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许多基层打工者一边打工一边进行文学创作，包括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以及大量活跃在网络上的“野生诗人”的作品，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据悉，仅快手、B站、小红书三个平台上写诗的人就超过百万，“一年有360天与机器相处，诗里却有山川湖海”——

6月28日，以“新的‘打工文学’在崛起？”为主题的“粤派评论”文化沙龙在羊城创意产业园金羊网演播厅举办，相关专家学者聚谈“打工文学”的内涵、当下的意义和未来的前景。

参与沙龙活动的嘉宾有：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蒋述卓，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杨宏海，《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柳冬妩，《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

从广东起步，影响遍及世界

羊城晚报：关于“打工文学”的概念，一直有争议，到底该如何界定“打工文学”？这么多年过去，“打工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哪些变化？

杨宏海：“打工文学”概念的提出源于当年深圳的改革开放实践和文化建设实践。上世纪80年代，我有机会在当时深圳的各个文化现场做调查研究。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外来打工者到深圳，他们大量的时间是在工地、车间流水线上，非常紧张，但是当时的深圳还没有更多的文化生活场所提供给他们。作为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生活枯燥。逐渐地，在打工青年当中，有一批喜爱文学的年轻人，就开始在工余时间拿起笔写他们心中的感受。我在蛇口工业区的三洋厂调研时，发现厕所里密密麻麻写着打工青年自己创作的歌谣，很震撼，可以说我在这里发现了第一首打工诗歌。

1984年《特区文学》第三期有一篇短篇小说是林坚写的，叫《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写农民工青年进入城市之后，在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产生冲突的背景下，他们与现代企业产生了矛盾和抗争。这在我的印象中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表达，我个人认为它是第一篇打工题材作品，后来我把这篇小说定位为“打工文学”的开山之作。还有，打工青年张伟明写的《下一站》，也非常精彩。

我意识到可能有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已经出现了。那么，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是什么？一开始还没有被命名为“打工文学”，普遍的叫法是“打工仔文学”。因此，我提出了“打工文学”的概念，就是写打工者的文学、打工者书写的文学，但也不排除文人作家的创作，比如陈秉安的《来自女儿国的报告》、陈荣光的中篇小说《老板·女工们》。

现在30多年过去了，“打工文学”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打工者群体的年龄结构、审美特征、行业特征都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打工一族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车间流水线，比如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快递员、滴滴司机等一批人，甚至包括了工厂的高管、技术人员、码农，还有不同行业自称为打工者的人。

柳冬妩：我是这样理解的，广义的“打工文学”就是指所有写打工题材的文学作品；狭义的“打工文学”就是有着打工经验的人所写的打工题材的文学作品。莫言曾经提出关于打工文学的界定，我感觉莫言的说法是非常好的。他说最好的打工文学是有打工经验的人写出来的，专业作家也可以写打工文学，也可以发表，看起来也像那么回事，但是在关键的时候，看起来是“假”的。

蒋述卓：“打工文学”主要是得自于广东改革开放、容纳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广东打工和创业的环境和现实。在打工之余，他们自发产生了这样一种创作。2005年的时候，在增城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打工文学”颁奖活动，当时也叫“进城务工文学”，后来在佛山又举办了一次“打工文学”的颁奖活动，当时叫“新产业工人文学”，概括面更大，其他一些从事个体职业的，包括网络写作，都可以包含在里面。

在“打工文学”中，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像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这也是在“打工文学”领域里广东文学得到的最高奖项。郑小琼所写的《黄麻岭》等诗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还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这也进一步扩大了“打工文学”的影响力。

“打工文学”的特征，就是以打工者的亲身体验书写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包括打工过程中所经历的某种疼痛感，生活的真切感，还有与工厂一块成长的经历；第二个特征是它以一种全新的内容和体验，给文学界带来了新气象。

是否属于“打工文学”没有标准答案

羊城晚报：能否从创作者的角度谈谈对“打工文学”的理解？

王十月：“打工文学”的命名已经约定俗成了，再去争论命名没有必要。我经常说“打工文学”就像是我身上的一个胎记，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就是这样开始写作的，所以作为写作者，我不会刻意去在乎我是谁，要想的是我是否准确把握、表达了我所知道的这个时代。

我写了这么多年，不认为“打工文学”标签是一个坏事，反而于写作者而言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也不会主动拥抱它。这个标签会局限读者和研究者对你作品的解读，但一个真正有抱负的作家，写作真的足够开阔，自然而然地人家会发现你的另外一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个标签的。一个作家被贴上标签，再失去这个标签或者再贴上更多标签的过程，就是一个写作者自我丰富的过程。

胡安焉：其实我之前对“打工文学”是并不了解的，虽然我已经写作了十几年，但是在2020年之前，我的写作方向主要是小说，而它并不都是从我的职业经历里面取材的，所以在这之前我觉得“打工文学”这个说法和我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因为今年我出版了一本非虚构文集，书名就叫做《我在北京送快递》，于是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确实好几次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开始去想“打工文学”跟我的关系。我自己认为这本书其实更接近于一个人的回忆录，当然它是围绕我的工作经历来讲述的。所以假如它被归为“打工文学”的其中一本作品，我当然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但我觉得这种归类方法，可能主要还是从读者、研究者、传播者或者出版方的角度出发的。而作为写作者，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怀着要写“打工文学”这样的意图和意识。我觉得文学前面加的定语越多，受到的削减和局限就越大，当然我也能理解，出于研究的目的，这些局限有时候是必须的。

所以我能理解“打工文学”这样的概念，但它从来不是、也不会成为我自主的写作意识。假如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在写“打工文学”，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假如是这样问，你写出来的是不是“打工文学”？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跟我本人无关了，它可能既没有也不需要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和莫言、余华、贾平凹“同台竞技”？

