草就掉到田里去，捆好的稻草又散了。回家的路上，还要跨过一些沟沟渠渠，那些沟渠都没有桥。平时，一跳就过去了。挑着湿漉漉的稻草，跳是跳不过去的，只能放下担子，下沟，先抱着一边的稻草过去，再回来抱另一边的。稻草挑到村子边上的山坡、荒地，平铺在那里让太阳暴晒，干了，捆成一扎一扎的，挑回家，放好。那就是一家人烧水煮饭的柴火。水稻收割后，村子里总可以看到一些浑身是泥土的妇女和孩子，不是他们脏，而是他们刚刚挑稻草回来。

光靠那些稻草是不够的，捡柴火就是我们孩子们放学后、星期六和星期天干的活了。离村子不远的海边，有成片成片的木麻黄树。树是公家的，属国营林场。林场的人看管得很严，如果偷砍树被抓到，要送到公社关起来。树不能动，但那些落在地上的叶子可以任意拿。木麻黄树的叶子是长条形的，很细，但晒干了比稻草耐燃火旺。我们用竹片做成耙子，装上把，拿着把在地上拖，把那些叶子耙到一起，成堆，再装进筐里挑回家。树就那么多，掉下来的叶子也那么多，但耙木麻黄叶子的孩子却很多。不用上学的时候，我们有时还会带上番薯，一大早出门，走很多地方，天黑回家，才能耙到一筐。平时放学后，我们拿这铁线做成的叉，在村子四周的灌木丛里叉大的树叶。尽管这样，在春天，还是会遭遇上断了柴火的困境。毕竟，春节要蒸的煮的炒的熬的东西多，用掉的柴火就多了。而且，春天雨水多。干的没了，空气却又湿得可以拧出水来。

天快黑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的左手提着一袋木麻黄叶子，右手裹着一小捆木柴，母亲蹲在灶前，嘀咕着，这只能做一顿饭，明天呢？

天，黑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