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冠病毒肆虐大地，影响了社会生态和心态，但人类的精神文明不会改变，作家心灵的那块净土也不会轻易被污染。在疫情泛滥而作家仍坚守书写之际，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迎来了四十周年大庆。

因缘际会，我与侨界的许多前辈作家，如三位创会顾问陈残云、秦牧、杜埃，还有顾问岑桑、曾敏之，及名誉会长潘亚暾等，或有师生之谊，或是隶属关系，或为同行互动，都是我文学路上的引领者。每每想起已在天国的他们，其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我走上文学之路，首先得益于陈残云前辈。他的《香飘四季》，我孩童时就深嵌心中，做梦也没想到我能走到他麾下，领受其指导。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还是海南岛的泥腿子知青，适逢广东省文艺中专到海南招生，我提交的散文和评论考卷，经主持招生的老作家陈残云审阅及拍板，我有幸由此进入了省文学训练班。

设在广东省文艺创作室的文训班，由陈残云前辈主持。被作协、剧协、音协、美协及文联收编而成的广东省文艺创作室，云集了省里的文学艺术大咖，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陈残云特意聘请了欧阳山、肖殷、吴有恒等这些文学艺术名家为我们授课，也让我们参加创作室所有集体活动，令我们近距离与这些大师们接触请教，在当时还是文化饥荒的年代，无疑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提供了营养丰富的文化大餐。后来，文联及各协会挂牌恢复，我和一些同学完成学业被分配在作家协会。陈残云是省作协主席，欧阳山是省文联主席，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领导。 

陈残云是新加坡归侨，写了华侨题材的《热带惊涛录》。这部反映太平洋战争中南洋民众生活的长篇小说，因读者反响热烈而再版。他曾告诉我，全景展示马来亚人民的抗日生活，无论海外还是国内，当时都是新鲜题材。改革开放后，他到过香港、澳门及泰国访问，回来后向我们介绍了境外见闻，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现代文明的新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移居澳大利亚，陈老看我在文学路上渐入佳境，忽而去国另谋生活，表示有点惋惜。不久，我将旅澳初期的生活体验写下纪实文学《悉尼写真》，交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印行。我冒昧请陈老为拙书写个序言，他欣然应允，并把序文刊登在北京《文艺报》上。他认为我对文学仍一往情深，勉励我在新的国度继续书写海外华人的生存境况。记得他曾在家中对我谈及华侨题材的创作问题，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连结所在国各阶层，不仅仅是唐人街的小范围。如果对华侨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就不容易写好写透，靠访问旅游观感只能写些表面的急就章。多年来，我一直书写海外华人故事，也是谨记陈老的教诲，深扎体验接地气。 

我在省作协，最初是在《作品》杂志任编辑。在主编肖殷病重后，由秦牧担任主编。我早就读过脍炙人口的《艺海拾贝》，所以秦牧在我们年轻人眼中就是大偶像。1981年，秦老在华侨新村搬新家时，我也帮手。记得最吃力的就是搬那一捆又一捆的书，来来回回，好累呀。有一次我到他府上按响了门铃，大门开启，只见秦老右手拉着门把，左手还握着书卷呢。他是大作家，也是大忙人，除了参加各种社会交际、文化活动，他坚持经常到编辑部，开编务会、审稿，与大家交流，谦和也随和。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每次开编务会前的几分钟，他都抓紧浏览报刊，边翻阅边等齐众人入座。我见识了他惜时如金的习性，大凡办什么事，都计划在先，并遵时守刻。

秦牧也是新加坡归侨，也写有古巴华侨故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海》。他接待海外作家，率团外访交流，还要自己写作，忙得不亦乐乎。每次他来作协开会，都是匆匆而来，又挟着大捆信件匆匆离去。他跟我说过，他自己并非高产作家，也只出了十来本书，二百多万字而已。他占便宜的只是写作不用起稿，不必誊清罢了。那一时期，他每月撰写七八篇作品，而约稿却超过了他每年的创作量。

