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隼》是南翔的短篇新作（见《人民文学》2023年03期“短篇小说”栏目头条）。这篇小说的核心，是“豌豆”（自闭症幼童）跟父母和一个“红隼”家庭之间所发生的人鸟共情的故事。

意外飞到豌豆家阳台上花盆中筑巢的红隼夫妇，在新居孵出了五只雏鸟，右翅受伤的红隼爸爸，却口衔虫子勤喂红隼宝宝。这个情节，和豌豆全家形成了隐性映照。豌豆妈妈对儿子倾尽了全部爱意，付出了所有精力，爸爸虽然也爱豌豆，但一个突发事件，却严重毁伤了他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且最后生出了逃避之意。爸爸不是《红隼》的承重梁，但却是一个具有心灵探查意义的特殊人物，是观察小说内质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节点：他因儿子病情发展耗尽了耐性，并进而心生绝望，尤其是豌豆挪桌上的砚台，不小心滚落下来，把做父亲的砸成了“脚面骨三处粉碎性骨折”，爸爸于是从疏离到真正开始不愿面对。全部细节，决不复杂，但其中意涵，则如山中雾气，越聚越浓，到极难化开。全部叙述是纯净无比的人间况味，也是说不尽的尘世纷扰——它晓示着南翔小说，或启用了新的写作符码。

无须讳言，本文题目似乎隐含着突破原有理论阈值的某种撞线冲动，但它真正贴近本事的句意是，南翔的短篇小说，日益朝着新质方向挺进——其核心则是，三年疫情中，南翔几乎所有的文学书写，都有着明显的衍变。特别是他的短篇创作（尤其是《红隼》），显示了让我吃惊的别样构型——形成了短篇小说的密写点。

什么是短篇小说的密写点？这个借来的词汇，当然只能体现我个人的理解。

我所讲的，主要有三个意思：

一是与自然保持稳定性互动，引禽鸟（可以做替换代入，像契诃夫家书中，即笼而统之地名之为“长喙的精灵”，而南翔新作则实写为“红隼”）以探查角色态度，并看清人性表里。

二是小说的信息密集拢聚，是把过去大篇幅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种信息浓稠度，整合到一个较小的语言单位当中，像《红隼》只有九千多字，却集中了天、地、人、事、情、思、觉、道等诸多元素。

三是小说潜藏的心意展露，更深广的主题埋设，更丰沃的文学语境采绘等，是从“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建构，扩展至“作者与主人公”这类美学畛域，把小说的奥义微缩于一个最小（其实也最大）的节点——即“人学”思想、人本精神之上。

进至《红隼》内部，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小说构型，即是以人学视角观照小说世界，从而推动或兑现人文理想的预期更新和实境更新：将文学文本跟现实场景相区别又相交织，从对将完成和未完成两种人生学问的“穿求”，去表现人的“边界性”或“边缘性”，这是一个很隐秘，所以极易被忽略，而且十分鲜见的构型。南翔这个短篇，恰如列宾写给契诃夫的信里所说，“情节并不复杂”，却“最终竟能生发出如此巨大的人类思想”——我们无需给《红隼》贴上过于耀眼的标签，但当你读到如下密写点之际，你难道不会心有所动？作家的细节安排应该是大有深意的：红隼爸爸扎撒着翅膀仍然顽强出去觅食，甚至在红隼妈妈两次没有胃口时，“它就衔着虫子”在爱人面前“左右晃荡”，直到她一口啄食了，才像得胜班师的将军，“昂扬地在花盆边转圈子”。我想说，南翔绝不仅仅是在看红隼。

他也是在从人学的视角，看人的“边界性”，这是和南翔短篇密写点紧紧相连的全新的书写疆域。像家庭生活，具体到《红隼》，它抓住的是一家三口的日常，是夫妻带娃……但它又是和“红隼”夫妇加几只鸟宝宝之间的遭逢嵌顿，是人的生活，也是鸟的生活，“人”与“鸟”之间，由此出现了许多值得深味的、引人沉思的细节缠绕，像豌豆仔细观察红隼妈妈给鸟宝宝喂蚯蚓时，那现出的“一脸欢悦”，还有豌豆爸爸妈妈各自对儿子的照拂、感受（特别是豌豆爸爸脚背被儿子不小心砸了之后，出差逃避的选择与其心理影像），等等。人的“边界性”于焉浮现。这些内容实际又牵涉到“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也关乎作者寄兴和对角色的期许。

人的“边缘性”，则类似于情志、道德等等的具象与虚悬，在各种争拗中，这些掩抑于常态景象之下的非常态反应，逐渐成为带着哲学认知意味的心灵图式，就像作者的小说梗概所介绍的那样，它很丰富。展开一点说，它是脆薄的，又是坚韧的，既是芜杂的，又是干净的，它是枯涩的，又是温润的，既是微寒的，又是和暖的。总之，相关书写——这种边界或边缘性，又成为检测人的良知的试剂。

客家学者张祥云教授在他的专著《道理与功夫》的第一章里头，引述过熊十力先生在一次学术对话中向冯友兰先生所作质疑。熊先生质疑冯先生什么呢？质疑冯先生把“良知”讲成“假设”。熊先生的主张是“良知不是假设，是呈现。”张祥云教授对此的解释是，熊先生所坚持的是回归人文本性。就《红隼》这种“密写点”构型看，它无疑和熊先生这种回归（既是质疑也是阐述）具有趋同特征。

所有“边界性”也好，“边缘性”也罢，它们要么是将完成的，要么是未完成的（能看到头的，是将完成的，像豌豆妈妈穷尽办法治儿子；看不到头的，是未完成的，像豌豆爸爸妈妈今后的关系，像红隼会不会飞离这个家）。这都是南翔密写点的重要依托。《红隼》是一个写自闭症儿童的小说，多数作家，或许会把主要着力点，放在父母含辛茹苦、劳累却很难获得回报的催泪故事的讲述上头来。《红隼》当然也写了相关情节，但作家不是要反复冲击人的情感体认底线，而是把“简单故事”所蕴蓄的文学意义挖掘出来，使之具有王元化先生所述契诃夫作品那样的美学特征：“故事就这么简单，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活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在这些场景中流露出来的淡淡哀愁是柔和的、含蓄的，是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

我没有想到南翔会写这样一个城市题材小说。它的许多元素都是远离城市的，却和城市巧妙地形成了互文。它事实上是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或者说，它是评论家心目中的、更高层级意义上的“小说”，它不再是以纯粹的“故事”强度为结构考量，而是从多侧面、多视点、多维度观察“故事”，以新质拉升其价值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