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底，《人，或所有的士兵》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过一次“漫长且别样”的研讨会（《人，或所有的士兵》：理解战争，理解文明）。说它漫长，是因为那次会议大家从中午发言到晚上，还觉得意犹未尽；说它别样，是因为当时的氛围令人难忘，老中青三代评论家齐聚一堂，放弃虚话客套，恳切地为这部有阅读难度的作品庖丁解牛，从历史的、美学的、思想的诸路径出发，将真正值得探讨的方面详加分析，也从另一维度完善着小说文本的价值生成。

三年前，评论家们认为，“衡量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它在文学史上是否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新的典型人物以及新的价值观。《人，或所有的士兵》毋庸置疑将是一部能够在文学史上留得下的作品。”

经过三年沉淀，这本书的价值得到了读者和专家越来越多的阐释。《人，或所有的士兵》先后入选了首届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亚洲周刊》年度全球华人十大中文小说、《收获》年度文学排行榜、“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年度十大好书奖、《当代》年度长篇佳作、《长篇小说选刊》年度金奖、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文学长篇排行榜等多种文学专业榜单，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

202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再次出版这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谈到双方合作缘起：“一方面是希望充分调动、整合双方资源，让好书抵达更多的读者；另一方面也是用新的阐释，让这部作品的丰富内涵得到更大的敞开。”

于是，在这个早春二月，大家再次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近二十位专家学者围绕《人，或所有的士兵》的文学品格、思想内涵、人物形象、艺术价值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人，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版

2月24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广东省作家协会、《文艺报》、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张培忠，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秦莉分别致辞。专家学者近二十人及本书作者邓一光参加研讨。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主持会议。

广大浩瀚，延续战争文学的当代文脉

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以七十七万字的篇幅记叙了中国现代史中早期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和命运同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主人公郁漱石在国民觉醒时期以少年之身赴日本和美国留学，在民族危亡时刻以青年之身归国抗战，在全球反法西斯战场的香港保卫战中，率小组与敌寇作战，不幸被俘身陷囹圄，经历了三年数个月的非人折磨，又以直面恐惧与软弱的勇敢逃出战俘营，寻找同样陷入战争囚笼的恋人，参加了香港战后重建工作，由此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恐惧是值得被捍卫的，正因为有人类原生的恐惧，人才不会沦为野蛮的杀戮机器，希望才能够得以留存。”邓一光的写作重新审视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荣耀和弱点，捍卫了人类的恐惧权利，捍卫了弥足珍贵的个人立场，展现出一位小说家深厚的人文关怀。

回顾了从黄遵宪、梁启超以来的广东文学风潮，邓凯指出，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具有突破性。邓一光突破了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技法，对标、借鉴世界战争文学经典，写人的“小”而非人的“大”。邓一光从主题深化、文本拓展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庞大的体量中蕴含着真相的分量、情感的重量，反映了人民大众追求平等、民主，向往幸福、和谐的不寻常经历和思想轨迹，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历史前进中蕴藏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撑。此外，邓凯认为本书主角郁漱石面临恐惧的重重考验，在软弱与挣扎中保有人性的光辉，以种种不完美的性格和行动成就了一个文学史上真实的、可爱可敬的人物形象。

“邓一光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其创作兼具现实主义的冷峻和英雄主义的情怀。”张培忠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延续了邓一光一贯的创作风格，又是一部挑战创作难度、追求艺术高度、探寻思想深度的厚重之作。小说对香港保卫战进行了全新的判断和书写，将之作为二战的一部分加以审视，填补了相关题材的书写空白；不正面描写战争，而是以法庭陈述、调查、举证等多种形式巧妙搭建起作品框架，在非虚构的历史背景下孕育虚构故事，拓展了虚实的边界；小说将视角转向战争中所有的人，充分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精神品质，在构建中国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方面作出了突出探索。

邓一光对战争小说极为擅长，写得精准，是与会者的共识。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表示，邓一光是中国当代最会写战争、最会写军人的作家之一，《人，或所有的士兵》把中国抗战纳入到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体系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我们走向国际化、全球化历程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潘凯雄认为，邓一光作品的主人公从过去的战神变成现在的战俘，这样一种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观念转变对中国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人，或所有的士兵》之所以让人读来感到“广大浩瀚”，其准备之充分，资料之详实功不可没。作家阅读数千万字档案、传记、地方志等内容后，历时多年最终完成作品。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谈到，作者选取海量的历史材料，虚构和非虚构相结合，钩沉史实，宏大磅礴，可见笔力非常深厚。小说阅读具有的挑战性不光如此，还在于独特的叙事角度和独特的艺术形式。“邓一光选择了难度极高的叙述角度，通过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角度互相补充，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形象，这不但给作家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考验。”

郁漱石：在20世纪重现“哈姆雷特难题”

《人，或所有的士兵》以近八十万字的篇幅，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郁漱石这一人物形象。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忠对小说主人公郁漱石进行了分析，认为郁漱石既有哈姆雷特的追问、反省、沉思气质，又有积极的行动能力，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软弱，另一方面又非常执著、非常勇敢。此外，郁漱石展现了中国传统智慧，“他是文学当中少有的一类知识分子形象，而且非常了不起，不但有思考能力，还有行动力，用思考和行动两个方面回应历史，昭示未来，回应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生存困境提出的难题。”

