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威廉的新作《野未来》和《你的目光》描绘了科技时代之于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诸种变化，深入讨论了因真实与虚拟界限模糊而导致的一系列身份认知困境。作者在以文学为取景器，在记录科技时代权力新的呈现方式的同时，也给予精神/意志以某种飞扬。在王威廉看来，正是这些不为权力所约束的自由意志、与主流保持一定距离的理想主义青年以及那些与时代有所错位的文学创作，为通往“时空之外”的新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王威廉的创作也由此呈现出阿甘本式“同时代”写作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王威廉，《野未来》，《你的目光》，科技，同时代

一、科技时代的“常”与“变”

《野未来》是王威廉的最新小说集。这部小说集收录了作者自2014年创作的11篇科幻小说作品。记忆芯片、人工智能、VR技术、人体换脑……这些时常闪现于文本中的“科技”元素是小说鲜活而显著的存在，亦是读者理解其所置身的时代、解读此部小说集的重要切口。正如王威廉在小说集后记中谈到的，“在本人看来，如何理解当代的文化现实，是在今天进行人文实践活动（写作和阐释）面对的首要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到类似的科技主题当中，才有可能理解现实所蕴藏的这种巨变究竟意味着什么”^[1]，如果在过去的科幻写作中，“科技”还可以被简单处理为一个遥远的故事背景，那么在“科技”不再指向未来而是内嵌于此时此刻的当下，“科技”自身所包含的重要文化伦理议题则需为王威廉一类深具现实关怀的作家所清理。

科学和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人的智力、体力和情感能力得到强化，人类疾病和不必要的痛苦得以消除，人的存活年限得到延伸。《潜居》中描绘了大量可以替人类分担管家、女佣、性爱伴侣、代孕工具等职务的肉体机器人，《行星与记忆》里设想人类的平均寿命将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而提升到一百二十岁。《分离》中的孙坚发明了能够检测神经元信息活动进而探究人类潜意识的智能机器，《草原蓝鲸》里的“我”与留下脑细胞的母亲在另一个分层交叉的回忆空间里谈天……科技极大拓展了人类的生存时空，《野未来》对科技带给人类生活的种种积极面向进行了悉心捕捉。

但王威廉显然不是一个进步论信奉者。作者似乎很难乐观地相信劳动提升和技术进步必将带来一个公平正义的未来天堂。事实上，正如小说集中的诸多篇章所呈现出的，技术的进步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的增长和人类生存时空的拓展，也蕴含着对自然的进一步剥夺和财富分配层面的更大不公。这些巨大不公的承受者可能是《退化日》中曾经花费大量精力弄清城市复杂路况、而今却随着导航的出现需要面临“经验完全贬值”的老司机“我”，可能是《野未来》中那个热衷科技、沉溺于科幻读物，却因为学历限制遭逢“梦想的未来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关系”的机场临时保安赵栋，也可能是《地图里的祖父》中“不干活就浑身难受”、却因公司引入先进自动化设备而被迫辞退的辛勤父辈。他们是被历史洪流抛弃的失败者，却难以用自身的方式去言说此类驱散他们的神秘力量——当被村里人问起有关机器人的种种事态时，“他们会用赞叹的语气描述那些机器的灵活和巧妙，说完之后，还忍不住带上我们那儿的通用感叹词：那狗日的！”^[2]。阿甘本在《剩余的时间》中曾提醒读者注意，人类历史的进步概念与一种雷同的、空泛的时间进步概念密切相关。这种进步的线性时间观之所以是同质和空泛的，是因为它掏空了许多历史内容，像丢弃垃圾一样压抑和抹去了诸多异质性因素（失败者、被蹂躏者、被压迫阶级）。但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被视为历史的弃物，任何被压抑的历史主体都应得到拯救。新的历史写作应该唤醒这些异质性要素，让它填充时间的空洞，进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丰盈历史和现在的内容^[3]。王威廉正是在对这些为时代所抛弃而一无所傍的渺小个体的持续关注与责任书写中，寄托着自己作为“当代人”的人文关怀与情感许诺。