羊城晚报：文学在你们的“打工”时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当时为什么会提起笔来进行创作？

王十月：说到写作，我的出发点其实非常简单，从小喜欢阅读，后来在工厂里面打工的时候，因为初中没有毕业，我不想做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也不想学一门技术。后来听说了周崇贤和安子通过写作也过得不错，我就去买他们的书，然后发现这种作品我也可以写，然后慢慢就走上写作这条道路。

我写作半年时间不到，就从工厂出来成为一名编辑，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要做另外的事。当时，大家对于“打工文学”的讨论，我明显感觉到有一些歧视，所以我就想写出好的作品让“打工文学”变得“入流”。我当时希望跟莫言、余华、贾平凹等人“同台竞技”，不因是一个打工仔而受到歧视或者优待。但是写了很多年后，我发现这样的想法也比较幼稚，因为这些都背离了文学的本质，其实文学更多是我跟世界对话的工具，我心中真正伟大的作品也是跟世界在对话、在交流，重要的是你在这个世界发现了什么。

后来写到《国家订单》，很多评论家对这部作品有很宏观的解读，看到了中国也看到了世界，但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这些观念，我想写的只是全球化时代，发生在一群普通中国人命运中的一种蝴蝶效应。

胡安焉：我是从2009年开始写作的，当时我已经30岁了，在那之前我的社会经历应该说是过得不太顺利的，有比较多的痛苦和不适应。写作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条精神出路，它首先是一件创造性的事情，这种创造性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特性之上的，就没有两个人会写出完全一样的作品，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

从我个人的社会经历而言，今天社会生产的分工模式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替代的，比如说像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谁去做效果都是差不多的。现代化的生产某种程度上抹平了人与人的差异，弱化了人的个性。写作其实也是对我在工作中付出的这些代价的一种补偿，因为在写作里我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没有这种独一无二的话，我就相当于没有存在过一样。

但写作不是我主要的部分，我现在被很多人关注确实是因为“打工文学”这个标签，如同王十月老师所说，它可能是命运给我的一种馈赠，让我有机会能够抵达更多的读者，我确实应该感到庆幸，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以后的写作也会有更丰富、更多元的发展。

需关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活经验

羊城晚报：“打工文学”创作在当下有怎样的新态势？

杨宏海：今天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工人的职业特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这几年来又有疫情，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在我们相当多的行业当中，打工人、“打工文学”又兴起了，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这些新的平台、新的经验也让“打工文学”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由此我感觉新的“打工文学”，必须要去关注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比方说现在机器人时代就要来临，那么相当多的打工人可能就面临着新的命运了，有没有比较敏感的能够进入生活而且能反映这种生活的作品作家出现，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柳冬妩：根据我的观察，广东或者说中国的“打工文学”，可能从类型化的角度看得越细，对它几十年的发展会更清楚。比如说打工文学，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细分为打工诗歌、打工小说、打工散文，因为不同的文体所呈现出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曾楚桥在《收获》上发表过一部小说《幸福咒》，整个小说系统结构性的反讽，完全具备后现代小说的一些典型特征；打工诗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诗人，这可能是广东对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贡献。

蒋述卓：以我有限的认知来看，目前为止，广东文学引起国际上关注度最高的是“打工文学”。这几年来一直有海外的一些学者来找我，要探讨“打工文学”“打工诗歌”，比如，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他专门研究了这一块，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外国人把中国的劳工当作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

当下打工的范围越来越宽泛，不再限于过去的某种职业。像今天的物流业、快递业，还有出租车司机、大桥建设者等，由此“打工文学”书写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越来越有前途，在新的时代可能具备新的品质，新的书写方式。“打工文学”的创作者本身由于素质的提升，他们的创作也会有一些新的特质。

大湾区为创作提供更广阔空间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打工文学”是离文学本质最近的文学样式，从生活中来，有血有肉，带着创作者的真情实感。这样的文学在当下有什么特别价值和意义？

蒋述卓：文学要真，不仅要贴近生活，让老百姓感觉到有血有肉，还要能够引起共鸣。那么这种真实就恰恰能够反映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变化，就像当年的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写作一样，他才成为伟大的诗人。

第二，文学在发展，“打工文学”也需要不断提升，包括写作的技巧，很多人可能有了后现代的写法，也有先锋小说的写法，也有了更多跟国际接轨的一些写法，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打工文学”不太上层次的观念，一种文学样式能够真正贴近时代表现人心，能够真正成为老百姓所喜欢的文学，它就是文学的经典。

柳冬妩：“打工文学”最为宝贵的品质是它的真实性，希望“打工文学”也要关注善和美。未来“打工文学”可能赋予中国文学一个世界性的因素，因为它是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产物，它不仅是广东的产物，中国的产物，它在世界文学史上都能找出自身的谱系来。其实，19世纪中叶，英国就出现了工业小说，法国的文学里面也出现了大量的女工形象，包括美国文学、芝加哥文学都有类似的书写，当下中国的“打工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

王十月：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奥洛夫在研究“打工文学”时，谈到为什么他们会关注这一类作品，是因为他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中国梦，这个中国梦是指中国人梦想过上怎样的生活，以及为了过上梦想中的生活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和代价。我认为这其实就是文学很重要的主题。

胡安焉：接下来我的写作可能会回到小说方向，因为我之前写自己的工作经历基本都写完了。我过往的写作基本都是中短篇，还没有写过长篇小说，我想通过一次长篇的写作去突破一些问题。

蒋述卓：粤港澳大湾区给文学创作，也包括“打工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发展的背景，希望“打工文学”未来能够有更好的提升，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新时代进程中的一个鲜明的标志。

2023年7月2日《羊城晚报》A6广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