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同乐街》（花城出版社2022年9月版）（原发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原名《晒米人家》），是吴君近年重要的创作成果。原作31万字，《人民文学》节选发表其精华部分。小说以改革开放前沿热土深圳的同乐街为背景，描写了这个保留着独特的集体股份制合作生产模式的村落中，落后户陈有光与“90后”社区干部钟欣欣之间的摩擦、冲突及和解，既展示了在共同体观念感染下人民内部的碰撞和融合，又呈现了一代新人融入土地和人民的过程。《人民文学》在微信推文的导读中强调了作者将细节作为叙事推动力和“不落窠臼的艺术章法”。如果把《同乐街》放在当代文学谱系中，源头或可追溯柳青的《创业史》。钟欣欣对位的是梁生宝，陈有光对位的则是郭振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哺育下成长的吴君，自觉地回到“十七年文学”中寻找写作资源，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可能还隐藏着一个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再出发、文学人民性再体认的议题。

一般而言，1949年以来的文学被归入当代文学，但当代文学内部却存在着“人民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既存在差异又彼此纠缠的文学传统。人民文学传统也即左翼文学传统、革命文学传统，或狭义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而人的文学传统则涵盖8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两个文学传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可谓各领风骚几十年。80年代，启蒙主义文学与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同构，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意义。但个体的过度释放却在进入21世纪之后走向其反面。90年代末期以后，“十七年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界重新成为热潮，但社会主义文学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召唤出相同类型的写作。很长时间里，当代作家的写作依然是沿着80年代“人的文学”的延长线前进。“文学是人学”的议题曾在80年代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共振，“人学”的文学遗产包括：反对不切实际的高大全人物，回归人物的日常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价值上的人道主义和文学技巧上的现代主义。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说这些主张已经完全失去了有效性。80年代以来，个体美学曾崛起于当代文学内部并成为风头甚劲的潮流。个体美学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回声，强调“自由存在于孤独的可能性中”（佩索阿），强调艺术将人“由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转变为一个个体”（布罗茨基），强调艺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精英主义立场。现代主义的个体美学呼应于80年代的启蒙主义，重塑了彼时中国文学对个体尊严的想象，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美学有效性。但是，个体美学在进入90年代之后逐渐走向极端，陷于个人主义的深渊。很多写作者疏离于时代和社会，沉溺于一己之情绪、经验和趣味，将自我的孤独花园绝对化为世界和宇宙，更有甚者一面从消费主义社会中精心获利，一面则“倚小卖小”，将“小”视作时代的本然和应然。这种误入歧途、走火入魔的个体意识和美学倾向遭遇了与时代社会更血肉相连的美学趣味的反拨。留心于当代文学者不难发现，近十年来，一种新的审美转型正在发生，这就是从个体到共同体的美学转型。由此，共同体的美学的崛起可谓应运而生。我们必须在这种审美转型中理解吴君《同乐街》的选择。

吴君《同乐街》从写作到作品题材、价值取向，都体现了重新激活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选择。今天，当代文学写作重新激活“十七年文学”经验，并非重回一种单向的集体美学，而是导向一种沟通个体与集体、自我与他者、民族与世界的共同体美学。所谓共同体美学，即不是用个体去否定其他个体或集体，也不是用集体否定个体，而是寻求并存与共生的美学。不将某个人物（不管是钟欣欣还是陈有光）的立场绝对化，也不屏蔽或过滤多样的声音。八九十年代文学发现了“个人”，“个人”浮出历史的地表体现了彼时的时代和文化迫切性，这个“个人”如何既葆有自身经验，又走向对公共世界的关怀，这正是钟欣欣这个“90后”社区干部的时代性和典型性。

吴君要处理的，不但是把生活的细节和文学的肌理带入大时代的典型场景，将个体细小的美学和集体宏大的历史视野结合，还是将理想化的新人与在场的人民联结起来的问题。或者说，如何深化理解文学人民性的问题。人民是一个总体性范畴，人民超越于某一个，但又不放弃任何一个。文学的人民性具有某种理想性和精神潜能，只有写出洋溢在土地深处和人民身上那种明亮的欢乐，新人的理想和历史的视野才更有力量，共同体美学才真正有效。但是，人民又不能因为总体性和理想性而失去具体性。毋宁说，看到人的具体性是“人的文学”的要求，看到人的总体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则是“人民文学”的律令。这个时代的文学召唤，吴君感受到了，“同乐”不是独乐，但同乐也不是对个体之乐的否定。《同乐街》正在两种文学传统的交融之路上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