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家，魏微常常显得“不合时宜”。很多人对她的创作寄予很高期望，她却矜持、固执甚至是故意地不出手。偶尔，她也会在文章或言谈里表达创作的决心与计划，同时又吐露难以推进的焦虑与痛苦，这就更让人对她可能的下一步产生遐想。足够的小说创作天赋，却迟迟不能用作品满足人们的期待，这种焦虑中是不是也潜藏着出大作品的可能呢？及至2022年，魏微拿出了她可谓是“沉寂”多年后的一部长达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烟霞里》。终于算是给了关注她创作的人们一个交待。

读《烟霞里》，突然觉得魏微变了。以小城镇为背景，写家庭里的烟火气，写伦理秩序中的爱恨情仇，在无事的悲剧中写出一种难以释怀的淡淡的忧伤，这种忧伤又含着一个游子对故乡、对亲人的眷恋，这是魏微创作的长项，是她小说的鲜明标识，也是很多人喜欢她作品的缘由。《烟霞里》却让人读出了另外一种小说风貌，展现出魏微强大的也是冒险的小说抱负。她执意要突破从前的自我，打破既有的小说格局，写出她的创作理想：为一个小人物撰写编年史，也为一个大时代作记录。人间烟火的挥之不去中，更可见时代风云的潮起潮落。真的没有想到，魏微会这样处理笔下的人物和故事。

如果说从前的魏微是踢毽子、练太极，这一次则画风突变，要做举重者和拳击手了。这哪里是“一个人的编年史”，分明是要为一个时代画像。说一个时代都小了，从十年动乱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怎样的风起云涌，世事变幻，魏微要对这样一个巨变的、转型的时代提供自己的小说记录。

这是小说，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分析和评判。这是一个人人生经历的叙述，更是对社会变迁的直接描写。《烟霞里》仍然有鲜活的魏微小说印迹。一座小县城，与之相关的一两个小村镇。一个乡村女子的成长史。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家庭成员在大善的前提下发生的各种矛盾纠葛与行为冲突。但魏微这一回显然增加了“重型武器”，“打击力”显著增强。从李庄这样一个小村镇开始，逐渐扩展到县城清浦，再扩大到地级市江城。地域的拓展也是家庭奋斗史的写照。这一过程中，魏微仍然坚持着自己以往的叙事风格，即小人物裹挟在大时代的风云际会里，微小却坚忍地活着；他们奋斗但不能说是奋斗者，因为他们大多没有体现出奋斗者的姿态；他们顺应着时势潮流，因为他们并没逆流而上的勇气；然而他们并不愿意苟活，不愿意只满足于吃饱喝足，他们的精神和情感总是处于活跃的状态中，而且各自具有程度不同的反思能力。平淡的生活因此并不完全是平庸的，即使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却也有值得记录的地方。这就是小说的功能。

魏微在《烟霞里》里直接和历史对话。可以说她的发力是全方位的。自叙传的色彩已经不是某些方面的相似和联系，而是将自己的出生、成长，命运、归宿和盘托出。几乎就是一部近乎非虚构的人生盘点。因为让主要人物田庄英年早逝，这种自叙传色彩又和强大的虚构发生了错位、对冲。说实话，呈现在我眼前的小说面貌让我为魏微有一点担心，这太为难她了。一个在小城镇的人物堆里感到舒适的她，突然要评判历史，向时代发问，为未来留下记录。

《烟霞里》由两个文本构成，一是田庄从出生到成长，从求学、入职到迁徙、成家的自述，在这一自述过程中，打开的是李庄、清浦、江城等乡村、城镇、城市的面貌，是田庄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系列人物林林总总的故事。一是田庄出生、成长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重大的变革。特别是田庄从李庄出发，一路走到她早已心向往之的广东，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最微小的生命个体与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时代风云奇妙地结合在一部作品当中，时代风云像巨浪冲击着每一个个体生命，也像一道长城，耸立在每一个个体生命面前。于是小说呈现出两种看上去截然不同的文体。田庄家族的故事依然延续着魏微一贯的叙事风格。小城镇的生活景象，每个人内心并不巨大却很激烈的激荡与冲突。另一条线索，是关于时代背景的铺陈。小说从田庄出生的1970年起，以编年体的方式，逐年讲述田庄的生长历程。这种严苛的方式使得小说无可回避地要将每一年的时代背景、重大事件都写入其中。于是，一种“报纸新闻体”的讲述就不时地加入其中，成为小说的“论说”部分。这些背景，基本上是一个小说家在用社会分析和新闻评论的方式，讲述自己听闻、经历以及事后追踪到的重大新闻。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就这样被小说家化入到自己的故事讲述中。我说魏微创作风格的突变，而且是冒险式的突变，就是指这一部分的加入。它们字数上占有相当比例。

