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诗的发展颇为不易，其发展长期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压力——古典汉诗传统、外来现代诗歌传统和百年汉语新诗形成的自身传统。在这三者之间，彼此的特性大于共性，却又一致给予当代新诗相当程度的压力，反复诘问新诗创作的来路和新诗发展的前路。当然，日久天长，新诗也会在与这三者的切磋琢磨中，取长补短，渐渐壮大自身。进入新时代以来，当代诗人尝试着从诸多方面状写人民的文化生活。其中，诗人杨克的方式值得关注。

贯穿杨克诗集《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主要意象是“风景”。诗集中“风景”并不指向光风霁月的具体事物，而是发挥了环境、场景或视野的被动作用。

试看《谁告诉我石峁的邮编》一诗中这样的段落，“文明的前夜，她在石峁/遗址那时还不是遗址/从内瓮城寄到外瓮城，可有猿声/穿过古地图，所有的字皆僻字/仿佛密码，她读不懂不要紧/就像我此刻读不懂彩绘几何纹”。这是当下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走向新高度的一个缩影。当下的中国人，精神文明获得极大发展，文化自信赋予了他们全新的历史高度，于是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我”面对史前文明遗址，显现出的是一种观察者、对话者姿态，这正意味着“我”认领了自身的历史书写者身份，寻求着诠释传统的新方式。在此意义上，前述三种传统并非与当代汉语新诗对立，而是作为一种“风景”不断经历着当下诗人与读者的诠释。这部诗集中，一系列重新诠释经典的篇目正是对此的具体展现。比如在《苏东坡》《暴雨中的苏轼》二诗，刻画的还是苏轼率性豁达与苍生为重的经典形象，但在篇目靠后的《新水调歌头》中，这些经典形象有了符号化的趋势，到了诗作的最后一节，诗人彻底亮出底牌，“来来请坐，罗江边上/我要与你共饮/在这历史上月亮最耀眼的一夜/这千古一聚，/摆上拖罗饼，闲话江和村/唐诗与宋词都在此失踪/就像再长的江河终要入海”。

传统经典如唐诗宋词的既有意义，如同江河入海一般在此失踪。而“我”要与李白苏轼共饮，正是通过重新诠释传统，在激活、赋予、创造着新的意义。传统之于新诗的意义，恰恰产生于新诗如何组织、叙述传统。风景化的传统就会成为新诗叙述中的一种固定背景。提起李白，就是飘逸豪迈；论及苏轼，就是豁达洒脱。意义的生产与循环就此停止，最终造成诗歌资源的萎缩。

杨克有意识地在诗作中还原当下生活的本来面目，描摹日常生活的鲜活与温度。这种摆脱虚空高蹈、投迹生活日常的意识，实质是关注文明的延续与转型，最终转化成《天河城广场》《花城广场》《光影编码的摄影哲学》等一系列书写日常城市生活的诗作。较之于宏大叙事，杨克的诗着眼于当下正发生着的真实情况，从具体的生活细节落笔。他的诗作具有一种向外蔓延的趋势，勾连起散落的空间坐标。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以来，杨克未曾停止过对当代汉语新诗的探索。诗人自身的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大潮同轨，与之对应，他的诗作也一直与人民的生活同辙。《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这样的新诗作品，彰显出诗人关注人民生活的创作倾向，在一双洞穿“风景”的眼睛背后，是诗人对当下人民精神生活的临摹，对人民文化生活的倾心与热爱。他善于把握人民切实的生活，去摹写，去升华。只有真实可触的生活才能成为新诗深厚的艺术源泉，而不断探寻生活本质的创作过程，既是诗人风骨所在，也是诗歌的艺术魅力所在。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