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文学高地进发的厚重之作

——“广东重点作家作品系列研讨会”

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研讨会专家发言摘要

2月24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广东省作家协会、《文艺报》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出席并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副总编辑赵萍，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党组成员、秘书长刘春，创作研究部主任周西篱，办公室主任陈蕾，《文艺报》社副总编辑刘颋，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秦莉等主办方代表，潘凯雄、徐可、李朝全、张志忠、杨庆祥、丛治辰、饶翔、岳雯、李蔚超、宋嵩、李壮等专家学者及本书作者邓一光参加研讨。会议由赵萍主持。

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述了中国现代史中早期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和世界命运同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主人公郁漱石在国民觉醒时期以少年之身赴日本和美国留学，在民族危亡时刻以青年之身归国抗战，在全球反法西斯战场的香港保卫战中，率小组与敌寇作战，因被俘身陷囹圄，经历了三年数个月的非人折磨，又以直面恐惧与软弱的勇敢逃出战俘营，寻找同样陷入战争囚笼的恋人，参加了香港战后重建工作，由此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先后入选首届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亚洲周刊》年度全球华人十大中文小说、《收获》年度文学排行榜、“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年度十大好书奖、《当代》年度长篇佳作、《长篇小说选刊》年度金奖、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文学长篇排行榜等多种文学专业榜单。202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再次出版。

专家发言摘要

与会专家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厚重的战争题材作品，也是一部对战争进行深度反思的长篇小说。小说将中国抗战纳入到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体系当中，将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放置在世界史的眼光里，用大量非虚构的材料来构筑小说的机体，显示出作者极为扎实的创作功底和极为广阔的写作视野。并通过塑造郁漱石这一特殊的人物形象，深刻思考了生命、战争、人性、道德、尊严与爱等一系列文学书写的永恒话题，回应历史、昭示未来，展示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厚重的思想内涵。整部作品构思宏阔、运笔细微，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反思战争、祈祷和平，让读者对历史、未来与责任有了新的思考，时刻提醒我们追寻人之为人的真正价值。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凯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突破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技法，对标、借鉴世界战争文学经典，写人的小，而非人的大。从主题深化、文本拓展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庞大的体量中蕴含着真相的分量、情感的重量，反映人民大众追求平等、民主，向往幸福、和谐的不寻常经历和思想轨迹，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历史前进中蕴藏的强大精神力量。主人公郁漱石作为中国第七战区兵站总监部的中尉军需官，面临恐惧的重重考验，在软弱与挣扎中葆有人性的光辉，以种种不完美的性格和行动成就了一个真实的、可爱可敬的人物形象。作家以追本溯源的考究极力廓清香港18天保卫战的历史脉络，洋洋洒洒呈现出世界二次大战的风云激荡，打捞出被历史烟云遮蔽的精神财富，挖掘记忆幽宫中蕴藏的文化遗产，使这部作品兼具文学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张培忠谈到，邓一光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其创作兼具现实主义的冷峻和英雄主义的情怀。《人，或所有的士兵》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挑战创作难度、追求艺术高度、探寻思想深度的厚重之作。小说对香港保卫战进行了全新的判断和书写，将之作为二战的一部分加以审视，填补了相关题材的书写空白；不是正面描写战争，而是以法庭陈述、调查、举证等多种形式巧妙搭建起作品框架，在非虚构的历史背景下孕育虚构故事，拓展了虚实的边界；小说将视角转向战争中所有的人，充分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精神品质，在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方面做出了突出探索，是向文学高地进发的厚重雄浑之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通过血缘、学识、修养、爱情等方面的设定，赋予了主人公郁漱石一个多元文化集合体的形象，对于战俘营这一特定环境的设计则构造出了一个多种文明共处与冲突的实验场。小说将笔触深入到人性深处，直面大事件下小人物的生命常态，写出他们复杂的人性，以科学的精神完成了人文关怀的工作，为“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秦莉谈到，“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穿透时光的魅力。”《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厚重、卓越的优秀作品，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取得的重大成果。接下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共进，进一步加深了解、深化合作，为优秀作家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服务。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指出，作为近三年前出版的超长篇（77万字的长篇），三年后还能再开研讨会，这在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并不多见，这本身就是作品本身的魅力，或言亮点所在。邓一光是新时期以来很重要的作家，战争题材更是构成其书写的标志性特征，具体到该作品至少有三个特点值得足够关注：一是把中国抗战纳入到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体系当中，这是我们走向国际化、全球化历程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作品最大的亮点。二是作品的主人公是从战神变成战俘，体现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生命理念，这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三是作品结尾有一个“本书参考资料”，涉及文字类文献约45条至少2千万字，可见作品之厚重沉实。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指出，《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且是一部伟大的战争小说。作者选取海量的历史材料，把虚构和非虚构相结合，钩沉史实，宏大磅礴，可见笔力非常深厚。此外，小说采取独特的叙事角度和艺术形式，通过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角度互相补充，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同时小说的主体的框架和情节的设计构成多声部叙述，总之这部作品语言的密度、节奏、结构和写法等等都超出我们既往的经验，需要沉下心来阅读，也带给我们独特的快感和享受。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表示，一部作品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三年后还继续被讨论和认可，非常了不起。最早接触邓老师的写作是城市文学，比如《在龙华跳舞的原则》《宝贝，我们去北大》等，当时读完以后非常惊讶，感觉邓老师把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书写提高到一个特别高的高度，是对整个中国城市文学现代性的集中呈现和展示，可以纳入世界城市文学书写的谱系里讨论。另一个脉络就是战争题材书写。《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真正的大书，首先它有一个文明的冲突性。作品用最丰富的非虚构的材料，用学者式的研究的眼光或者视野，来展示文明的对话、互动和冲突，它从一个战俘，是从一个失败者的角度、一个囚徒的角度去书写战争，用非常极端的存在境遇，来凸显人性最深刻的灵魂搏斗。因此它既是战争小说，也是存在主义的小说。同时，内视角的叙述方式展现了人性在复杂的历史局势里如何保全作为文明之子的存在感，为战争史或者文明史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忠表示，作品主人公郁漱石的气质与哈姆雷特有相似之处，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里面少见的知识分子形象，既有哈姆雷特的追问、反省、沉思，又有积极的行动能力。小说涉及也非常巧妙，一上来就是不停的自我辩护或者别人辩护，和卡夫卡笔下审判当中的K一样，它不是具体事实的危机，是一个人的危机，是人类的危机，人或所有士兵的危机，就是在二十世纪，在战争带来的人的精神支柱垮塌、人的精神信念毁灭的前景之下，怎么样生存，怎么样走下去。此外，郁漱石展现了中国传统智慧，以柔克刚，总之，他是文学当中少有的一类知识分子形象，而且这个知识分子不但能思考，而且有行动力，用行动和思考回应历史，昭示未来，回应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生存困境提出的难题。