“我认为这个书名可以叫‘人’，也可以叫‘所有的士兵’，这体现了作家写作的基本的立足点或者主题预设，就是要写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要探究一个人为什么活着，对人进行灵魂拷问，对人生进行追索。”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认为，把战俘作为小说主角是一种创造，体现了作家的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和尊重历史的写作姿态。

郁漱石在不同的文明对撞当中，在一个文明表现出的不同面貌当中，在和平与战争、文明与野蛮之间穿行，造成《人，或所有的士兵》中最重要的思考。“他的悲剧恰恰也在这里，他似乎属于中国，但又不属于中国……他在文化上属于多元混杂的提前到来的全球化的状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谈到，邓一光以极端状态书写人性的复杂，尤其是人在具体处境下的复杂，表现得很成功。小说的压抑感中有人性的光辉，也有让人感到振奋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人的情感、人的能动性都会发挥出来，因为这关乎人的尊严。”

“邓一光将文明的冲突性置于非常复杂的世界史的眼光，用最丰富的非虚构的材料、学者式的研究眼光，来展示文明的对话、互动和冲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认为，邓一光用非常极端的存在境遇，来凸显人性最深刻的灵魂搏斗。《人，或所有的士兵》是战争小说，同时也是存在主义的小说，非常极端的存在境遇里的人性最能够呈现出复杂性。《人，或所有的士兵》叙事的视角不是外在的视角，它是内在的视角，但同时又借助其他的证人、养母、同事等不同人，呈现人在特别复杂的历史结构里的表现，它提供了战争史或者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而这个人物形象具有世界性。

“《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小说彻底依托人在极端环境的赤裸状态，真正写的就是恐惧，是孤独，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李壮认为，邓一光想写的就是在维护尊严和放弃尊严之间不断的摇摆。小说主人公郁漱石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现代文学以来经典的“零余者”的形象，他不仅在人之外，也是在自我之外，他的内心分裂找不到皈依，这种设计让这个带有史诗性作品的主人公成为反英雄的英雄，特别有戏剧张力。

从“历史的人质”，到历史的创造者

对于一部小说或者一位作家来说，找到自己的“理想读者”是一种幸运。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处处长岳雯正是《人，或所有的士兵》的理想读者，她甚至坚定地认为这是当代文学最好的书，邓一光是最好的作家，没有之一。岳雯称赞了邓一光的文学精神：“他把自己完全打碎投入到文学的篝火当中，让文学燃烧。甚至文学对他可能也并不那么重要，他不是通俗意义上讲的把自己献给文学的人，他有一个大的志向，他是那种有更大追求和格局的人，他可能只是找到最顺手的一项工具——文学，文学只是他表达的一种形式。”同时，岳雯也认为，这本小说把很多固有的观念上的藩篱一点点拆除，再来搭出一个新世界，“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讲历史的一本书，它更像是一个预言，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它会常读常新，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它都会给我们提醒，作为一个人活下去多么不容易。”

面对小说较为复杂的框架，《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指出《人，或所有的士兵》具有拼图结构。她认为所有人物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在这部小说中都是随着拼图的逐渐清晰，构造出战争后面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的交缠、纠结，而成为一个复杂的网络。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诸如文明受到怎样的摧毁、文明又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保证人类延续、人类的延续和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等话题，如同蝴蝶效应，在这部作品里面都有非常深刻的书写。

“《人，或所有的士兵》里有很多历史人物，但邓一光并不轻易让历史人物开口，而是在这些人物周围虚构一些人物，用转述叙述的方式，围绕主人公郁漱石，以很亲近的方式让这个历史人物在他的空间中还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认为，邓一光这部小说跟以前的历史小说不一样，他不再把人物当作“历史的人质”（萨特语），不再试图捡拾历史拼贴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叙事，他要让每个人物以法庭叙事的方式，在看似客观的陈述中无微不至地从一个个的角度、一个个的人还原历史的真实。“他想再次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李蔚超说。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荟版副主编饶翔也认为，邓一光在小说中表现的思辨力，对新事物的观察力、思考力、艺术赋形的能力，都让人感觉不可思议。邓一光通过小说重新直面关于爱、关于邪恶、关于死亡、关于道德、关于形而上种种曾经我们认为陈旧的命题、我们忽视的关于人最基本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或者国族立场，站到了人类视野的高度。

人物对不同语言的习得与回响也成为这部小说的重要特色之一。《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称赞了小说对人物语调的书写，认为小说把不同国家、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战俘以及侵略者、统治者的“声口”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活灵活现的对‘声口’的模拟，使得阅读过程不那么乏味，这是这个作品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

作者邓一光

研讨会最后，邓一光向认真阅读的专家和读者表示感谢，并谈到自己创作这本书时的文学视野。他说，“常识告诉我，没有文化流变的历史或者现实，没有人类精神的科学幻想，不在一个整体人类的框架中去谈论国家、民族、种族、性别和政见，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邓一光表示，人类是由断裂的却又生生不息的文明建立起来的，而这次的写作就是想在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三个向度里追寻、审视、探究这种文明的逻辑，在一个更广阔的疆域中形成对话与塑形。

研讨会合影

（图片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