科技时代与其它时代一同分享着历史的祸福两面，但与此前历史截然不同的是，技术本身在此启动了一种趋势，以其自身的逻辑重构着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王威廉对此深有洞察，“一个越来越细腻的技术化时代已经到来。所谓技术化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使用技术统治一切，更加意味着文化政治上的无条件许可。换句话说，技术本身超越了任何的意义话语，开始深度地塑造起人类的精神生活”^[4]。所以在《野未来》中我们看到一系列因科技变化带来的生存境遇更迭：《行星与记忆》里路边仿真的全息树木、被人类复活的灭绝恐龙；《潜居》中阿康通过留存的中学时代的录音机、磁带、划线课本和橙色汽水复原的曾被淹没的“水下故乡”；《分离》中通过感知人脑状态“在您孤独的时候给您想要的感觉”的陪伴产品；《城市海蜇》中将白色塑料袋呈现为通透海蜇的失焦镜头……一切事物都呈现为“虚拟化”的状态。《不见你目光》中小樱男友的经历或可作为科技时代“虚拟化”特征的最好诠释：他是个十足的游戏迷，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沉浸”(immersion)在人造影像营造的虚拟世界中。即使不在电脑前，也会“掏出手机来，刷刷微信、玩玩微博、看看照片，几乎不能真正安静一分钟”。他在小樱卧室的角落里安装摄像头，并面对着镜像自渎。但由于摄像头安装位置与人类正常视点的偏差，他为影像呈现的怪诞人像所恐吓而荒诞自杀。作者以小樱男友的经历极端化地呈现了科技时代“虚拟”化的最大陷阱，即它会让人怀疑周围的一切都是真的/不是真的。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被打破，真实不再仅仅指向自然风景一类的现成之物，也包括由人工生产或再生产出的“真实”（如《行星与记忆》里的虚拟环境与《不见你目光》中的计算机虚拟世界）；虚拟也不仅仅是关于实在的模拟，更包括那些无需实物或实体而模拟生成的真实感觉（如《分离》中的陪伴机器能为人的大脑模拟最需要的感觉，《潜居》中的“你”在阿康精心设置的怀旧主题房间里切实发生了身心状态的变化，“仿佛整个人也在迅速逆生长，青春期时的躁动、兴奋与莫名惆怅的心境都重新出现了。你坐在黑褐色的旧椅子上，深深呼吸着，有种摆脱了时间囚禁的自由感”^[5]）。人类此前有关真实与虚拟的情感体验以及建基此上的认知逻辑均宣告失败，真实、虚拟、意识、主体等重要诗学概念也面临重新清理的危险。而与这一系列议题密切相关的“人是什么”的古老话题，也将再度于人类耳畔回响。

二、科技语境下的“身份”追问

对“人是什么”，或更准确地说，对现代人存在状态是什么的持续追问，构成了王威廉小说最坚韧的内核。在敬亭和“你”的谈话中，隐含作者穿插了一段话外音，“但你的本意并不是说这种看得见的危险，而是那种看不见甚至无法描述的事物，就像宇宙深处的奥秘，尽管我们不了解，却不妨碍那些奥妙的存在以及它对我们产生的隐秘影响”^[6]（《潜居》）。这段话外音提醒读者不仅要留意文本中那些看得见的行动世界，更要关心那些看不见的精神生活。因为正是那些看不见的幽暗沉潜部分，对王威廉的创作产生了永久性的召唤。作者借此找到了理解科技时代现代人存在状态的途径。