《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表示，《人，或所有的士兵》是她看过的所有长篇小说里面完成度最高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写作有难度，阅读也有难度，但是难度和收获成正比。作品以拼图式的结构呈现了当代文学中非常独特的人物形象郁漱石，他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追求，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即便是在非常的时局中，他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渴望安宁、相信柔软，有脆弱、妥协的时候，也有他的坚守、奋不顾身。面对周围种种的不理解，甚至误解、屈辱，他只想成为一个正常人，为了让战俘营的人的生命得到最可怜的最基本的尊重，他付出了自己的尊严和代价，这个过程写得非常隐忍、非常感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士兵，每个人是这个世界的，是正常的文明延续的士兵，每个人也是自己的生命的士兵。与此同时，这个拼图结构也构造出战争后面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的交缠、纠结，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文明受到怎样的摧毁，文明又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保证或者能够帮助人类的延续，而人类的延续和文明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关系，在这部作品里面都有非常深刻的书写。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认为，作品让人联想到庄子的“有用”和“无用”哲学，把人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阐释得触目惊心，小说人物虽然行动极其艰难和有限，但作品通过回忆的方式，以及非虚构与虚构的方式，让他们绽放出各自的历史，让人感觉压抑当中有人性的光辉，有一种让人感到振奋的东西，即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底下，人的情感和能动性都会发挥出来，还有人的尊严。作为跨文化的多国培养出来的人才，他在不同的文明对撞当中，在一个文明表现出的不同面貌当中，在和平与战争、文明与野蛮之间穿行和思考，呈现出人在具体处境下的复杂性。此外，小说通过注释把虚构故事不断拉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让虚构和真实形成某种对照关系，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表示，邓一光老师是写大作品的，他有非常大的抱负，不是寻常作家。这部作品就是要写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还要探究一个人为什么活着，对人进行灵魂拷问，对人生进行追索，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小说，它可能也探讨人存在的一生的荣耀，包括人性的弱点和恐惧。同时作品也具有对战争的反思，如对中日之战的审视，它把战俘作为小说主角，体现作者的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他尊重历史、遵从历史的写作姿态和态度，还有他追问和探寻历史真实的孜孜以求的态度和精神，这是对于二战题材、对于抗战题材的创新和创造，也是一个拓展，作品独特之处还在于用法庭调查的方式努力还原或者复盘人物一生的脉络，就像建筑结构上的榫卯结构，严丝合缝把小说大厦构建起来，具有强烈的代入感。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荟版副主编饶翔认为，邓一光是中国当下文学特别难能可贵的一位强力型的作家，一个是指他丰沛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作精力，另一方面是他的过人才华和不竭的创新能力。他在小说中表现的思辨力，对新事物的观察力、思考力、思辨力，艺术赋形的能力，都让人感觉不可思议。我特别赞同张培忠书记讲到的一句话，他其实不断在挑战艺术的难度和高度，他通过对于史料的大量占有和把握，对于历史的还原，通过对于人物细节的想象对于人性幽微的洞察，最后不断挑战自我，呈现一部艺术上、思想上、美学上这么丰沛的著作，特别值得钦佩。作品彰显了作者丰富的历史认识价值和人物的丰富性，实现简单的国族视角的跨越。