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魏微的年龄、经历计，有些历史事件并非都是其记忆中的一部分，如1970年代初中期的社会动荡；有些则又是稍有一点年纪的读者都曾亲历过的。如改革开放后每一年中国社会潮流、文化思潮的涌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事件。魏微究竟能在多大程度提供人所未知的新鲜内容，如何确保这些信息对小说来说是有效的，对读者认知而言是新鲜的？比如写到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她依然是用描述式的笔法，讲述了911事件的全过程。除了对国内国际大事要事的记述、评述，小说还结合田庄的个人职业，叙写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思潮的流变，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的色彩纷呈。就此而言，自叙传的痕迹依然强烈地映照在人物尤其是田庄身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时代背景的交待与小说人物故事发生内在的、切实的关联。

魏微为此无疑是下足了功夫，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应该说，社会编年体对她提出的挑战更大。总体上看，她在这方面的完成度较高。她做到了基本准确，并且在与人物故事，尤其是与田庄人生历程的结合上努力做到有效对接。田庄是出生在乡镇上的普通女孩。她的父母却又不是完全的务农者，这让她的成长始终与周围的环境既融合又有区别。幼年的田庄就被送到父亲出生的城市江城居住，在爷爷奶奶的呵护下长大。父母及之后的兄弟姊妹也都搬到县城清浦居住。李庄、清浦、江城，三点一线间构成田庄独特的成长空间，让她上可过早接触《人民日报》之类的读物，不但识得高难度的文字，而且懵懂间对天下大事有了领悟的“特长”。来到广州工作、生活，成家立业之后，这种感悟就成为田庄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田庄因此变成了这样一个人物，对家庭亲情非常敏感，尤其对祖父母的情感依赖，与母亲的时有牴牾，对父亲的理性认识，让她的情感和心理充满张力，她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及人生经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她却很少关注个人的情感需求，尤其是进入青春期之后，对于同爱情相关的情感，总处于茫然和被动状态，这使得她的人生因此多少有些寡淡。然而或许正因为这种心智上的既有过早成熟的一面，又有明显缺陷的原因，让她有可能对社会时事产生“偏科”式爱好，从而使小说中关于社会背景的交待变成合理存在。虽然这还不是全部充足理由。

我认为对魏微来说，最难的不是把田庄这个明显有着自叙传色彩的人物写好，哪怕是以编年体的方式写好她的成长史。而是在于，如何为她的成长提供强大的社会背景支撑，如何让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裹挟在大的时代风潮中，既看出社会时代对她成长的影响，也看出经她的眼睛过滤后的社会时代有怎样的景观。如何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两个互不关联的世界有效地捏合到一起，成为一个互相交叉的立体多维的小说世界，这是魏微给出的难题，是她自己设定目标时就已经注定要面对的挑战。处理这种关系，做到叙事上的统一，逻辑上的自洽，并非易事。魏微尝试使用多种手段使之能够周圆。说实在的，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魏微面对一个天然的困难。从一个人出生开始的记述，当然不可能以其本人的口吻叙述完成，相当多的部分需要有一个超出角色的叙事人来承担，否则，不是逻辑不通，就是不可能均衡。田庄生于1970年，一直到她有了判断事物对错，看清周围形势，揣摸人心之前，她幼年时的经历，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大事件，社会变革的趋势及潮流涌动，都不可能以田庄的视角来完成叙述。于是，我们在小说中读到了一个既不是田庄，也不是小说作者的叙述视角。这个叙事者没有身份，不是人物，就是一种笔调，一种假设的、假定的存在。这个叙事视角被称作“我们”。这个“我们”具有全局性且超然物外。有的时候，这个“我们”有点像影视剧里的画外音，帮助人们理解人物不能直接说出的内容。比如，说到田庄还叫小丫的幼小时期桀骜不驯的性格，小说写道：“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其实小丫还好。桀骜不驯是有的，但也要看对谁。”这个“我们”是谁？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我们”在小说的开始部分成了必须存在的叙述者，很多说理的内容大都由“我们”来承担。“我们认为，在中国有许多事是不能深究的，家庭尤其是；人生的不幸，首先是从家庭开始，而不全是由社会造成的。我们作为儿女，对父母多有批判。则我们作为父母，又做得如何呢？当然也不够好，如此，便由下一代来批判，来纠正。”这样的表述在开始部分时有闪现。