事实上，只要对王威廉的创作道路稍加回顾，即可发现创作于2010年的《没有指纹的人》^[7]便已展现出作者对“科技”与存在关系的思考。作者直陈此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某天上班时突然遭逢了指纹打卡管理” ^[8]的真实生活经历。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生下来就缺乏指纹的人。早先这个身体特征对“我”的生活并无较大影响，“我”甚至不想对此过度关注，因为“未来不可预知，不想你们因为我的指纹而说我未来会怎么样，从而影响到我今天的所作所为”。但随着“未来”的到来——指纹打卡机等新兴身份识别技术的出现，“我”不得不通过盗取朋友指纹、制作指纹套以面对考勤、买房按手印、买车装指纹锁等一系列生活难题。“没有指纹”，“我”便失去了自我身份证实的凭证。随着指纹识别技术对生活的进一步渗入，“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终只能“像老鼠一样流窜着”逃离人类。

《没有指纹的人》所试图探讨的，是人类在科技接管身份识别后所可能遭逢的生存困境。这篇小说在王威廉的创作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接续了作者早期作品中对身份问题的思考，如《父亲的报复》^[9]叙述了一个“父亲”一再试图确认自己的城市身份而最终无果的故事。“父亲”祖籍山东，年少时前往广州生活，并以任何能证明自己是广州人的事情为荣。对于“父亲”而言，“生命的一大半时间都耗在这里了”，自己“早已是地道的广州人”，但“一口夹杂着粤语的北方话”却让其北方人身份难以轻易抹去。是自我内在的情感认同还是外在他者的客我认知确立了个体之于个体的身份意义^[10]，《父亲的报复》向读者揭示了这一文化身份难题。《商场街的鳄鱼肉》从哲学角度分析了身体与灵魂之于身份的独特意义：现实中毫无成绩的“我”为了获得一笔可观的财产而参与了一场与鳄鱼交换大脑的人体实验。从此，“我”化身为一个人脑鳄鱼身的怪物。起先“我坚信，人的身体并不能改变它的野兽本质。我坚信，动物的身体不能改变我的人类本质” ^[11]，灵魂之于身体具有决定性的位置。但鳄鱼强大迅猛的身体令“我”窃喜不已，甚至使“我”从曾经感到恐惧的吃人、抢劫银行等事件中获得尊严。人类的怜悯与道德逐渐离“我”远去，“我”更基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去进行行为选择。但“我”最终被那些因同情而放过的工人们捕获，并发现屠杀“我”的正是那只拐走“我”身体的鳄鱼。文本通过呈现身体与灵魂对“我”的不断占据搏斗，反映出确认人类身份的认知困境。《没有指纹的手》接过早期文化身份探讨的议题，同时又将此种主体性危机推至科技时代的文化幕布下，为此赋予新的表现形式。

《野未来》正在《没有指纹的人》开辟的新的美学空间的延长线上。小说集深入讨论了一系列传统身份凭借在科技时代的失效。记忆、经验、身体、情感曾是确认个体之为个体的重要依据，但随着科技时代真实与虚拟界限的模糊，这些根基也摇摇欲坠。牛津通识读本《记忆》（Mem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开宗明义地强调了记忆之于个体的重要意义，“没有记忆，我们就会无法说话、阅读、识别物体、辨别方向或是维系人际关系”。正是过去的记忆塑造了当下的我们，“你就是你的记忆”^[12]。这种有关记忆与身份关系的传统观点却并不能解释《分离》中的情节走向。栗子的前男友孙坚研发出一种能够检测神经元信息活动、进而了解人类潜意识记忆的智能机器。研究者可以借此了解、体验被试者的记忆模式，甚至将自身的记忆与被试者的记忆融为一体。在此意义上，无论多么私有的记忆也不再是个体的专属，记忆也失去了使个体成为个体的独特属性。

