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霞里》开写于2021年8月，刨去中间开会学习、办活动的时间，我花了13个月写成。

这是我写作史上的一个例外，飞奔向前，自由敞亮。从开头第一句话，文字就找上我了，我欢快地应着，也不带客气的。起头的想法是写一个女人的生卒50年，一年五千字，共25万字。但开头第一年就写冒了，后来越发不能控制——简洁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随着年纪增长会逐年下降，因而老作家才不得已去写长篇；至于短篇，唉，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人文社全程跟进了我的写作——似乎我是他们的写作机器似的——当得知我写到40多万字还不能止，他们说，打住，没完没了了！于是我就打住，把女主捺死在41岁上。

为什么一定要捺死她？编年体的体例决定的，我这些年有读年谱的习惯，年谱思维几乎成了我的惯性思维，看着一个个卓越的生命从我眼前流逝，他们从出生起——无论是生于名门贵胄像陈寅恪，还是寒门子弟像梁启超——人生的最初几年，他们和家人一起度过。祖父辈是干什么的，兄弟姊妹啥情况，性格是怎样养成的……尔后长大，求学，交友，跟各色人等打交道，他们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小社会。

另有时代跌宕施与他们的影响，像梁启超本身是个弄潮儿，而陈寅恪偏于学术一隅，但潮水还是会溅到他身上。时代笼罩着每一个人。区别在于个人选择，是攻是守，是进是退；而个人选择关乎性格、价值观，溯根求源或可归于他的童年，他的出身、家教施与这孩子的影响，跟他的天性所发生的碰撞——天知道会撞成什么样，这是一个太繁复的力学问题。

我这些年读年谱，一个基本感受是，青少年时代新鲜昂扬；中年繁复热闹、人来人往，像一场盛宴；老年归于苍凉，太息而已。当然童年最重要，人生的底色，从牙牙学语开始，尔后倏忽几十年，一个人就没了。然而唯因他生长、盛开、衰老、凋零，中间他哭过、笑过、爱过、恨过，且人人各异，色色不同，人生才值得去探讨、去记述。

生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生必须置于死的前提下，才变得有意义，值得珍惜。所谓长生不老，罢了罢了，乏味至极。我从35岁来到广州，就面临这个文学母题，也可说是人生困境——是不是太早了些？可能是读年谱读的，读了十几年，也就那么回事，什么都不上心了。《烟霞里》便是读了十多年年谱又不上心的结果。当然也有现实考量，这十多年来，我的同龄人已有陆续离世的，啊，落叶飘零，不胜感怀。他们构成了此篇写作的前提。

我这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父辈中有当过知青的。小说中父亲奔赴井冈山一节，是借用原北京知青曲折的经历，来源出处是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剑桥大学生克里斯托弗·莫里斯闹革命一节，是借了欧洲思想史专家托尼·朱特的经历。

这就说到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关于1992年南方谈话、深圳股疯、香港回归、中国入世等一系列大事件的综述，也包括崔健开演唱会、前首富牟其中的殒落等，都出自一本精彩绝伦的书：《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作者凌志军。此书陪伴我度过整个90年代的写作，是点醒、激扬、振奋，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它把我整个覆盖了。

人与书的遇合多么奇妙啊。人生50年，单单青年时代我忘了，而市面上关于90年代的书少之又少，恰好凌志军出现了，好像大风拂面，把我吹得摇摇晃晃，人一下子醒了，记忆全回来了。我仿佛看到一个女青年，她走在艳阳里、酷暑里，她走在风沙扑面的街上，脑里有轰鸣；她走在渐趋密集的楼群里，到处都是工地，人人有希望，那自由自在的、甩开膀子大踏步的形象，那是女主田庄，也是我，也是90年代的所有年轻人，是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