读到小说的结尾部分，这个“我们”逐渐得到合理解释。虽然魏微没有直接说出，但她为此做了自圆其说的工作。这就是，所有这些故事，原来是由田庄的几个朋友共同完成的。为了把故事写好，田庄的几个闺蜜还请来了一位叫做“魏微”的作家共同完成。“魏微”很愉快地加入到讲述田庄编年史的撰写工作中，并和大家一起讨论田庄人生故事的种种。这就是“我们”了吧。这里既有作家“魏微”，也有其同龄人。她们是一个组合，是我们开始读到的那个奇特的“我们”。魏微的这一神来之笔可谓大胆。这样做不但让种种不同的叙事变成合理，而且还拆解了田庄就是魏微个人自叙传的联想。这是一种叙事策略，也影响了读者对人物故事的认知。当然，这个“我们”在小说后半部分逐渐退隐，这是随着田庄可以自我识别人事、辨别是非而自动形成的。

尽管叙事人的切换具有补救性质，但从小说的阅读效果而言，又是可以成立的，并无别扭之处。魏微突然放开了写作的手脚，不再小心翼翼地一点一滴前行了，《烟霞里》是一次转型，也是一次升华，可以想象，此后的魏微会在创作上跃上一个新的平台。四十万言的小说，讲述一个女性一生的生命历程，记述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变迁。人物从幼小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中，身体、心理所发生的变化，要以编年的方式一步一步捋下来。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与转型，社会思潮、文化潮流，一波接一波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发生着变异，一个小说家要全面了解、掌握。魏微要为这一切“编年”，还要寻找二者的结合点，使之融为一体。魏微写作疆域突然扩张，理想抱负陡然增大。从她创作上寻求突破的角度讲，我对此颇感欣慰，且视其为有可能打开新空间的一次大胆尝试。

难度也是全方位的。仅就语言表达来说，半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国社会的流行语也在发生着急速变化。小说既要生动描述一个时代的生活，又面临一个困难，即要不要恪守时代生活的真实，严格把握好流行词语的出现时机。《烟霞里》其实已经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小说的开始部分，即田庄的幼年时期，那时的中国还处于封闭状态，魏微为了叙述上的生动，为了和今天的读者迅速呼应，在某些环节上使用了今天才有的流行语。我不认为她是无意识、不小心这么去做的。她有刻意为之的成分。因为有“我们”这个超然的全能叙事视角的存在，这些“穿越”式的词汇仿佛也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不过我相信，这些词语，或者说这样一种叙述方法，在读者中是有可能引起讨论的。比如这样的描写：“那年田家明十九岁，迎来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高光时刻。后来他说，整个剧场燃了，爆了。”这显然是“我们”在用今天的口吻、词汇在描述过往的生活。再比如：“李勇的油腻，第一在于胖，第二是嘻嘻哈哈。其实胖和嘻嘻哈哈，都未必指向油腻，但两个合在一起，就会起化学反应。”这已经是直接使用当下热词描写过去的生活了。也有时，魏微会以更客观的口吻来描写。如：“她首先是端庄，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李庄人不知道这叫‘仪态’，总之看上去不大一样，很顺眼就是了。”“仪态”一词的使用者是谁呢？田庄？“我们”？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是一种更加超然的叙述语调。

要完成这样一部大作品，需要处理的难点和把握的平衡、均衡很多。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冒险。魏微显然对此有清醒的意识，并在创作上努力做到合理呼应。尤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大时代的沧桑巨变，如何恰切地结合为一体，这是必须从构思开始就要设计，过程中又随时需要精细处理的。需要小说家有清晰的构想，更需要高超的技艺。田庄很早就开始读到主流报纸，从而对天下大势有超乎常人的爱好与判断。同时，也为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努力寻找直接对位的理由。“一部改革开放史，无论怎样书写，……不可忽略的是无数个体的欲望。无数像孙月华这样的人，自1980年代初欲望就被唤醒……”“欲望是中国人心中一颗既幸福又不幸的种子，它在1992年发芽了，茁壮成长。无论是谁，只要有欲望，就会有人要求公平，就会有人绞尽脑汁利用不公平。”这些“理论”描述，本质上都是为小说里这种“大”与“小”的对接寻找理由和证据。

魏微的发力之狠还体现在小说人物故事的结局上。1970年出生的田庄，其生命终结于四十二岁。这种结局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已经有了“预告”，从而使故事讲述超出编年体的“体例”，具有了某种“共时性”的特征。我相信，英年早逝这一命运结局，魏微不是为田庄个人设计的。她要的不是对个人命运的唏嘘叹息。她是要让故事戛然而止，历史也由此画上句号。一个人生命的终结，也是一次凤凰涅槃，是一种对于新生的期待。历史的车轮当然会滚滚向前，新的生命每一天都在诞生，时代也会打开更加丰富多彩、复杂多重的画卷。这就像魏微本人的文学创作一样，只要写作的热情和决心在，一定会在未来打开更加广阔的世界。“一个人的编年史”可以有无穷尽的续篇，我们有理由期待魏微的不断呈现。