与记忆紧密相连的经验在确认个体身份时也面临同样的贬值。《城市海蜇》中的张锋因为精神危机而去做变性整容手术，以继承女友文樱的身体与社会身份。同一身体内潜藏着两种身份的含混状态，是前科技时代不曾有过的局面。作者巧妙地以海蜇为喻，揭示其中的张力复杂，“海蜇有雄雌，可以结合后用受精卵繁殖，但神奇的是，它们也可以脱离异性，自我繁殖”^[13]。作为张锋幼时好友的孙楠一方面坚信经验是确认自我来路的重要依据，相信眼前的女人正是与自己有过共同经历的张锋；但另一方面，“人注定要被自己看见的东西所迷糊”，缓慢柔和的女声与触手可及的女性身体又让孙楠不禁将他/她视为某位陌生的美丽女人，并对其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暧昧情愫。小说最后，女人解开拉链脱下衣裙，变性整形的身体与整个海滩融为一体。在此，人与海天万物之间的界限被抹平，经验/身体之于个体的独特意义也随之消失。这个情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福柯有关人类的著名论述，“诚如我们的思想之考古学所轻易地表明地，人是近期地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假如那些排列会像出现时那样消失，假如通过某个我们只能预感其可能性却不知其形式和希望的事件，那些排列颠倒了——那么，人们就能恰当地打赌：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14]。

《地图里的祖父》和《幽蓝》在身份问题的追问上则走得更远。鹿尔通过三维立体成像技术和对祖父生前声音、词语及行为信息的提取，让祖父重新复活在GPS系统中。这一行径向读者提出的难题是：倘若人的肉体毁灭，精神转化为计算机技术中的某种程序，人类变为脱离身体运行的纯粹精神现象，人之为人的前提是否依然成立？（《地图里的祖父》）。《幽蓝》中的人工智能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后，终于获得了自主意识。类人机器人开始劫持人类以采集信息，以帮助自身增强理性。如果我们坚持笛卡尔在《方法论》中提出的理性是使人成其为人、将人与野兽区分开来的观念，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当机器人也拥有自主意识时，人之为人的根基又应建在何处？

王威廉显然无意给读者呈现一些确切的答案。或者说相较于那些准确的答案，作者更愿意全身心地去感受和呈现当下因科技变化而带来的复杂神秘的生存状态。当科技渗入人类的经验、记忆、身体甚至潜意识，真实与虚构的传统界限被打破，重组的身体、重写的记忆、重构的意识随处可见，传统世界的根基将摇摇欲坠。在此根基上的人类将一无所傍。而这一切正为王威廉长期以来追求的“文学游牧”提供了广袤丰饶的土壤。在《野未来》中，作者常常在二元对峙中展开主题，却更致力于描述各类人物在交叉暧昧地带中幽微曲折的身心变化。有时为了突出人事的散漫复杂，更是将同一部小说集的不同篇章进行主题并置，书写同一情境下人物精神的不同走向，以呈现世界的荒诞与生机勃勃， “文学的游牧就是把那些错位、那些挫折、那些陌生、那些迷茫、那些深夜中的泪水、那些阳光下的欢笑团聚在一起，彼此相连，却又让它们各行其是，因为它们像高原牧场一样生机勃勃”^[15]。

三、科技时代的人文与理想主义

强调王威廉“文学游牧”的开放状态，不意味着作者没有自己的原则限度与文学坚持。前文所讨论的《没有指纹的人》在将人类身份困境推至科技时代的同时，也打开了对科技时代权力与主体关系的讨论。也即是说，对王威廉创作产生持久性召唤的“不可见的东西”，不仅仅指向“人性”（那些使个体成为个体的特有属性），也面向“机器性”（那些虽无机器形貌却充斥着对个体产生压抑、控制的暴力机器）。这从文本中作者将“指纹识别”叙述为“现代社会管理个人的一种精密技术”、“这个时代最为精密的控制机器”，将没有指纹的“我”处理为需要去医院诊治的病人，将科技时代比喻为“监控无所不在甚至变得歇斯底里的牢狱”等关键细节即可得到映证。