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处处长岳雯表示，其实评论家和作家是有竞争关系的，我们会在主题上、在书的阅读上拿出自己的情感、智力、见识种种去跟作家竞争，但我特别羞愧的承认，在这次竞争中我写出来的部分永远不能说出我要说的部分，好像我们讲不清楚，不能抗衡的感觉。邓一光老师是我最敬重的作家，他把自己完全打碎投入到文学的篝火当中，让文学燃烧。甚至文学对他可能也并不那么重要，他不是通俗意义上讲的把自己献给文学的人，他有一个大的志向，说知识分子也好，是那种有更大追求和格局的人，文学只是他表达的一种形式，他是拿命搏文的人，作为读者我们甚至无以为报。邓老师自己走进去，把很多固有的观念上的藩篱一点点拆除，再来搭出一个新的东西，这是特别难的。比如对于文化和常识的再认识和理解等等，作者作出了非常可贵的探索，它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书写，它更像是一个寓言——每个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自己，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给我们提醒，作为一个人，或者作为一个人活下去多么不容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认为，邓老师是了不起的小说家，他是一个造物主，他创造一个世界，所以我们觉得把握不住它。他对他创造的小说世界的冷静、自信、克制和平实体现在他的叙事中，这可以构成文学研究者进入的一个路径。作品叙事非常笃定、平实、肃穆，他塑造了很多历史人物，很多历史名人，但是大部分时候只是提到他，并不是让这个人物开口，而是在人物周围虚构一些人物，用转述叙述的方式，以很亲近的方式让这个历史人物在他的空间中还原，让读者既有可信感，同时又有大量的陌生信息吸引我们去探索。小说提供了人是历史的人质的历史观的反拨，其中每个讲述者都是自信的、平静的，它让每个人物以法庭叙事的方式，看似客观，看似在陈述和交代，实际上是无微不至地从一个一个的角度、一个一个人还原历史的真实，从而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谈到，他很喜欢这部作品。战争伴随人类文明从古到今一直发展过来，这是文学创作永远的主题，《人，或所有的士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是，它弥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写战俘题材的空白，其实战俘文学或者战俘文艺在世界文学史和文艺史上有很悠久的历史，如《桂河大桥》《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等，但在中国很少有作家愿意去触及这样的话题，作品显然超出它们原著水平太多，期望它有朝一日能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此外小说把不同国家、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战俘以及侵略者、统治者的“声口”表现得淋漓尽致，使阅读过程不显得那么乏味，也是艺术上的一大特点。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李壮表示，我们能从这部作品看到作者对文学的虔诚，关于这部作品的语境和它的精神底色，这部小说是战争小说，但是又超越战争话题，他把人的处境结合于或者放置于历史和时代的语境之下，但是又将这个历史语境或者时代语境逐渐剥离下来。它无限依托于一个特定的、具体的、真实发生过的有无数史料的战争背景，但是又从它的身上不断剥离，甚至到最后很多东西都不重要了，你到最后会发现，它绝对不仅仅是热血的叙事，或者民族情绪、历史反思的叙事，这部小说彻底依托人的极端环境和赤裸状态，真正写的就是恐惧，是孤独，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写的就是尊严和放弃尊严之间不断的摇摆。书里杂糅善和恶，美和残酷，真实与荒诞，人物始终处在彷徨和不确定中，却呈现独特内核力量与光泽，非常有趣。小说叙事的拼图结构也直接建构小说的内核，在这个设置中凸显人物的异质性，以及极端环境中的人与人性。

作者发言摘要

邓一光表示，没有文化流变的历史或者现实，没有人类精神的科学幻想，不在一个整体人类的框架中去谈论国家、民族、种族、性别和政见，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人类是由断裂的却又生生不息的文明建立起来的，而这次的写作就是想在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三个向度里追寻、审视、探究这种文明的逻辑，在一个更广阔的疆域中形成对话与塑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