在《作品》杂志，我是评论组编辑，后来是作协《当代文坛报》副主编，再后来任省作协副秘书长，分管文学评论及会员事务，所以工作之余，我也写了一批文学评论文字。我文学生涯的第一本书，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集《文学的选择》，为我写序的是老作家杜埃。他是菲律宾归侨，著有海外华侨反法西斯的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当我捧着拙书稿到梅花村他府上，请他点拨指教时，他很有长者风度地说，现在年轻人的文风与我们这代人很不同，新思想、新观念、新词汇，很有锐气，但有些我也看不懂。但如果你让我写序，我也只能理解什么说什么。其时杜老的桌面上摊满了《风雨太平洋》第二部的草稿，正在赶写。非常感谢他，他抽空给我写了书序，肯定了我追求文学多元化格局的见解，支持寻找新的文学途径。他也对当时的一些文学现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夫人林彬也在省作协工作，在杜老去世后，文文静静的她，却日以继夜帮他整理出版了《风雨太平洋》第三部，使这部不可多得的华侨题材巨著得以完整问世。

我的第二本评论集《艺术的感悟》，则是由岑桑前辈撰写序言。因《当你还是一朵花》而饮誉文坛的岑桑，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既有作家的细腻眼光，又有出版家的市场敏感。他一眼就看到我1985年之前的写作个性并不鲜明，而1985年之后，特别是在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后，有了明显变化，批评文字有了思辨，有了一种批评意识的自觉。他赞赏这种自觉，鼓励我保持对繁荣文学创作的一副热心肠，大胆展示自己的个性。我拿到这本样书时，已身在悉尼了。

我当评论编辑时，约稿最多的就是大学教授。那时经常要骑车穿越市区马路，到康乐园的中山大学，石牌的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甚至大金钟水库的广州外语学院。在暨大校园，我约稿最多的是后来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饶芃子教授，但最先见到的则是曾敏之教授。我和曾老曾在广州文学界的一次活动中同游西樵山，听其畅谈古典文学，不久他就调回香港《文汇报》任副总编辑了。我到悉尼不久，有一天香港诗人犁青忽然约见我，说是受曾敏之所托。原来他们有个想法，希望能把海外众多的华文作家，包括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华裔等不同背景的移民作家笼络一起，推动海外华文写作。如能整合起来，对推动两岸的文学交流及研究，都有好处。后来在汕头的一次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与曾敏之先生相会，那时，他已是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了。他又再次与我私下谈起了团结海外华文作家的事。我知道，致力于推动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一直是他的情结。多年以后，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2014年，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在广州召开，并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联盟，五大洲华文作家与两岸三地作家相抱相拥，空前热闹。而两年后，更是在北京钓鱼台举行了第二届大会，海外华文作家与中国作家学者互动更为广泛更为密切了。可惜，曾敏之先生已看不到他一直期待而梦想成真的这一文学盛况了。

在汕头那次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潘亚暾教授。潘教授也是暨南大学学者。作为华侨教育重镇的暨南大学，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头羊，对海外华文作家有广泛的联系。潘教授建国初期从香港转学广州，退休后又回流香港，自然在香港及东南亚有很广的人脉关系，加上生性活泼好客，口无遮拦随心，获得很多海外作家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海外华文文学现状》等著作。没想到他读了我在海外书写的第一本小书《悉尼写真》，还写了读后感，调侃自嘲勉励推崇皆有。踏入新世纪，他出任《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文学艺术卷的主编，也聘我做海外特约编委，提供有关澳大利亚文学艺术的资讯。四海作家入境后先在暨南大学落脚，再出发行走神州的东南西北。潘教授特来饯行，谈笑风生搞活全场。可惜，这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时光如梭，记忆犹在。这几位侨界前辈已先后驾鹤西去。他们离世时，我都身在域外，未能送别，深感遗憾。如今欣闻广东侨作联四十周年志庆，自然而然浮现这些前辈的身影。逝者如斯夫，生者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