福柯认为，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控制权力。不同于15-16世纪垄断于君主一人之手的君主权力，17-18世纪，随着学校、工厂、兵营等小型社会体制的出现，中心化的君主权力被分散为各个体制的“微观权力”。权力的实施也不再是镇压性的，而是召唤性的。权力通过各种制度——如隔离和排斥（理性的人将疯子送进疯人院、守法的人将犯人关进监狱、异性恋对同性恋进行排斥），将个体塑造成符合其规范的特殊主体。王威廉拒绝任何有损于主体精神自由的“机器性”事物，并敏锐地观察到科技时代权力表现出的新形式：《不见你目光》中用来控制、窥视他者的摄像头，《退化日》中“不主动去看”却自动落到“我”视网膜上的周边风景，《幽蓝》中阻碍“我”与远方世界连结的广告牌以及《分离》中进行大数据分析的智能终端。在科技时代，权力可能与照相机、视频监控、智能终端等更精密的电子仪器设备结合，个体愈加处于无时无处不在的监控之下。王威廉以文学为取景器，记录了科技时代个体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

但王威廉作品与其它科幻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并未完全夸大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渗透与控制力，相反，作者常在文本中给予灵魂与精神以某种飞扬。这或许也是小说在启发读者的同时也能感动读者的原因所在。《退化日》里的治安联防队员为了逃避上级和监控器无处不在的控制，梦想退化为某类灵长在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中生活。因为“那样一来，就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机器可以认出我来了”。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可以完全放下心来，做到真正彻底的无忧无虑，那将创造出无边无际的发呆，就连树懒和考拉也无法企及”。无边无际发呆式的生命形态使人类得以从脆弱易朽的肉身世界和无处不在的权力空间中逃逸出来，获得某种“真正彻底的无忧无虑”的自由。《后生命》中终究未能被转移的人类意识也展现出作者对科技时代灵魂/精神超越性的渴望。比《分离》中的拷贝记忆更进一步，《后生命》中的芯片专家李蒙试图通过科技实现人类意识的彻底转移。他相信人的意识 “只是大脑那个物质环境生发出来的一种现象”，“就像火，在特定的物质环境下是可以点燃的”。这个情节与莫拉维克实验(Moravec Test)的逻辑假想异曲同工。在莫拉维克看来，人的主体意识可与实体分离，像信息形式一样上传和镶嵌在机器和其它物种上。但恰似相信一切奥秘都可以通过科学得到破解的李蒙难以解释“未来科学再怎么发达，大概都不会出现这么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他也难以通过科技的手段实现人类意识的彻底转移。这一实验的失败连同实验者李蒙自身的永久昏迷正从反面证实了自由独立意识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以及作者对意识不为任何机器所控制的人文理想守候。

在悉心理解作者止于其所止（科技时代灵魂不死）的良苦用心之后，我们就能感受作者隐藏在同名短篇小说《野未来》中的情感诉求。与王威廉绝大部分小说中的主角身份类似，《野未来》中的赵栋也是一个热爱文学、充满幻想、带着理想气息却难以获得世俗认可的文艺青年。他二十岁时因在电视上看见比北京上海还要密集的高楼大厦而从北方来到广州，又由于对机场未来世界氛围的喜爱而选择做一名机场临时保安。他床底的书筐里塞满了《科幻世界》、科幻小说以及科普读物，也习惯于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科幻感——他把自己的房间设置成全荧幕式的，“都是银色的金属制成，在灯光下闪耀着光泽，有一种奇特的未来风格”。当“我”的物理系老乡马征指出赵栋对科学杂志上观点的见解甚至比他的导师还深刻透彻后，“我”便开始鼓励只有高中文凭的赵栋去大学旁听自考学历。因为“我”深知学历在当下时代的重要意义——一个对未来充满期待、有着科学天赋的青年，如果没有学历，也可能只是城市的边缘人，任何美好的未来都与其无关。尽管老乡马征提醒“我”获得“学历”也可能通向另一重困境，“假设他通过努力，又考上研究生了，我想，他的那点天赋肯定也被糟蹋得差不多了。他还有兴趣和心劲去做研究吗？去做研究还能有什么创新？你眼睁睁看着他到时变成一个天天想着怎么报项目拿经费的人，这一切付出会显得特别可笑”^[16]，但“我”依旧坚持应该让赵栋提升学历以获得一份更让人尊重的工作。但赵栋终究遵从自己的意愿放弃了自考，在某个“阴暗潮湿、泥沙俱下、众生复杂、卑微如草的穷街陋巷”中生活着。

郑焕钊曾在王威廉科幻小说研讨会上将《野未来》视为“一篇不同于精英主义所构建的未来异托邦”，“体制化及其强大的力量终将让那些体制之外有天分的人因为没有体制的加持而丧失发展的机会，而在体制中的人则会在体制中丧失个性与天分。这是一个底层个体无法找到空间的绝望故事”^[17]。这个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王威廉作品中那些热爱文艺、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青年的共同困境：他们属于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不可抹去的一部分；但又是这个时代的他者，与这个时代的主流保持着距离。他们是本雅明笔下行走在19世纪巴黎拥挤人群中又与人群格格不入的漫游者^[18]，是这个时代特别的“剩余”之物。

但与《铁皮小屋》、《倒立生活》、《老虎！老虎》中文学青年的悲剧收尾不同，作者在《野未来》中改写了“诗人之死”的命运结局。小说最后，赵栋邀请“我”前去参观机场的时空隧道。他认为那里能够通向未来，“百年前，人类学会了飞行。今天，人类正梦想进入深空，直到时空之外”。故事在赵栋消失在其所热爱的时空隧道中戛然而止。而“我”为了“完成对他的彻底相信”，也赶紧删除了他的电话号码，以增大他前往未来的可能性。“我”的期待也是作者期许的隐喻。借助文学的时空隧道，作者试图给予赵栋一类城市边缘者、时代“剩余”之物以出路与希望。因为作者清楚地知晓正是这些不为权力所约束的自由意志、与主流保持一定距离的理想主义青年以及那些与时代有所错位的文学创作，才为通往“时空之外”的美丽新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在最新发表的中篇小说《你的目光》^[19]中，眼镜正是一种调整个体与世界关系的认知装置，眼镜设计者即是在与过去、现实、未来的对话中，丰盈个体的存在。这既需要艺术设计者接续从历史晦暗中递过来的灯，也需要他们对时代新事物保持敏感与敞开性，以等待一个新的例外状态的到来。“古希腊哲学家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是，人类对于新事物、新价值一直充满着渴望。现代以来，这种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因为人类的能力提升得越来越快，能量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置身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让人处于目不暇接的状态中，沧海桑田式的变迁让这几十年相当于过去几百年；而深圳、广州和港澳乃至整个珠三角，也就是被称作‘大湾区’的地方，就像是中国经济的巨大马达，以最大的功率在运转、在驱动、在创新。因此，新事物和新价值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渴望的层面上，而是一点一滴地融进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必须重视那些正在生成的新价值，即便我们还无法彻底辨析与判断”。作为新价值的生成之地，广州与科技异曲同工，他们同处于涟漪与涟漪的交汇之处，蕴藏着新的生命形态与生活可能性。而见者，方是智者。

王威廉曾借阿甘本的“同时代人”概念谈及“先锋文学”以来的文学走向与自身的文学追求，“二十七年前，‘先锋小说’作为一支叛军，揭竿而起，反击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历史叙事，但‘先锋小说’中极端的寓言特征与叙述形式，尽管抵达了先前那种总体历史叙事的反面，但不得不说，它们是同构一体的。此后的各种写作实际上都体现出了试图从总体历史叙事中挣脱出来，走向个人内在的私密经验。但是，后来的写作发展又表明，过于私密化的日常生活经验，会压抑文学的精神高度。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我想我们的道路只能是回归历史的个人化写作。历史化的个人写作与19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不同，它并不回避历史的总体叙事，而且凭依前辈作家积累并修复起来的个人体验去重新进入历史。进入历史，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书写历史题材，而是意味着将自身获取的个人经验放进历史与文化的现场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与此同时，即使我们写出的只是断简残篇，也要为丰饶的内心生活作不竭辩护，因为只有真正的内心生活，才能让写作抵御‘外部杂质’的侵扰，拥有相对自立的能力。这种个人与时代彼此介入、血肉相搏的方式，我想可

以定义为：‘深度现实主义’”。一方面，王威廉强调联结为“先锋小说”以来过度私密化的日常生活写作所中断的历史叙事，以写作为我们置身的大时代赋形；另一方面，他又重视 “先锋小说”对真正内心生活的坚持与关注，通过内心生活的丰饶形成与大时代的张力对话。在《野未来》《你的目光》中，作者以“科技”“广州”等新价值生发地为切口，深入讨论了科技之于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诸种变化，尤其是人何以为人的身份认知危机，展现出作者直面历史、讨论人类问题的现实关怀与写作责任。同时，在科技时代无处不在的权利、监控与精神虚妄中，作者又给予自由灵魂与独立精神以超越飞扬，以期“把人类心灵的铭感与丰富从这样的迷境中拯救出来”，等待新的生命形态与新的可能性。在个人批判性的介入与参与时代经验中，王威廉用写作“来弥合时代破碎的椎骨，为世纪解开束缚，以开启新的世界”。

参考文献

[1] 王威廉：《后记：从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野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340页。

[2] 王威廉：《野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60页。

[4] 王威廉：《野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340页。

[5] 王威廉：《野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174页。

[6] 王威廉：《野未来》，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页。

[7] 王威廉：《没有指纹的人》，原载《山花》2011年第6期，后收入小说集《内脸》，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8] 王威廉：《后记：从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野未来》，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47页。

[9] 王威廉：《父亲的报复》，原载《小说界》2014年第1期，后收入《生活课》，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

[10] 1890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自我”包含“主我”和“客我”两重含义。所谓“主我”，是指“思考、体验世界和做出行为的自我，是作为意识主体的自我”；所谓“客我”，“是作为世界客体的自我，是作为被认识者的自我”，参照张江：《阐释与自证——心理学视域下的阐释本质》，《哲学研究》，2020年第10期。

[11] 王威廉：《市场街的鳄鱼肉》，原载《北方文学》2011年第10期，后收入《倒立生活》，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页。

[12] [澳]福斯特（Foster,J.K.）著，刘嘉译：《记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13] 王威廉：《野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268页。

[14] [法]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06页。

[15] 王威廉：《文学的游牧·自序》，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6] 王威廉：《野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205-206页。

[17] 《深度现实与未来诗学——王威廉科幻小说研讨会精要》，《华夏》，2019年第12期。

[18] 此处强调是本雅明而非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形象，是因为相较于波德莱尔笔下画家居伊与人群的“结为一体”，“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他的领域。他的激情和他的视野，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对一个十足的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离家外出，却总感到是在自己家里；看看世界，身居世界的重心，却又为世界所不知，这是这些独立、热情、不偏不倚的人的几桩小小的快乐，语言只能笨拙地确定其特点。观察者是一位处处得享微服之便的君王”（[法]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1-482页），本雅明受布莱希特间离戏剧理论的启发，更强调漫游者与人群的距离，“这里既有被人群推来搡去的行人，也有要求保留一臂间隔的空间、不愿放弃悠闲绅士生活的闲逛者。让多数人去关心他们的日常事物吧！悠闲的人能沉溺与那种闲逛者的漫游，只要他本身已经无所归依。他在彻底悠闲的环境中如同在城市的喧嚣躁动中一样无所归依”（[法]本雅明著，刘北成译：《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206页）。

[19] 王威廉：《你的目光》，《十月》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